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的世纪已生活了十年，我也已看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现在，我开始怀着一种新的、更有意识的愉快心情米看待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那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希望欧洲的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因为我们都以为已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实际上，燃烧世界的战火已在临近，火光已经出现。

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是在各种灾难、毁坏和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几乎每天都会爆发，而我们那些当时的年轻人自世纪之交以来就一直对世界上的人充满信任，也许向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

在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城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们一九○一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休己从一座首都变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而一九一○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只要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

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连我们这些作家也能从书籍的出版量上觉察到：书籍的出版量在那世纪之初的头十年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到处都在前进。谁敢做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会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会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除了几个已经老态龙钟的自发老人以外，没有人象从前那样为了美好的旧时代而叹惜。

而且不仅仅是城市，人本身也由于体育运动、较丰富的营养、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和自然的更密切的结合而变得更漂亮、更健康。早先，一到冬天，便是荒凉萧索的季节，人们无精打采地在客栈里玩牌或者在暖烘烘的斗室里无聊地打发日子。而现在，一到冬天，人们发现山上太阳光可以滋润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肤。而且山区、湖泊、大海也不再象从前那样离得那么遥远。自行车、汽车、有轨电车已经把距离缩短了，赋予世界以新的空间感。一到星期天，只见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耀眼的运动衫乘着滑雪板和雪橇沿着雪坡嗖嗖地向下滑行。到处兴建体育馆和游泳池。而且人们恰恰在游泳池里能够清楚地看到那种变化；在我年轻的年代，往往以脖子粗、胸脯瘪、挺出大肚子来表示长得真正健壮，而现在则互相比身材是否经过体育锻炼变得灵活、肌肉发达；皮肤是否被太阳晒成棕色。当然，这种比赛是文雅凤趣的。

除了极端贫穷的人以外，已没有人在星期天呆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赛，去学各种体育项目。凡是度假的人都出远门，而不象我父母亲的那个时候，放了假，只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或者至多到萨尔茨喀麦尔古特去玩。人们已经对整个世界发生兴趣，想看一看是不是世界到处都这样美，想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更美的地方。从前，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见到过外国，而现在，银行职员和小工商业者也都到意大利、法国去旅行。固然，出国旅行比以前便宜了，也方便多了，但最主要的是，人们心中的那种新的勇气、新的敢闯精神使他们在旅游方面更有魄力，而在生活方面不再那么节约、那么谨小慎微—是呀，当时人们已对自己的谨小慎微感到不好意思。

整个一代人都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富于青春气息，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自豪，这一点和我父母亲那个世界刚巧相反，首先是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消失了，然后是年纪大的人仿效他们刮去自己脸上的胡子，为的是不愿让自己显出老相。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而不再老成持重。妇女们抛弃了束胸的紧身衣，也本再用太阳伞和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她们把裙子裁短，以便在打网球的时候两腿能更好地活动；当她们露出长得丰满的部位时，也不再表现出羞涩。风尚越来越变得合乎自然。男人穿着马裤。女人敢于坐在男式马鞍上；男人和女人不再互相遮盖什么和隐藏什么。世界不仅变得更美丽，而且也变得更自由了。

在我们之后出生的新的一代在风尚习俗方面也赢得了这种自由，他们生活得健康和充满自信。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姑娘们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和年轻的男朋友运动和一起出去郊游，表现出公开的、自己能作主的友情；她们不再羞涩害怕和忸忸怩怩。她们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和不想要干什么。

她们摆脱父母那种出于担心的监督，自己去赚钱过日子。有的当女秘书，有的当女职员，她们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卖淫—旧世界唯一允许存在的色情交易，大大地减少了。由于这种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一套玩意儿早已变得不合时宜。以前在游泳池里强行把男女分开的厚木板已不断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于露出自己长得怎样。在那十年里重新争得的自由、大方、无拘无束，胜过以前的一百年。

因为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现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事该有多少呵！

