寞非由于在我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各种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若干世纪的事件，所以当时的时间过得要比今天快还是因为只埋头于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以在我青年时代最后几年（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发生的事使我今天的记忆相当模糊当时我写作和发表作品。在德国，人们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戏的名声也到了园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对者—如果要想更确切地说出某种变化的话。帝国的所有各家大报都可供我使用，我不必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我今天心里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写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当年的一切抱负、优虑、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个时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变了我们的眼光。倘若我是在几年以前开始写这本书，那么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见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沙洛姆阿施、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和法朗士谈话实在是轻松愉快的。这位老先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但却以一种非常严肃和难以形容的高雅姿态）。我可能会记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诸如古斯塔夫马勒尔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的首演，《蔷蔽骑士》在德累斯顿的首演，卡尔萨温娜和尼任斯基的首演，因为我作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客人是艺术界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是用我们今天对重要事情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看，这一切都不足挂齿，这一切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属于后者的人们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他是一个在那最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友好关系是一种诚挚的老关系了，这种关系是以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还要牵连到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就受到过哈尔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进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喉舌或者挡箭牌。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弄下台，促使奥伊伦堡事件的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面前颤抖。

但是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仍然是戏剧和文学。一天，《未来》月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来，但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也十分洗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该周刊的固定作者，写信给哈尔登，问他：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有读到过如此言简意赅的格言。回信不是哈尔登写来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写来的，从他的来信和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世界（借用让保尔的一个词来说）的新型商人之一。

他在信中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对他文学尝试的赞许。虽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岁，但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否真的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他说，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方面。而我则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后我到了柏林，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答话显得有点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真不凑巧，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到南非去……我插进去说：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吧。但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吞吞地说：不，您等一下……让我想一想……今天下午我有几个会要参加……晚上我得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乐部去参加一次晚餐……不过，您可以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行吗我说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六点钟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国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件事充分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位忙碌不堪的人总是能腾出时间的。我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见到过他，而且在洛迦诺会议之前，即在他被暗杀之前几天，我还和他一起乘坐一辆小卧车驶过大街，他就是在那辆小卧车里和在那条大街上被人暗算杀害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时候都能毫不费劲地从这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因为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仪器，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

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仿佛在念着一张看不见的讲稿，然而每一句话又是说得那么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纲。他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象他说德语一样清楚明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使他难堪，他也从来不需要为了某份材料进行特别的准备。当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养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这种迷人的头脑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彻的同时，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觉。譬如说，在他的宅哪里，家具是最最讲究的；挂的画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预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宅邸犹如一座博物馆。住的是从前路易丝女王的豪华府第，里面秩序井然，干净得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要我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尽管他头脑非常冷静，但仍充满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

每当我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时，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学和了解世界，但他们对自己完全充满自信。我总觉得，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的职业是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却愿意搞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去卖弄基督教；他用国际主义的眼光考虑问题，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着一种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不过，他又深知这位皇帝的各种弱点和自负；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虚荣心所左右。所以说，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只是一种鸦片，用来掩饰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摆脱内心生活最深处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当德国军队崩溃以后历史赋予他最艰巨的任务：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使之有生存的能力。只是在这种身负重任的时刻，他蕴藏的各种巨大潜力才一齐迸发出来。由于天赋的才干，由于他献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欧洲，他使自己成了名重一时的人物。

和他谈话，使人振奋，开阔眼界；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这种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大到当代的历史，应该归功于他；除此以外，我还应该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因为你不必紧赶慢赶。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这一句偶然说出来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决定立即按他的建议办。

印度给我的感觉，要比我想象得可怕忧郁，那里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没有欢乐的麻木神情。那种悲惨的生活和常常是极其单调的景色使我感到吃惊。而最使我吃惊的是，顽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就尝试到了。有两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姑娘乘坐在我们船上，乌黑的眼睛，苗条的身材，谦虚文雅，非常有教养、有礼貌。可是我第一天就注意到，她们有意躲避别人，或者说，她们被一道我看不见的界线隔离开来。

她们不跳舞，不与人交谈，而是坐在一旁，读着英文或法文书籍。只是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她们回避英国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国人躲着这两个欧亚混血儿，尽管这两个漂亮姑娘的母亲是法国人，但父亲是一位波斯血统的印度大商人。当她们在洛桑上寄宿学校和在英国上女子家政学校时，曾度过了和别人完全平等的两三年。可是一旦坐到这条开往印度的船上就立刻受到这种冷冰冰的不露痕迹的社会歧视，而且并不因为这种歧视不易被人察觉而显得不残酷。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种狂热鼓吹种族纯粹的偏见象瘟疫一般危害我们这个世界，其后果之严重不亚于上几个世纪的真正瘟疫。

通过和这两个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顿时变得敏锐起来。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欧洲人出远门旅行时，譬如说到锡兰的亚当峰去，必然要有十二至十四个佣人陪伴，宛若一个白肤色的神，其他一切均在他的尊严之下。

