在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搅得无法安生的人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每当我国忆起那十年，经常怀有一番感激之情。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们把那相对的和平视为意外的礼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在那十年中，弥补一次大战和战后的艰难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幸福、自由与精神财富；于是我们发愤工作，但却带着比较轻松的情绪；我们四处漫游，进行各种尝试，我们重又发现了自己的欧洲、自己的世界。人们从来没有象在那十年里似的进行那么多的旅行—这是不是可以说，年轻人已忍耐不住，急于要弥补他们在过去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失去的东西抑或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必须在再次遭到禁锢以前及时冲出狭窄的天地在那个时间里，我也去过好多地方，只不过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时代同日而语罢了。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已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我到处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读者。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国家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这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更加广泛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我本着这样的思想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官演讲，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纪艺术风格的佛罗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米开朗琼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那里就座过—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洲—从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讲学途中发表演讲。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旅行；我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那些国家的最优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寻找他们：但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他们是不胜敬畏的，我从不敢给他们写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我跻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门外的社会圈子，我可以观光圣日尔曼城区的华丽建筑和意大利的高级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图书馆的出纳台旁有求于人，而是由图书馆馆长亲自把库藏的善本拿给我看。我可以在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古董商—如，费城的罗森巴克博士—那里作客，每当小收藏家们走过这些古董商的店铺时，总是目光羞涩。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奢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它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显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旧的旅行方式，每当我去巴黎，我就尽量避免在到达的当天通知象罗歇马丹杜加尔、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马塞雷尔这样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要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随便溜达溜达，就象从前当学生时一样。我重访原来的那些咖啡馆和小饭馆，让自己口味过去的青年时代；倘若我想写作，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诺或第戎这样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觉得，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是最舒服不过的事。

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在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别兴奋，也使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去往新的俄国。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前夕，我正写着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时我就为此行作准备了；可是战争的流血场面打断了我的计划，自那之后，又有一种顾虑妨碍着我的打算。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烃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地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宣传与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肖伯纳、威尔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纪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去访问过那个国家，当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样引诱着我，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我的书在那里流传甚广，不仅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我撰写了序言的全集，而且还有价值几个戈比的廉价小版本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当然，我肯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仍然有妨碍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个星期的一般性观察之前就公开表示赞许或者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先发表自己的判断。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

一丸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目的是要我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辞。我没有理由回避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是一次超党派的活动，从而使我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托尔斯泰作为非暴力的信徒，不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者。由于我写的关于他的书已有数万册在那里流传，我显然有权利谈谈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而且我觉得，如果所有国家的作家们都团结一致，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那么按照欧洲人的思想方法，这是一次重要的示威。于是我接受了邀请，而且对我如此迅速的决定也无需后悔。因为穿过波兰的旅程就已经使我大长见识。我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自己造成的创伤竟是那么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废墟的加利西亚地区的城市，现在都已焕然一新；我再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浴血奋战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得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剧院的杰出演员。到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因为如此兴盛的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列车从华沙继续向俄国的国境驶去。大地越来越平坦，沙上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车站，全村的居民们穿着各种色彩的乡村服装站在一旁，因为在当时，白天只有这唯一的一趟客车通过这里向那个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闭的国家驶去。因此，观看一趟联结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的洁净车厢，在这里便成了一件大事。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终于到了。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宽宽的血红横幅，上面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一句口号，我不认识，有人给我翻译说，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这鲜红的横幅下面穿过，算是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诚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是沙皇时代的卧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因为车厢甚是宽敞，行驶速度也比较缓慢。我是第一次乘火车穿越俄国的国土，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陌生，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辽阔、空旷、令人略感忧郁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蓄着长胡须、一半象农民一半象先知的男人，用善良、爽朗的笑声向我们致意，头戴花巾、身穿白色短衫的妇女们出售着克瓦撕、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早就知道这一切的呢那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曾甩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为我们描写了民间生活。

