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投进这大千世界，无数波涛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感兴趣，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而且时时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又被各种尘世的扰攘冲散。

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为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会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生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奁。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对生活抱着十分克勤克俭的态度。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所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采。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乘坐的车辆已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人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适方便的设备已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生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自从用体育运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以来，人们都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进步这个天使创造的。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纵然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而出谋划策—因此，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便标志着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象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象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着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怀疑态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的力量所冲破的薄薄的一层。我们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能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以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

鉴于一场猛一下就使我们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迂腐的。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想，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想，虽然我对此已充分认清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今天，我们怀着偶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象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继承下来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来安慰自己。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梦幻中的官殿里，就好象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级曾对维也纳文化作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自己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悠闲安适和不事声张的生活，其实讲的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在那方圆不大的乡村地区居住着犹太人的世族。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受压抑的心情，但也没有东方犹太人—加利西亚犹太人的那种随时都会显露出来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体魄强壮，就象当地的农民穿越日野一般，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在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十分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过手工纺织品。然后，奥地利的工业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景气。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由于使用合理而使纺织品的价格和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相比大大降低。是犹太人率先以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临时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那些工厂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祖父兄是一个经营成品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心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然后经过多年经营，小心谨慎地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但是，尽管当时经济景气得十分诱人，我父亲仍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大方式，那完全是一种时代意识。再说，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性格。他牢记他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拥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资本而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成一家大规模的企业更为重要。在他毕生的时间里，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的唯一骄傲。他讨厌任何投机买卖，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也不干。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一笔不了解的交易。当他渐渐地有钱和愈来愈有钱时，他也从不把它归功于大胆的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是把它归功于自己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来作开销，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款项用来补充资本。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无忧无虑地花尽，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他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用这种变利为本的不断积累而使自己富起来，在那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而国家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象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克勤克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的人得利最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这种一般方法，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跟这种财产的骤增相比，我们家庭的生活开销依然是非常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居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华生活：和我母亲乘车到尼斯去度了一个月的冬天。总的说来，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量入为出，而不是寅吃卯粮。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他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一但他却坚决拒绝任何的荣誉和荣誉职位，在他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分，而象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完全可以经常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必须道谢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显得更为重要。

大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而愿意静悄悄地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现在开始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尽管它和我的职业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我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宣扬自己的名字和让自己抛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担任过某个协会的会长。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一想到要给某人致祝酒辞，我在说第一句话以前嘴唇就已发干。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不过，既然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种内在自豪，我也就无法违抗；因为我之所以今天在内心还感到自由—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财产—应该归功于这种性格。

我的母亲却是另一种出身，她出身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她诞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就象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说些不该让女佣们听懂的话时，她就改用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候起就已熟悉意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以及其他南式风味菜。所以我后来每当去意大利时，下车伊始，就有归家之感。不过，我母亲一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最初开设银行的布雷陶厄尔家族（以犹太人大银行世家为榜样，但规模自然要小得多）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他们显得更加体面，视野更为宽广，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某种家族的骄傲。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而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他们是怎样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换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关心自重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个家族就为她筹措好一大笔丰厚的嫁奁，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她低就成婚。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却从来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她和我父亲的结合是非常美满的婚姻。这种以出身于上流家庭为荣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厄尔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当许多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为了表示他对我的特殊好感时，曾倨傲地这样说：

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厄尔的后代呢。他的这句认可的话似乎是想说：你算是投胎对了。

这也是一种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人家族就是属于这样的贵族；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他们一会儿觉得有趣，一会儿觉得讨厌。我们老是听到这样的议论：这是一些高雅的人，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对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财产状况都要详细调查。这种不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议论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极其可笑和故作高雅，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差别，归根结蒂也只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同一个犹太社区迁徙而来。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上流家庭的观念—在我们男孩子们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表现了犹太人最内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的最终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早在集中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点的东方正统的犹太人中间，就已表现得一目了然：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分，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象乞丐似的知识者为妻，而不愿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知识者的敬重，在犹太人的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

纵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晒雨淋沿街叫卖的最穷的小贩，也都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想方设法至少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明显地成了称得上有知识的人，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那么就会把这种荣誉头衔看作是属于全家的，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成就会使全家人都变得高贵似的。在犹太人的内心，都不知不觉地在竭力避免成为一个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视为交易、只讲做买卖的无知无识的人，而是努力争取跻身于较为纯洁、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的行列，说得直率一点，仿佛他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似的。因此，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是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皇所驱使，即：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有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正因为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从而显得特别繁荣昌盛，所以那种国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强烈地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在这个曾一度统治欧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瓦龙，都早已衰落，唯有维也纳这座首都—朝廷的宝地、千年传统的保护神，始终安然无恙地闪耀着古老的光辉。罗马人为这座城市的城墙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为抵御蛮人、保护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西方的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墙。这里曾经到过尼伯龙根人；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这里生活过，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辉，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在这里汇集，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佛兰德的文化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有着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官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彼此逐渐融洽。在这种思想融洽的氛围中生活，令人感到不胜温暖。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簇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的公民。