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而且，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时，各个国家第一次感觉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当齐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而且恰巧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里看到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底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飘荡的飞艇好象要向这千年的教堂鞠躬似的。晚上，我在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了根坠毁。维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非常激动。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因此，他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同样，也为我们共同遭受到的考验而分忧。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即欧洲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开始形成。我们心里想，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象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这种感情的高涨就象飞机的腾飞一样引人入胜。有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在欧洲互相充满信任的那最后几年，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会真空，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振荡和脉搏，空气不知不觉地会把时代的脉搏传到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大脑，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汲取了力量，而且由于集体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也都大大增加。也许我们当时象今天的人一样并不知道那股把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强大，有多保险。最终是事与愿违。不过，只要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时代的人，今天都会知道，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倒退和乌云。

但它当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它象限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那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向我们的心脏袭来。然而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不胜欣喜的事同时也包藏着危险。当时袭击着欧洲的那种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各方面的繁荣也许太快了，欧洲的国家和欧洲的城市也许强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法国已财富充溢，但它还要敛取更多的财富，还要一块殖民地，尽管它原来的殖民地已使它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口。为了摩洛哥它差一点大动于戈。意大利指望着昔兰尼加。奥地利要兼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而德国，暂时还被排斥在外，但已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欧洲国家到处都显得怒气冲冲，剑拔弩张。同时，为了有效地达到内部的巩固，好象细菌传染一样，扩张的野心开始到处膨胀。赚足了钱的法国工业家向同样养得肥肥的德国工业家攻讦，因为两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要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的农场主要和塞尔维亚的农场主对着干。这一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景气使双方所有人象发了疯似的，想攫取更多的财富，贪得无厌。当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要进行大战，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为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四十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却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点什么。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情绪：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在最后一分钟吓退。于是外交官开始玩弄起彼此恫吓的手腕。

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是玩弄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手段。不过，同盟国和协约国内部的联系却愈来愈密切，愈来愈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实行了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限。多余的力量最终必然要发泄出来；而巴尔于战争的征候则表明，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转移。

那时虽还没有一片惊恐，但却始终郁结着一种不安。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就会感到轻微的不快。难道战争果真会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和目的的情况降临到我们头上吗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十分缓慢—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全党，有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老—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教皇领导下的强大的天主教组织；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有少数几个反对秘密勾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对战争的行列，诚然，象通常一样完全是单枪匹马；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惜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因为由于我们自己的乐观主义，我们在思想上还根本没有看到战争这个问题，没有看到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在当时社会名流撰写的重要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专门谈到战争的或者大声疾呼地告诫人们。我们以为，当我们用欧洲的方式进行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对于时局我们只能发挥间接的影响）宣传这样的理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方式增进谅解和思想上的团结，这就够了。而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对这样的欧洲的想法最为拥戴。我看到在巴黎有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的朋友巴扎尔热特的周围，他们和老一代的人不同，他们反对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雷内阿科斯、让里夏尔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组织修道院文社，然后是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种正在到来的欧洲主义的热情的先驱战士。欧洲一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毫不动摇地、抱着憎恶的态度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以前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思想坚定、富有才华的青年。在德国，是弗朗茨韦尔弗尔和他的世界的朋友—雷内席克勒一起为促进相互谅解而热情地工作。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在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的和睦。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致意的是朱塞佩安东尼臭博尔杰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也不断传来鼓励。

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曾写情给我说：请到我们这里来吧！给那些想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们看一看，你们在奥地利的人是不要战争我们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但是我们如此相信理智本身同时也是我们唯一的过错。当然，我们没有抱着足够的怀疑态度观察眼前的征兆，然而，不将信将疑，而是充满信任的态度，难道不正是真正的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信任饶勒斯，我们相信社会党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伴当作炮灰运到前线去以前就会把铁轨炸毁。我们期望着妇女们将会拒绝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去当无谓的牺牲品。我们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义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