那些穿着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们站在那里，显得憨态可掬，朴实得令人感动；列车里的年轻工人们，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交谈，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青年人具有的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得到了要竭尽全力的号召，年少气盛在他们身上奇异地复活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众的爱怜会在一个人的心中起到回忆的作用，那么我在列车上就已经对这些人的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产生了怜悯之情。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四天。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欣，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般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有围墙和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异风格，因而也是远古俄罗斯的风格。而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大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教堂里影影绰绰显现，而离教堂一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列宁遗体，刚刚整修过（我不知是不是为了欢迎我们），一边行驶着几辆洁亮的小汽车，一边都是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马车夫轻轻吆喝着，挥动鞭子驱使驾车的瘦小马匹。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在无产阶级的听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

郊区是一片老朽的旧房屋，象肮脏的、无人照管的老人，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已变得陈旧、衰颓、锈蚀，可是现在却想一下子都变得现代化、超现代化。正是由于这种怠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显得杂乱不堪。无论是在商店里，在剧场门口。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由于机构臃肿，因而效率极低，人们不得不到处等候。那些理应订出制度的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盛大的晚会原应该六点开始，可是到丸点半才开始，当我于深夜三点钟精疲力尽地离开大剧院时，演说者们还在滔滔不绝他讲下去；而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参加每次招待会和赴约时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中白自流去，而且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东张西望、注目而视、无休止的讨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某种热情，我觉得，那种俄罗斯人煽动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觉地抓住了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情和思想一起炽热地迸发出来。虽然不十分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动，但无疑和那种不安宁的新气氛有关，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已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具有胆识的诸侯们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恢宏，宫殿壮丽。但它同时又是《白夜》中阴霾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彼得堡。冬宫极其雄伟，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里面的景象，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穿着笨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子，诚惶诚恐地穿过从前皇帝们的殿堂，就象走到圣像前去似的，一边细看着那些绘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领着圆圆脸蛋的孩子们穿过大厅，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在向那些颇显拘谨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介绍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员指着某些绘画的纲部时，他们总是从沉重的眼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点可笑，就象到处见到的那样。因为要想让目不识丁的民众在一夜之间就能懂得贝多芬与维米尔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解这些艺术珍品的一方，还是力求要懂得这些艺术珍品价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么性急。孩子们在学校里画的可是最粗陋、最简单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椅上放着黑格尔的着作和素列尔的书（当时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还不怎么识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而书则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是呀，当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中型工厂并且期待着我们的惊讶之情时—好象我们在欧洲和美洲还从未见到过那类工厂似的，我们不得不经常袋出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应该发出赞叹之声。因为那些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与托洛斯基设想出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们微笑着称赞一番，而在称赞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这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象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情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

然而，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甚至在我们来此纪念的托尔斯泰的心灵中就没有在去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就象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挨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谛，即‘真理’。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的。确实，当我穿过在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时，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呵。那里有一张他曾写下不朽着作的写字台，而他却离开了它，为的是要到隔壁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鞋，去修理破旧的鞋子。那里有一扇门，那里有一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这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生活中的矛盾。那里有一支枪，他曾用它在战争中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庄园房子里，他生活中的矛盾症结，强烈地形象地呈现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那种悲凉的感觉已渐渐淡漠。

因为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过是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矩形土墩子，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他的孙女儿在墓前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时曾从一位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们半象游戏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树苗。只是到了晚年，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这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身后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的，而且由于那座坟茔简朴得令人心服，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这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象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里，就象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象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谁都可以来看他这块永眠之地，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