我是带着几分惭愧的心情享受这种对欧洲人的敬畏的—其实，这种敬畏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早就不存在了。我们在自己乐融融的和误以为安全的欧洲是根本不敢想象会对欧洲人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我摆脱不掉这种可怕的感觉：未来的数十年和几个世纪必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我亲眼目睹了上述这些景状，所以我看到的印度，并不象皮埃尔洛蒂所描写的那样：给它涂上一层颇具浪漫主义的粉红色彩，而是一个令人警觉和注目的国家。

当然，这不是指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喜马拉雅山的风光在我这次旅行中给我感受最深的便是这些；而是指那些我新认识的人，那些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些人和一个作家在欧洲内地通常遇见的完全不同。当时，人们的生活部还比较节俭，还没有组织象厨师这类人出去谈游的事，所以凡是走出欧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是他的那种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绝不会是一个眼界狭小的小商贩，而必定是一个巨贾；如果是医生，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袭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去从事开拓的征服者，他们敢于旨险、慷慨豪爽、毫无顾忌，纵然是作家，也是一个好奇心较强的人。当时，在旅行中还没有收音机可供消遣，所以在我旅行的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从和那另一种类型的人们的交往中知道了许多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读一百本书。我远离了祖国，我内心评判事物的标准也随之改变。我在国国以后开始把某些我早先认为并非目光短浅的事当作孤陋寡闻来看待，而且，我也早已不再把我们的欧洲视为是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时遇到的各种人物中，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尽管不是公开的、朋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驶的内河轮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他当时正作为德国武官出使日本。他的细长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钧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们有过来往，那是一些友好、热情和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而穿上军装，企图在服役中替自己寻找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的书香门第。其父曾发表过不少诗作，而且我相信还曾在大学里当过教授；同时，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渊博。他当时的使命是去实地考察日俄战争，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身上再次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话，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的各种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双简望远镜细细观察着每一处地方，记日记、写报告，查辞典。我难得见到他手里不拿一本书。作为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还善于表达。我在谈话中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东方之谜。在我回国之后，我仍然和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且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两地进行互访。因一场严重的肺病，豪斯霍费尔在达沃斯或者阿洛沙呆了一年；由于离开了军队，反而促使他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便又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时，我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了他。我完全能够设想，他必定痛苦万分，因为他在战胜国之一的日本有许多朋友，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参与建立德国强国地位的工作，说不定还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之一。

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但在那次新的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懂得其中更深的意思—事情经常是这样。我真诚地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要仔细研究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奇特现象，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首创的，我也只是按照施本格勒的意思，把它理解为时轮回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唤起的一种和时代有关的、变化无常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求更仔细地研究各民族的各种个性和建立一种学术性的常设指导机构，在我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以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的着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籍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我所听到的各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反应，也都说他的讲课非常有启发、有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可是当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用一种不言而喻的腔调对我说：哎，您说的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异得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因为第一，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的出身，根本谈不上种族纯；从而使他的两个（非常有才华和讨人喜欢的）儿子也完全经不住纽伦堡的犹太人法；此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以自己最最狭隘、最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不过，鲁道夫赫斯曾是豪斯霍费尔的学生之一，是他在豪斯霍费尔和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是很少采纳别人的思想的，但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为之效力，因此，他就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从来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伪善地隐藏起来，而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裸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由于希特勒在确立自己目标的时候把生存空间的理论进行了祸及世界的彻头彻尾的篡改—最初还严格限于国家和种族纯粹的目标，后来则蜕变成这样一个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是整个世界—我不知道豪斯霍费尔对此是否知道和有意—于是，我的那位旧日的旅伴今天不得不承担罪责，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象先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据我所知，豪斯霍费尔本人在纳粹党内从未获得过显要地位，也许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躲在幕后、想出最最危险的计划和给元首种种暗示的精灵般的谋士—就象今天善于耍笔杆的新闻记者似的。然而，毋容置疑的是，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也许后世会比我们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届时才能对他这个人物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

在那第一次海外旅行之后，过了一些时日，接着便是第二次到美洲去的旅行。这次旅行的意图也无非是见识见识世界和看一看我们自己未来的一角。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远涉重洋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挣钱或是贩卖美洲的新闻，而是纯粹为了把自己对这块新大陆的相当没有把握的想象和现实印证下。我相信我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我对那块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样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美洲对我来说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节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在我远渡重洋以前，我再次了那伟大的《卡美拉多》的连篇累牍的长行诗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进曼哈顿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欧洲人通常有的那种傲慢感情，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襟。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当我在旅馆里第一次问门卫我想去看一看的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时，我的这一要求显然使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感到非常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哩。

纽约给我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有着迷人的美丽夜景。当时，泰晤士广场边上还没有灯光照射、水花四溅的人工瀑布。

城市上方还没有梦幻般的星空—这是由夜间数百万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真正的繁星相互交辉而成的。市容和交通还缺乏今天这样大胆的宏伟设想，因为新的建筑艺术还仅仅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中进行尝试，而且还相当没有把握。