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再则，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位能把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来的组织者。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个提醒大家警惕的人，只有一个高赡远瞩的人；而最奇怪的是，他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却长期对他这一位命运安排他要成为我们领袖的人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最后时刻才发现他—这是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机遇之一吧。再说，要发现他也很难，因为他住在巴黎远离闹市的地方。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写一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那么他将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纸上大肆吹捧的可以想得起来的诗人和名字中间恰恰没有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们名字的时候进行错误的联系。自一九oo年至一九一四年，我从来没有在《费加罗报》和《马丁报》上看到过有人提起诗人保尔瓦莱里的名字。

马赛尔普鲁斯特是作为沙龙里的小丑。而罗曼罗兰则是作为知识渊博的音乐学者。他们几乎都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小有名气，而他们的伟大作品却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猎奇、文学艺术最发达的城市里悄悄完成的。

我及时地发现了罗曼罗兰，纯属偶然。一位在佛罗伦萨的俄罗斯女雕塑家邀请我去喝茶，为的是要给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时也想给我画一张速写。

我准时在四点到达。却忘了她是一位俄罗斯人，对于时间和准点是十分超脱的。一位老奶奶—听上去，是她母亲的保姆—把我引进她的创作室，请我在那里等候，创作室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总共放着四件小雕塑品；两分钟之内我就看完了。于是，为了不致自白浪费时间，我抓起一本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抓起随便放在那里的几份期刊《半月刊》，我记得我以前在巴黎听到过这种名称的期刊。不过，谁会自始至终去注意这种小小的杂志呢这种杂志作为短命的理想之花，一会儿全国到处都是，一会儿又消失。我翻到罗曼罗兰的《黎明》那一本，开始起来。而且越读越感到惊讶，越读越有兴越。这位如此了解德国的法国人是谁呢不一会儿，我倒真感谢那位大大咧咧的俄罗斯女士不准时。当她终于姗姗来迟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位罗曼罗兰是谁呀她也说不清楚。只是当我搞到其余各卷之后（那部作品的最后几卷当时正在产生过程之中），我才知道：现在终于有了一部不仅为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为一切欧洲国家服务的书，一部为增进欧洲国家团结的书；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位诗人，他表现各种道义的力量：对于爱的理解以及要想得到这种理解的真诚愿望、经过检验和甄别的正义、对艺术相互联系的使命的令人鼓舞的信任。当我们在为小小的声明分散精力时，他却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表现各族人民的禀性，指出各族人民最可爱的特殊个性何在。它是在当时正在完成的第一部有意描写欧洲的，它第一次提出决定性的号召：建立欧洲的和睦关系，由于深入广大群众，因此它所起的作用胜过维尔哈伦的赞美诗，比一切传单和抗议都更有力。我们大家在无意识之中所希望的、所渴求的，已在默默无闻之中完成。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听他。我记着歌德的话：他学习过了，他就能教我们。我向朋友们打听他。维尔哈伦说，他能记得起来的是那出在社会党人的人民剧场演出过的《群狼》。巴扎尔热特也只是听人说过，罗曼罗兰是一位音乐学家，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书。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卡片里找到了罗曼罗兰写的十二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着作、七八出戏剧；所有这些着作都是由几家小出版社或者由《半月刊》出版发表的。最后，为了取得和他的联系，我寄了一本我的书给他。他不久就来信把我请去。我们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除了我和弗洛伊德与维尔哈伦的友谊以外，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是我一生中收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我的道路的友谊。