唯有人们的敬意守护着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后安息。通常人们总是时陵墓的壮观感到好奇，而在这里却以一睹坟莹的出奇简朴为快。风象上帝的喃喃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也许不知不觉地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个俄罗斯人—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斯特教堂里的墓碑，它们的气象都不及这座处在树林之中、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茔感人之深，因为在官上面只有风儿在絮絮低语，而坟茔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和那种有点盲目的飘飘然，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不久我认识到：因为他们是人，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好象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这就是他们认识到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我们看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时，也会眼睛炯炯有神地说：这是我们干出来的。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楼，裂着嘴笑着说：这是我们建造的。大学生课堂里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向我们迎面走来，骄做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书，这一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那一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那副骄傲的样子，就象那些书是他们自己着作似的。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观看他们的事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但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和我们象兄弟似的紧紧握手。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宅第里聚会，不仅有欧洲的作家、俄罗斯作家，而且还有通方斯族作家、格鲁吉亚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托尔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互相交谈，但都彼此明自意思。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站起身，朝我们的一个人走来，指着我们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再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然后抓住这位作家的手，使劲地握着，一边使劲地抖动，好象他喜欢得要把人家的所有关节都抖散架似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因难时期，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了一点东西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幅不值钱的旧版画；一本已经没法念的书，一件乡间的木刻。我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乃是因为我可以用在俄国多少年来早已见不到的值钱的东西进行回赠，如，一把老头牌剃胡保险刀、一支钢笔、几叠优质的自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时行李少得不能再少。

正是这种不用语言的激情使我们深为所动，我们在那里感觉到的过分热情在我们欧洲是从未见识过的，因为在我们那里还从未达到都是人民的境界。

每当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就会受到一次危险的诱惑，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上了当，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欢迎和被真正的群众所爱戴，他们议为一定得称赞一番那个政权，因为在那个政权下的人读了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和那么喜欢他们。是呀，礼尚往来，以心换心，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那是在一次大学生们的庆祝会之后，他们围住我，拥抱我，跟我握手。

我完全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高兴地望着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有四五个大学生陪着我国住处，整整一群人，里面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生，她把什么都翻译给我听。一直到我关上旅馆里自己的房门时，我才真正是一个人独处，说实在话，那是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处，因为在十二天中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围住我，被热情的群众拥来拥去，我开始朋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边。这时我发觉衣服里有沙沙的纸声。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来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但不是一封通过邮局寄给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拥抱或拥挤的时候俏悄塞进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一封写得非常巧妙、通情达理的信，它虽然不是一名自俄写的情，但它是对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活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在那同志式的气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头煦帝国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我自己和迁就别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细节上今人感动和鼓舞，但在客观上下会有什么用处。所以当其他们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后，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热情地赞扬或者激烈地否定，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而且我以为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

当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经空了。我把能给掉的东西都分送掉了；他们送的东西，我只带回两幅圣像，后来我把它们长期装饰在我的房间里。不过，我给自己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见的。两年后，我和他在素伦托再次重逢，他是由于健康受到威胁而到那里去疗养的。我到他家做客，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我们那一次聚会本来就很不寻常。高尔基不会任阿一种外语，我又不懂俄语。按照各种逻辑，我们必然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或者借助我们尊敬的朋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的翻译才能得以交谈。可是高尔基真不愧为世界文学中一位最具天才的叙述家。叙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置身于被叙述的事物之中，把自己变成为被叙述的对象。通过他脸上的各种表情，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却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样子，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的面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身材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很可能想到田里的农民，马车上的马车夫，小鞋匠，无人管教的流浪汉—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罗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现。人们在大街上可能会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不会注意到他的特点。只有当你坐在他的对面和他开始叙述什么的时候，你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无意之中就成了一个他所要描绘的人。今天我仍然记得，他是怎样描述一个他在游历则遇到的疲倦、年迈的驼背人—在别人给我翻译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脑袋一耷拉，双肩垂下，跟神阴郁、倦怠，而他开始叙述时，蓝眼睛却是明亮有神，声音颤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而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他立刻就会放声大笑。他轻轻地向后倚靠着，额角闪烁有光，听他讲话真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他讲述的时候，一边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描述与之有关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态，还是他倾听别人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显得朴买而又自然。有一次晚会上，他乔装一个贵族，腰间佩着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极了。他眉毛飞扬，器字轩昂，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虑一道严峻的诏书，可是当他不一会儿把化装衣服脱去时，他又笑得象一个农家少年那样纯朴。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是他依然活着，这原是违背医学规律的。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坚强的责任感使他继续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写体着述他的长篇，回答他的祖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向他提出的千百个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见到了俄国，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与今天的俄国，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厚、坚强、深沉的心灵。在那些年月，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曾愿意改天换地，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在当时他仍然犹豫是否要完全投靠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