陈列橱窗和装演方面争奇斗妍的局面还刚刚开始。不过，从始终在微微摇晃的布鲁克林大桥向港口了望和在南北方向道路的石谷处徒步行走，倒也足以使人开眼和兴奋。当然，两三天之后，这种兴奋便会让位于另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极度的寂寞感。我在纽约无所事事。而在当时，一个没有事干的人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也千万别去纽约。因为那里还没有可以让人消磨一小时的电影院，还没有方便的小型自助餐厅，也没有象今天这样众多的艺术商店、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化生活方面比我们欧洲落后得多。当我在两三天之内老老实实地看完了博物馆和重要的名胜以后，我就象一条没有舵的船在刮风、结冰的街道上打转转。我在街上游来荡去，百无聊赖；那种无聊的情绪终于使我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来加以摆脱：想个窍门把穿街过巷的蹓跶变得更引人—些。也就是说，我发明了一种自己玩的游戏。由于我在纽约完全是一个人到处瞎逛，我假设自己是一个出走他乡的人—就象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不知干什么好，而且身上仅有七美元。我心里想，他们不得已干的事，我倒完全可以自觉自愿去干。我对自己说，你就这样设想：如果你至多三天以后就必须去挣钱来糊口，那么你考虑一下，你作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国人在这里怎样能尽快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事！于是，我开始从一个职业介绍所转悠到另一个职业介绍所，琢磨贴在门上的各种广告。有的地方要找一个面包师，有的地方要找一个必须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临时抄写员，有的地方要找一个书店伙计，对假设中的我来说，这最后一个位置才算第一次碰上机会。于是我爬上三层回形铁扶梯，打听能挣多少钱，同时把这工资额和登在报纸广告上的租一间布朗克斯区住房的价格作比较。经过两天的寻找职业，我在理论上已经找到了能够维持我生活的五个位置。这样一来，我比纯粹的闲逛更能确切地知道在那个年轻的国家对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来说有多少活动范围、有多少机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还用这样逛大街的办法从一个代理处到另一个代理处，通过自我介绍，亲眼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神圣自由亦办事过程中是怎么回事。没有人问我的国籍、宗教信仰和出身。也就是说我到处走动都不必带护照—这对我们今天这个处处要盖手印、要有签证和警察局证明的世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那里却有工作，并且正在等待着人，唯有这件事决定着一切。在那个已经变成传奇般的自由的时代，签订一项合同在一分钟之内即可办成，没有国家、贸易联盟和繁琐手续的干扰。借助这种寻找职业的方法，我在最初几天所了解到的美国，要比我后来逗留的全部时间都要多—我在后来几周作为惬意的旅游者徒步漫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顿，我在查尔斯莱夫勒家度过了社交的几小时—莱夫勒曾为我的几首诗谱过曲。其他地方，我始终都是一个人。仅有一次，一件意外的事打破了我的这种完全隐姓埋名的生活。我今天还清楚记得那一刹那。那是在费城，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街漫步，我在一家大书店门前站住，为的是至少在那些作者的名字里看一看有没有我认识的和已经熟悉的。突然之间，我惊呆住了。在那家书店的橱窗左下方陈列着六七本德文书，而其中的一本，跳入我的眼帘的，却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象着了迷似地注视着，开始沉思起来。我在这异国的街道上踯躅，不认识路，而且似乎也没有目的，在这星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重视我。

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我竟已和原来的我相遇在一起，为了让我的这本书用十天的时间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想必那位书商一定会把我的名字记在一张纸条上。我的孤独感顿时消失，而且当我两年前再次在费城行走时，我情不自禁地不时寻找着这种陈列橱窗。

到旧金山去的心情，我是已经没有了—当时那里还没有好莱坞。但是我至少能在另一个地方目睹太平洋的景色—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自我童年以来，由于那些最初的环球航行的报道，太平洋一直使我着迷。再说，我当时观看太平洋的地方今天已经消失；那块地方今天再也见不到了。那块地方是当时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所处位置的最后几个山丘之一。我是乘一艘小船向下行驶，绕道百慕大和海地到达那里的。我们那一代由维尔哈伦培养起来的诗人们对当时的科学技术奇迹也是十分赞赏，热情之高，正如我们的先辈对待罗马古文化一样，但在巴拿马看到的一番景象是令人难忘的，由机器挖掘出来的河床，一片蒲黄，即使带着墨镜，仍非常刺眼；到处是成群的蚊子，密密麻麻，死于蚊子的尸体埋在公墓处，一排接着一排，没有尽头—开凿巴拿马运河可谓是一种残忍的欲望。死于这项由欧洲开始和由美洲完成的工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呵！这项工程经过三十年的种种灾难和绝望到那时才总算成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的闸门扫尾工作了，然后，只要用手指一按电钮，相隔了千万年的两个大海的水便会永远汇流在一起。不过，我是那个时代最后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感觉到历史上两个大海仍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之一。目睹了美洲这一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的美好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