一生中记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强。所以，我今天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访问罗曼罗兰的情景。那是座落在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的一幢不显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层狭窄的盘旋扶梯，在他的寓所门前，我就已感到一种特别的宁静，窗户下是一座古老寺院的园子，除了听到风儿吹拂树叶的簌簌声，几乎听不见林荫大道上的闹声。罗曼。罗兰替我开门，并把我引进他的那间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小小斗室。我第一次看见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是我有生以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谈话过程中，那双眼睛把内心最深的感情色彩和热情表现了出来，同时又暗暗隐藏着悲哀。当他沉思的时候，目光仿佛变得更加深邃，当他激动的时候，便闪耀着光辉；由于读书和熬夜，眼睛显得有点过度疲劳，眼圈微微发红，唯有那一对瞳孔在侃侃而谈和兴高采烈的时候能奇妙地放射出光芒。我打量着他的身材，心中有点害怕。他长得非常高，又非常瘦，走起路来屈着一点身子，好象在写字台旁度过的无数时日已把他的脖子弯曲了。他的脸色非常苍自，瘦骨鳞峋，看上去体弱多病。他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好象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似的。他几乎从不散步，吃得也很少，不抽烟，不喝酒，避免任何体力上的紧张，可是我后来发现，在他苦行主义的躯体内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耐力呵！在那似乎十分虚弱的背后具有何等的精神劳动力呵！

我不得不钦羡不已。他在那张堆满纸张书籍的小小写字台旁一工作就是几小时。他躺在床上看书也是一连几个小时。他给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的肉体的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他允许自己松弛一下的唯一事情，就是音乐。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柔和的指法抚摩着琴键，好象他不是要从中弹出声音，而仅仅是要引出声音。我以前在很小的范围内听到过马克斯雷格尔、费鲁乔布索尼、布鲁诺瓦尔特演奏钢琴，但是没有一位名家有象罗曼罗兰似的给我以和所热爱的大师进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使人折服。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掌握一切国家和时代的问题。他知道音乐中的每一个节拍，即使象加卢皮和特勒曼的最最生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乐家的作品，他也熟悉。同时，他积极参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那问修道士式的简朴的斗室就象一间照相馆的暗室，里面反映着现实的世界。从人际方面讲，他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伟人都很熟。他曾是乔治勒南的学生，是瓦格纳家里的客人，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给他写过那封着名的信，他承认自己真心地赞赏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的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多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每一个人都发挥作用，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的国家出发，用自己的语言。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他们这些人可比我们这些人没有顾忌得多。他说，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那种荒谬，而对荒谬的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充满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那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准备地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性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无非是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砺了情操。同样，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事先也能够干一些事情。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东西，介绍过我们邻邦中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整个德国，作旅行演讲。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和睦关系的象征：维尔哈伦—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伟大的德语抒精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因哈德争取到了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的诚挚、积极、感情冲动。

有时候兴奋起来，我们就飘飘然地以为，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一些文学家们的表示，它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尤其是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深感到自己正处在动乱地区的中心。一九一○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过了八十岁，这位早已成为象征的自发老人是不会再长期统治下去了。一种神秘的不祥情绪开始蔓延：在他死去以后，就再也阻挡不住千年皇朝的瓦解。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在国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有德国，正等待着爪分奥匈帝国。克虏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尔干半岛用外国的活人材料互相试验着自己的大炮，就象后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自己的飞机一样。巴尔干战争使我们陷于惴惴不安的急流之中。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断舒一口气：这一次，战争还好没有临到我们头上，但愿永远不要临到我们头上！话又说回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再现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那种心态不是表现在官方的正式事件之中，而是最早表现在细小的个人插曲之中。我要在这里插叙的正是这样一些生活小故事。老实说，我当时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但是我遇到的两件事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想到了战争，并且使我的心灵为之震颤。第一件事是雷德尔事件，这一事件就象历史上一切重要的幕后情节一样，鲜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可谓是一出情节十分错综复杂的间谍戏剧里的主人公。