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年月，每个星期都有决定，而那些决定跟他这样的人是不合拍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证人—那一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船在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进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芽着漂亮的制限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自己那对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有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的伺胞情谊的思想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理该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宅前，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了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得非常严厉。对他们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一踏进那座美丽舒适的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生活得简直象资产阶级。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呢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不过，基本上说来，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他们无非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地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却从来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兴高采烈。可是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钟我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粑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我也许文会知道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了。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不过，高尔基把他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之为流亡，是不对的。他每天都可以回国，事实上他也回过国。他不象梅列日科夫斯基似的，我在巴黎遇见过这个悲剧性的愤世嫉俗者—书籍被禁止，本人被驱逐；他也不象今天的我们，按照格里尔帕策的美妙的说法，我们对两边来说都是外国人和没有祖国，我们说的是他国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一个真正的流亡者不是象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我在以后几天里在那不勒斯拜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流亡者，他就是贝内代托克罗切，他曾当了数十年青年人的精神领袖，他曾作为参议员和部长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一直到他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但这并不能使那些强硬派们满意，他们要制限他的反抗，必要时甚至要对他进行惩戒。

那些大学生们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他们今天到处成了反动势力的急先锋，他们冲击他的住宅，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户玻璃。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外表更象一个愉快平民的矮胖人物，并没有彼吓倒。他没有离开那个国家，尽管接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他还是待在家中，躲在书籍的大墙后面，他继续以同样的观点办《批评》杂志，继续出版他的着作，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样的高，以致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在他面前也执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和与他信念一致的同志却完全被瓦解了。对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因为当局清楚地知道，他在自己的堡垒里，即在他满是书籍的书房里，谈话是直言不讳的。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空气密封的房间里，他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就象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一样。我觉得，在一座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消灭一个人的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后加到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还是要宽容得多，我不能不钦佩，这个已经年迈的老头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恰怜是那种反抗斗争使一个人变年轻了，要是我继续当着议员，我在精神上也早已变得懒散和不坚定了，我就容易老了。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和青年们不再围着我以来，我才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时，它们就会不断升级，就象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要归咎于我不愿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即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未遇见过国家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舒施尼克。这本来就是有意这么做的。据我从朋友们（他们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里获悉。墨索里尼是我的书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但是由于他曾主动地满足过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本该亲自去向他道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从巴黎寄来的快信，说一位意大利妇女有要事要到萨尔茨堡看我，希望我马上接待她。第二天，她就来了。

她对我说的事确实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个穷人家庭出生的优秀医生，是由马泰奥蒂出钱培养成材的。在马泰奥蒂—那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时，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再一次对这种罪行作出了愤怒的反应。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他的这位忠实的朋友是当时敢于在罗马的大街上公开抬着被害者的灵柩出殡的六名勇士之一，不久之后，他由于遭到刁难和威胁而流亡出走。但是，马泰奥蒂家属的命运仍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报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马泰奥蒂的孩子偷偷地从意大利送到国外。但他在于这件事的时候落到了密探或者捣乱分子的特务手中，他被逮捕了。由于一提起马泰奥蒂就会使意大利感到难堪，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他进行起诉，几乎不会对他构成太大的罪名。不过，那位起诉人却巧妙地把他同另一件同时发生的企周用炸弹杀死墨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于是这位曾在战地获得过最高奖赏的医生被判阶十年重犯监禁。

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年轻夫人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可能活不到这十年，我一定得为反对这个判决而做点什么，我一定得联合欧洲文学界的所有名人，大声疾呼地进行抗议。她请我予以帮助。我立即写信劝她不要搞什么抗议。据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所有这类舆论声明早已没有任何用处，我竭力向她解释：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界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国的萨科一万泽蒂案件中，来自欧洲的抗议完全是帮了倒忙。我恳切地请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事来，她这样做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从外界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也绝不会作出减刑的安排；即便他想这样做，也绝不能办到，但是我用非常诚恳的言辞答应她，我将尽量设法。正巧我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我在那里有一些能施加影响的好友。也许他们能悄悄地为她的丈夫说好话。