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这种犹如音乐柔和过度的艺术，从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城向外进行有机的扩大以后，这座拥有两百万居民的城市，在人员方面已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豪华消费和多方面的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园圃和田野，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最后余脉的不陡的山岗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可是到了市区，人们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平面发展宛若一棵树的年轮似的一圈一圈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是一条环城大道，用华丽的屋宇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诉说着已往的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作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纪》正在这里的那所古老大学里举行首次演出；这里的胡浮堡宫曾见过历代的皇帝，这里的香布伦宫曾见过拿破仑，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曾在这里的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而默祷感恩；这里的那所大学曾在它的围墙之内见过无数科学界的名人。而在这些宫殿之间则骄傲地屹立着新的建筑、闪闪发亮的商店；光彩夺目的繁华街道显示出一派富丽堂皇。不过，这里的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象被敲下来的石块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是异常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

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欢乐，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涩味的新鲜啤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而从事音乐、跳舞、演戏、社交、讲究风度仪表，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这座剧院在公众生活中具有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重要性。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即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五光十色的反照，社会本身可以从中观察到自己。这座剧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样：一个人该怎样穿着打扮，怎样走进房间，怎样谈吐，一个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说哪些言辞而又必须避免哪些话。舞台不仅仅是使人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点边的人，也都好象头上有了圣像光环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辉。在维也纳大街上，总理或者最有钱的巨富豪绅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者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个女售货员和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亲眼看到那些演员中的一个（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从自己的身边走过以后，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互相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会涉及到他周围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

年轻的公子哥以穿着和演员一样款式的服装为荣。一位着名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成了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剧院演出，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和享受一系列的荣誉，例如，他终生都不再需要购买入场券，他会收到参加一切公演的请柬；他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今天还记得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一种澄重礼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贺之后告诉我说，我的剧本城堡剧院已经接受；当我晚间回家时，我在自己的寓所见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进行了正式的回访。而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一名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对待一位皇家学院院长那样来对待我。至于皇家剧院发生的事，则和每一个人都间接有关，甚至会涉及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着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我还记得，当曾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时，维也纳整个社交界象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全部拥上了舞台，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地板上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盆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而当那座被称为伯森道尔夫音乐厅的建筑拆毁时，我们自己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多少。

那座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小小的音乐厅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艺术性建筑物—它早年是利希腊施泰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要，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但它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对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圣地，用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行过音乐会，许多着名的四重奏都在那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幢新的实用建筑而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时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贝多芬乐曲（由红玫瑰四重奏小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喝采、鼓掌，一些妇女激动得啜泣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大厅里的灯光熄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乐迷中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在那里呆了半小时、一小时，仿佛我们用那种行动能够迫使那座古老的神圣大厅得到拯救似的。而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的呵！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鉴赏力，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艺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艺术总是在它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里，容不得一点疏忽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他们的耳朵是敏锐的，通过不断的比较更是越来越尖。由于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方面一切都相当安定顺当，所以在这些方面有点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包涵，有点违反常规，都能宽容谅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差错却从不含糊，因为这关系到本城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音乐家，都必须始终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

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任何松懈都不能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次演出。一个当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领导的歌剧院里一切铁的纪律和曾把交响乐团里团员们的干劲和缜密联系起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完全满意的。不过，我们这样也就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是我们的表率，在一个正在成为艺术家的人看来，那种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具备。然而，那种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却又是家喻户晓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就像他要求掌柜给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动，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仿佛往在维也纳的人都从那空气中获得了音乐节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那种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在所谓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纵然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物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这样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费迪南一世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

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

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读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北边的德国人却用一种略带恼怒和藐视的目光眼望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也没有紧张的秩序，而愿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并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乐。维也纳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彻底破坏的所谓能干，不喜欢那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的追逐，他们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每一个毫无妒意的人在与人为善和或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气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着名原则，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遵循。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都不带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的。在从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互相攻击时，尚且讲豪侠气概，那些国会议员们虽然也在报纸上、国会里互相责骂，但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演说之后，仍然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在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种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它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隔离；那种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百姓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的慌慌忙忙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支持措施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然事变；即使外面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当作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

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仲仲地谈起这场灾难。那时候，也有人抱怨高额的税收，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施给国家一点点小费。那时候，人们还时兴立下最详尽的遗嘱，好象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遭任何财产损失似的，以为用这样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可以永远有效地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于是他们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点小小的担惊受怕，也无非是像抚摩听话、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时的那样一种心情。所以，每当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张从前○年该两地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议论纷纷时，或者回想起我们青年时代对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不值当的激烈讨论时，我就会忍俊不禁。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呵！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

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己有联系的一切根源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推到一个尽头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势力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人，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