我和他只是一般认识。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隔着一条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检察官在咖啡馆里把他介绍给我。这位看上去和蔼可亲、会享受的先生当时正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自那以后我们见面就互打招呼。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生活中间有多少秘密包围着我们，同时，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人又是了解得多么的少。这位上校从外表上看，象一名奥地利普通军官一样，但他却是帝位继承人的宠情，他被授予重要的职权，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和负责破坏敌人的谍报机构。一九一二年，当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作矛头指向对方的战争动员，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最重要的密件—进军计划却被事先出卖给了俄国，一旦真的处于战争状态，势必要给奥地利军队带来无法估计的惨败，因为俄国人事先就能知道奥地利进攻部队每一个战术行动的细节。这一泄密叛卖事件，使奥地利总参谋部一片惊慌。身为军队情报部门最高负责人的雷德尔上校受命要找出叛徒，而这个叛徒只要在最高层的极小圈子内就能找到。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信任军事当局的能力，于是它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要进行独立的调查，它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外，还要为此目的秘密拆开一切从外国寄来的留局待领的信件进行检查，而不必有所顾忌。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寄来的一封留局待领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奥佩尔巴尔。当那封信被拆开后，里面没有信纸，而是六张或者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的钞票。于是，这一可疑的发现很快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了一名密探到领信处的窗口，以便当那个来查问这封可疑信件的人一出现，就立即将他逮捕。

不过，眼下这出悲剧开始成为一件使维也纳人啼笑皆非的事。中午时分，那位先生出现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那位窗口的邮局职员立刻向那个密探发出秘密的报警信号，可是那个密探刚巧出去喝上午酒。而当他回来时，他只能听人说，那位不认识的先生雇了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向哪个方向驰去了。不过，维也纳入很快演出了喜剧的第二幕。在当时那个时代，出租马车是一种时髦、漂亮的两驾马车，马车夫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不亲自动手打扫车辆。因此在每一个停车场都有一个所谓清洁工干喂马和冲洗车辆的事。现在，幸亏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去的那辆出租马车的号码；于是，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岗哨都得到紧急报告：已发现那辆马车。那个清洁工还描述了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驶去的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正是我经常遇见雷德尔上校的地方。此外，还有人幸巧在车厢里找到一把小折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刀折开信封的。密探们迅速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飞奔而去。可惜人们所描述的那位先生在此期间又离去了。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们以极大的自信解释说，那位先生除了他们的老顾客雷德尔上校外，绝不会是别人，他刚刚国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

那位密探惊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了。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仅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也一下子弄清楚，为什么去年由他派往俄国的全部谍报人员都先后被捕和被判刑。一阵慌慌张张的电话联系开始了，最后，电话一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那里。这一场面的一位目击者曾向我叙述说，赫岑道尔夫在听到最初几句话后脸色刷一下变得象纸一样白。电话继续打进皇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在此期间，警察方面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是无法逃跑了。当他准备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向门卫交待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靠近他的身边，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就在这一刹那，雷德尔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动，只看到一张一张非常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脸，他们正监视着他，当他重新走进旅馆时，两名军官跟着他走进他的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轮枪。

因为在此期间皇宫内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对奥地利军队非常不光彩的事件。两名军官守卫在克罗姆塞尔旅馆的雷德尔房间前，一直到深夜两点。然后才从里面传来一响左轮枪的枪声。

第二天，各种晚报都登了一条简短讣告，宣布这位十分尽职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踪雷德尔的过程中，牵涉到许多人，以致这件事无法保留。人们渐渐地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这些细节揭开了雷德尔的许多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曾是一一个同性恋者，可是对此他的上司或者同伴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落入敲诈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这些敲诈勒索者最后逼得他走上这条绝望的路。现在，奥地利军队里是一片惊愕。大家都知道，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的生命，奥匈帝国将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只是到了那时刻，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才明白，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千钧一发的时刻。