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办这件事。但是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早已变得噤若寒蝉。我刚刚说出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都立刻显出面有难色，都说自己没有办法，并且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找了这一个，又找了那一个。我回国时深感惭愧，也许那位不幸的女人以为我没有为她尽力呢。

不过，我也确有一条路没有试一试。现在还剩下一种可能性，那是一条直截了当的路，即：给那个大权在握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写信。

我这样做了，我写了一封真正坦诚的信给墨索里尼。我在信中写道，我不愿在信的开头写许多恭维话，我想开门见山他说，我不认识那个医生，也不知他的事件的详情。但是我见到过他的无疑是无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要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的话，那么，这惩罚的枷锁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么。

我绝不想指责判决本身，但我可以设想，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送到某个允许妻儿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岛屿上，这对那个女人来说不啻是救命之举。

我拿起这封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把它投进萨尔茨堡的普通信简。四天之后，驻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贻我来信说，墨索里尼阁下向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已经满足我的愿望和准备缩短刑期。同时有人从意大利发来一份电损，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判已执行，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笔一挥，亲自实现了我的请求，事实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在我一生当中，还没有一封信有象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兴和满足，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封信。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回到家乡看看也很有意思。在那风平浪静之中发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国味，那座拥有四万人口的小城市萨尔茨堡，正因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我才选择它为自己的定居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到了夏季，它不仅成了欧洲艺术家的大都会，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在第一次大战后最艰苦的几年里，为了帮助那些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们摆脱困境，马克斯赖因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了几场演出，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举行的那次称为为每个人的露天演出，那些演出主要是为吸引紧邻地区的观众；后来，他们又试着演出歌剧，而且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于是逐渐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员都怀着好胜心涌来，以便能有机会不仅在自己有限的国内观众面前，而且也在国际观众面前愉快地献艺。萨尔茨堡的各种艺术节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处的人，仿佛成了新时代的艺术表演的奥林匹克，各个国家都竞相到这里来展现他们最优秀的艺术成就，没有谁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国王和王公们、美国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诗人。还有假充内行的人，都在最近几年云集于萨尔茨堡。在长期不被人重视的小小奥地利的这座小城市里，能这样成功地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与音乐人才荟萃一堂，这在欧洲是空前的。萨尔茨堡繁荣起来了。到了夏季，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会不时遇到来自欧洲和美洲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寻求艺术的最高表演形式，他们穿着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身穿白色亚麻短裤和短上衣，妇女是一副阿尔卑斯山农妇打扮—身穿紧胸、褶腰的衣裙，不起眼的萨尔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服装的时尚。在旅馆里，人们争着订房间。到演出大厅去的汽车道上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就象从前去参加皇家官廷舞会的路上一样，火车站始终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也曾试图吸引这股有钱可赚的人流，但没有一座城市成功。

萨尔茨堡在那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

所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一下子也等于生活在欧洲胁中心。又是命运满足了我的一个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我们在卡普齐纳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所欧洲人的房子。谁没有到我们那里去作过客呢我们的宾客登记簿也许比我这纯粹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但是这本登记簿也和那所房子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落到了纳粹分子的手里。我们在那里和谁有度过美好的时刻呢我们曾从阳台上桃望美丽，静谧的景色，不知道就在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土住着一个要破坏这一切的人。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曾在我们那里住过，在作家中，我们曾友好地接待过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各布瓦塞尔蔓、房龙、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弗朗茨韦尔弗尔、盖奥尔格勃兰兑斯、保尔瓦莱里、简亚当斯、沙洛姆阿施、阿图尔施尼茨勒。在音乐家中，我们接待过拉威尔、理夏德施特劳斯、阿尔滨贝尔格、布鲁诺瓦尔特、巴尔托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着名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呢每年夏季给我们带来多少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呵！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登上了我们那陡峭的台阶，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友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后来有好几年时间，我是他排练时的最忠实的座上客，我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他为达到艺术上完美无缺的境地而竭尽全力，那种艺术上的完善在以后的公开音乐会上既显得象是奇迹，而又觉得非常自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排练时的情景，他的那些排练对每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榜样，促使他们不达完美无瑕的境地决不罢休）。我深切体会到莎士比亚说得真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而且，当我目睹各种艺术比赛时，我真庆幸我有和它们给下不解之缘的好运。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艺术和令人陶醉的风景交相辉映！后来，当我回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时候，我总是心情颓丧和抑郁不乐。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们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里冒着寒冷和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搏斗，这时我才感到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月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恢复了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虽然在那几年有许多着名的受人欢迎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但是当我独身自处的时候，在我周围仿佛仍有一群高贵人物神秘地和我在一起。那就是在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名人遗墨搜集本里收藏着的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们的手迹，我通过这种方法渐渐地把着名人物的踪影召来了。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但在以后的年月里，由于经验的积累，办法越来越多，更主要的是热情越来越高人这种业余爱好也就由单纯的一般收集变成有机联系的汇编，我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一项真正的艺术工作。开始之初，我象每一个新手一样，只追求把名字—名人们的名字搜集起来；后来才出于好奇的心理，收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断；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奥和最玄妙的。大自然不让人摸透造物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在这里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当一件作品突然变得非常成功时，那么，就连那位艺术家本人也不再记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也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词句是怎样变成诗行的，个别的单音是怎样变成千古流传的旋律的。对这种不可捉摸的创造过程能提供少许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亲笔手稿，尤其是那些涂涂改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这些初稿中逐渐形成的。收集一切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这些底稿—这些反复修改的原稿，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收集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更有意识的阶段。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也非常愿意花精力到藏匿得最深的地方去寻求这些底稿，同时这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我除了收集名人手迹之外，还收集全部有关写名人手迹的第二手书，以及业已出版的手迹本的全部目录。从数字上讲，我收集了四千多册有关书籍，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私人藏书，因为即使是商人们也不会把那么多的时间和热情倾注于一个专门学科。我甚至可以说，在那三四十年的搜集手迹的时间里，我成了这一领域里的第一个权威，我知道每一页重要的手稿，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是谁收藏着，是怎样转到它的收藏者手中的，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鉴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大多数专业人员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方面或者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里，我是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的。

尽管如此，我在收集手稿方面的雄心仍然有增无减。仅仅是反映成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满足。单纯扩大收集量也已不再吸引我，而是不断地精选，我在最后十年的收集工作主要是这方面，如果说，我最初曾满足于收集那些能反映一位诗人或者一位音乐家创作过程的手稿，那么，我后来的努力方向就渐渐地转到收集那些能表现一位艺术家处于创作鼎盛时期，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也就是说，我搜集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所写的任何一首诗的手迹，而是他的最优美的诗篇之一的手迹，而且尽可能收集一首不朽诗篇的手迹。在用羽毛笔或铅笔把灵感第一次形成世间的诗篇的最初时刻起一直流传到千古。我正是要从那些不朽之人遗下的珍贵手稿中收集他们为世界而创造的不朽之作。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