第三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见贝尔塔冯苏特纳—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是一位出身于豪门的贵族，青年时代就在自己故乡—波希米亚的城堡附近目睹过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惨状。她抱着一种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完全杜绝战争。她写过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者的集会，她一生的胜利是，她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的炸药所造成的灾害。她当时非常激动的向我走来，就在大街上对我大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是非常安静、镇定自若的。她说：人们不明白现在发生的事。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再一次地把一切掩盖起来，对我们保密。为什么你们年轻人无动于衷这主要和你们有关！你们要起来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不要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去干，老太太的话没有人听。我告诉她我就要去巴黎。我说，也许我们真的能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为什么只说也许她着急地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坏过。战争的机器已经在运转。尽管我当时自己忧心忡忡，但我还是尽量宽慰她。

然而，恰恰是在法国，通过我自己在那里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使我回忆起来，这位老太太是多么有预见，她清楚地看到了未来，而在维也纳，人们很少认真对待她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到达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数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河徒步走去，岸旁风和日丽，可是到了晚上，也真叫累。于是我们决定在那座有点昏昏欲睡的城市图尔去看电影。我以前曾在图尔赡仰过巴尔扎克的故居。

那是一家郊区的小电影院，不能和由铬与闪光的玻璃装潢起来的现代化的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那里只有一间凑凑合合改建的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种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小贩，真正的老百姓，他们一边无拘无束地在闲聊，一边向污浊的空气里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香烟的蓝烟，尽管电影院是禁止吸烟的。银幕上最先映出的是《世界各地新闻》。有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一边闲扯，一边发出笑声。接着是法国的一次阅兵式。

仍然没有多少人注意。然后是第三幅画面，威廉皇帝在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忽然在银幕上看到今人厌恶的维也纳西火车站那个十分熟悉的站台，上面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驶进站的列车。接着看见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迎接他的客人。这是列车进站的信号。年迈的老皇帝已经有点驼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摇摇晃晃，当老皇帝出现在银幕时，图尔人对这位满脸自胡子的老先生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豪华车厢的车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从里面走下车厢，他穿着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翘着高高的八就在威廉皇帝出现在画面上的那一瞬间，昏黑的电影厅里开始完全自发地响起一阵尖利的口哨声和跺脚声。所有的人都吹口哨和喊叫；男人、女人、孩子，都发出嘲笑，好象有人侮辱了他们自己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自己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外，并不知道关于政治和世界的更多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一秒钟之内就象疯了似的。我感到吃惊。我浑身不寒而栗。因为我感到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城里，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当接着映出其他的画面时，一切又都忘记了。观众对一部正在放映的喜剧电影捧腹大笑，高兴得拍着膝盖，僻僻啪啪直响。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作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煽动起来。

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心灰意懒。我无法入眠。假如说，那种场面发生在巴黎，虽然也会同样使我感到不安，但却不会如此激动。使我感到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的、慈厚的老百姓中间。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以前也曾嘲笑过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可是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成了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不甚了了。只有罗曼罗兰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别人不同。他说：老百姓愈老实，愈容易轻信。良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就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访问。我们还长时间地谈论起那次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于这次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但是，我已经说过，这样一些优愁的短暂时刻就象风中的蜘蛛网，一吹就完。我们虽然有时想到战争，但除了偶尔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多。也想到过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看来那些事还都相当遥远。这是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和太幸福了。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坛的王子，我们故意拥立一个善于思考的王子。

让一个老实巴交、头脑有点简单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巴黎伟人词前的罗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象一群中学生似的在诙谐模仿的宴会上大吵大闹。繁花似锦，微风拂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这许多欢乐，谁愿意去想一些不堪设想的事朋友之间的交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而且在异国—在敌对的国家又有了新的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忧无虑，而且人们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欢喜自己的这座城市。我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曾陪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演。夜里，我们站在当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银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还只属于一个祖国，难道不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两年以后，正是在这同一个地点，一列火车—被他歌颂过的机器之一—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这个庄园去看他，和他一起肩并肩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们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那是一种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象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儿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而现在我要先在奥地利—避居到乡间某个地方—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这样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师》这本书了。然后再到维尔哈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可以实现了，为的是到那里去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我们思想上的互相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那一年的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那个时代和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象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