所以，我的收集工作从来都是接连不断的；一旦我找到一页更重要、更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页更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会把我收藏的任何一页已不太符合我的那个最高要求的手稿剔除掉、卖掉或者交换掉。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因为除了我之外，只有极少的人具有这样的知识、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有这样的经验去收集这些重要的手迹。所以，那些作品的最初手稿或者属于创造性的人类最有永久意义的文件草稿，搜集到最后，先是一皮包，然后是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的整整一箱子。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手头没有那些早已失散了的收藏品的目录，所以我只能随便列举几件收藏品—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在那些收藏中，有一张是达芬奇工作笔记的手稿，是他用向左倾斜的笔体书写的对素描的附注；有四页拿破仑用几乎不能辨认的字体写给他在黑沃利的士兵们的军令；那里有用大幅印刷纸印的巴尔扎克的一整部，每一印张上都有上千处字迹甚为清楚的校改，说明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幸亏因为一所美国大学需要它的照片复制品，从而把它保存了下来。）那里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鲜为人知的最初手稿，这部为他心爱的科西玛瓦格纳而写的手稿在《悲剧的诞生》发表之前好久就写成了；在我的收藏中还有巴赫的一部康塔塔、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咏叹调和一首韩德尔的咏叹调，韩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稀世罕见的，我总是找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手稿，而且绝大部分都找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肖邦的《巴尔卡罗勒》、舒伯特的千古流传的《致音乐》、海顿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的不朽旋律，在有些情况下，我甚至能做到：从收集一件具有独创性的手稿开始，扩大到收集能概括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于是，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十一岁时稚气未脱的手稿，而且还有他为歌德的《紫罗兰》所作的瞅曲手稿—这首不朽的歌是他歌曲艺术的标志。在他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现费加罗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小天使咏叹调，以及那些从来没有全文公开发表过的写给巴斯勒的十分粗鲁的和一首轻佻的卡农；最后还有一页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的《狄托的仁慈》中的一首咏叹调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也能勾画他一生的轮廓。从他九岁时的一篇拉丁文译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八十二岁时作的一首诗的手稿。在这中间有一大张他的顶峰之作的手稿，即《浮士德》的一张双西对开页的手稿；还有他的自然科学论文的原稿，许多诗作的手稿以及从他一生各不相同的阶段中选来的绘画手稿，从这十五件手稿中人们可以概观歌德的一生。但我收集的我最尊敬的贝多芬的手稿却不能全面概括他的一生。

我的发行人基彭贝尔格教授是我在收集歌德和贝多芬的手槁时的对手和竞争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收集的贝多芬的珍贵手稿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但是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凄凉的一刻—这是世界上没有一家博物馆能提供的，且不说我收藏着贝多芬青年时代的笔记本、他的歌曲《吻》的手稿和《哀格蒙特》乐谱片断的手稿。由于碰到一次好运，我得到了贝多芬房间里剩下的全部陈设，那些陈设是在他死后被拍卖，而由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购得，然后转让给我的。主要是那张大写字台以及藏在写字台抽里的他的两位恋人的画像：一幅是吉乌莉塔古西亚尔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尔德蒂伯爵夫人。还有那只直到他临终前还一直保存在自己床边的钱箱，那张斜面小写字桌—他卧在床上还一直在这张小斜面桌上写下最后的乐谱和书信；还有一绺从他临终床上剪下来的白色卷发、讣告信函；以及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洗衣单，可以拍卖的家具什物的清单，他在维也纳的全体朋友为他身后无依无靠的女厨莎莉而认购遗物的字据。由于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总是经常会碰上好运气，所以在我得到他房间里的一切遗物之后不久，我又有机会弄到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从那几幅同时代人的绘画中，我们知道，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贝多芬弥留之际，一位年轻的画家和舒伯特的朋友—约瑟夫特尔切尔想把垂死的贝多芬画下来，但是他被那位认为这是大不恭敬的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赶出了死者的房间。那几幅素描销声匿迹了数百年，一直到那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的好几十本素描手稿在布尔诺的一次小小拍卖中。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时，才突然发现在手稿中有那三幅素描。不知怎么一回事，好运接踵而来，一天，有一个商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对贝多芬在临终床上的画像真迹有兴趣。我回答说，我自己已经有了。但是后来才弄清楚，那张打算卖给我的手稿就是后来的丹豪塞的非常着名的贝多芬临终遗像的石版画。于是我把所有那些以视觉形式保留了那个值得纪念、真正不该消失的最后时刻的画像收藏在一起。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那些物品的占有者，而仅仅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期的保管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种占有的欲望、据为己有的欲望，商是要把那些珍品搜集到一起的心情，是把收藏当作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项收集工作本身，从总的长远的观点来看，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尽管已经收集到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是迟迟不整理出一份目录，因为我仍然处在初创时期，工作正在进行，且不够完臻，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经过一番考虑，我当时的想法是把那些独一无二的收藏品在我死后转变给一所能满足我特殊条件的研究所，也就是说、该研究所能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完善那些收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全部收藏就不会凝固僵化；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会在我身后五十和一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从而成为一种越来越完美的齐全的收藏。

可是对我们那一代历经磨难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后的事的。

随着希特动时代的开始和我远离家园，我的搜集收藏品的乐趣也就没有了。

再说，把一些东西保存在某处的安全性也不具备。有一段时间，我还把一部分收藏品放在保险箱里，放在朋友那里，但是后来我决心按歌德说的话去如果博物馆、收藏品和兵器库得不到继续充实的话，还不如把它们封存起来。我宁愿和我今后再也无能为力的搜集工作告别。临分手时，我把主要是我同时代的朋友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一部分收藏品送给了维也纳的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分我变卖给了别人，其余部分，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在乎了。我的乐起从此就一直在于自己的创作，而不再在于别人已经创作好的作品。我放弃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后悔。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新学会一种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诀别。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而年复一年地过去。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岑的人了。对萨尔茨堡那位老实巴交的白发邮差来说，那一天可晕一个倒楣的日子。因为在德国有这样一种庭好的习俗，一个作家到了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报纸上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所以那位老邮差不得不将大批的信件和电报从一级级陡峭的台阶上拖上来。在我打开那些信件和电报之前，我就思忖，那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看作是一个转折；我不安地回首过去，我已经走过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上奋进。我细细琢磨已经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想起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这阿尔卑斯山区、然后又到了那块缓缓倾斜的谷地，同时我心里又不得不这样想，那块谷地很可能是罪恶之薮，我没有什么可感激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待的多得多。传播媒介界—我正是藉助它们而得以发展，并且通过它们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童年的最大胆的梦想。岛屿出版社特地发行了一本我的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着作的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寿辰的礼物，它本身就已经象是一本书，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有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和马拉提文。传播媒介界还把我的话和思想用盲文、速记、各种外国的铅字与方言传播到人们中间，我的生存空间远远地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人物给成了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完美的演出；我可以游览和观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没有职务和职业上的羁绊，始终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还给他人带来乐趣！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呢到处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些书郁毁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那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那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我有朝一日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畏惧地想到过死，想到过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从未想到过我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填，没有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而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浪迹天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那是一块罪恶之薮。

象一个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责，我没有想到原来的那一班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后的邂逅中会突然脸色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在三四十年里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煞。我没有想到我当时自以为在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竟会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接近顶峰的时候竟又要我以力不从心的精力和交瘁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我庆祝五十寿辰的那一无，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是心满意足，从而也热爱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进行任何写作，我的已出版砌书籍也足够我生活。似乎一切都已得到，万事大吉。我早年在父母家中获得、尔后在战争中失去的那种安全感，又依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我还想得到什么呢不过，奇怪的是恰恰在我不知道还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却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内心中好象有什么东西（不是我自己）在发问：要是你的生活始终这样下去，始终这样一帆风顺，始终这样有条不紊，始终这样有收获，始终这样舒服和没有新的焦虑和磨难，难道果真就不错了吗这种优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难道不是更不符合你的本性吗我沉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那幢房子在那几年已完全按照我的愿望变得相当漂亮了。可是，难道我就应该始终在那幢房子里生活始终坐在同一张写字桌旁，一本接一本地写书然后坐等一笔又一笔的版税渐渐变成一位尊贵的先生，用礼俗端正的品行来维护自己的名声和着作和一切意外的事件、一切焦虑不安、一切危险隔绝难道我就应该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岁我心中继续这样梦想着，对我来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鲜的事，一些使我感到不安、焦虑但同时又能使我变得年轻的事，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些事将会促使我去从事新的、也许是比较危险的斗争。

是呀，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所以，我在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内心深处只有这样一种居心不良的愿望：但愿会发生一些能把我再次从那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拽出来的事，但愿会发生一些迫使我不象以往似的继续生活下去、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事。难道这是我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变得迟钝的表现抑或这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复为艰难的生活对此，我并不知道得很清楚。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的想法根本不是一种说得清楚的愿望，也肯定不是和清醒的意志有联系的东西。

它只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倏忽而亲的念头，大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念头，而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头。可是，驾驭我生活的那种神秘力量想必已觉察到我这一念头。驾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了我从来不敢大胆奢望的许多东西。担它当时已顺从我的意愿，举起自己的手准备把我生活的基不彻底粉碎，同时迫使我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种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