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试着这样做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在文章里，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在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一家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删节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那一句活—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哪怕只要稍微怀疑一下德国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给我招来若干封超爱国者们的愤怒信件，他们说，他们不理解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并没有使我非常伤心。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十四天之后，我几乎已经把那篇文章忘却了，忽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经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来看，我就知道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念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明自了，这寥寥几行字是试图证实一下，在战争期间和一个奥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互相按时通信，这种通信后来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暴—中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时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象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受到罗曼罗兰泰然自若的坚强意志的鼓舞。

因为我知道罗曼罗兰在国界的那一边是怎样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诗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选择那样的道路：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做过男护士—参加援助与人道工作。罗曼罗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不能参加任何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立刻在日内瓦参加红十字会，每天都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后来，我曾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作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个星期残酷的血战之后，任何联系突然中断，各个国家的家属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是失踪，还是被俘；他们不知道向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因不知道亲人的命运而备受折磨。红十字会就在那恐怖和残酷的时刻承担起这项至少可以减轻人类最大痛苦的任务。红十字会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把被俘人的信件带到故乡。当然，筹建了数十年的这个组织没有接受过如此广的范围和几百万人的问题。每日每时都得增加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家属来说，那种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来的信函，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达三万件，于是，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馆里为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而工作。在他们中间就有作家中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没有只顾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责任，尽管这样做，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抗拒，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俄争的整个世界的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攻仟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值得记念的《超脱于混战之上》的自白文章，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国家之间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即使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别的文章象他这篇文章似的招来各种议论，并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反对，有的赞成。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一点好处是：当时舆论还有力量，舆论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人们还听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期待着想听到的话。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一个作家的话会起一丁点儿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或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但在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项如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罗兰的《超脱于混战之上》一篇八页的文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的长篇《火线》，这些都可能成为当时的大事。

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衰竭、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传统信念的全部力量对任何公开的谎言、对任何践踏国际公法和破坏人道主义的行为作出强烈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象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厉谴责，可是在那个时候还能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护士，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而使当时德国受到的打击比一次失败的战役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与心灵还没有被那些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波浪淹没，文豪、作家的讲话绝不是无济干事的，恰恰相反，一个伟大文豪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比那些政治家们所有公开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当然，以后是非常失望。正因为军人、官方机关知道文豪的这种威望，他们便企图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当作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表态、证实与发誓，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在别人一方，一切正义、真理都属于自己的国家。可是罗曼罗兰却没让他们得逞。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进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十分郁闷的仇恨气氛，而是相反，去净化它。

如果谁今天再去重读那篇长达八页的着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很可能不再理解它当时的广泛影响：但是，如果用冷静、清醒的头脑去读，那么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一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那些话是在一个今天几乎无法再现的群众精神发狂的时代说的。当那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立刻叫喊起来，仿佛他们的手突然碰到了火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们的抵制，书商们也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到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想出针对他的措施，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出来了，提出的论点是：在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所取得的一切。不过，象往常一样这种叫嚷无非证明了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这些回忆中，最使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在那几年给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里；它们很可能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被销毁或者遗失，每想到此，我就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压在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会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

那些作品是他当时伟大的心灵和热情的洞察力的结晶。他是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慨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但从官方来说是敌人—写那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纪录。一个积极的建议不久便从我们这种友好的信札往返中产生出来：罗兰倡议，应该将各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全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说，他可以从瑞士邀请法国和外国的思想界名人参加，而我应该趁我们自己的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还没有由于公开的仇视宣传而丧失名誉时从奥地利进行试探。我立即开始投入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让他在参加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上不感到为难，我不想直接和他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都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询问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绝了—我也从未知道霍普特曼是否知道这件事—拉特瑙说，现在不是建立文学艺术界和平的时候。这样，我的努力也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并且刚刚在一篇论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联合行动。早先是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尔少尉签名。至于霍夫曼斯塔尔与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在私下交谈时告诉我，不能算上他们。这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看是没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离得太远。我们仍处于孤立的状态。

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通过信件的来往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获：初步了解到几十个人的情况，从他们的心来说，可以算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虽然身处中立国或交战国，却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我们能够互相关注交战双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观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能还会有新来的人赞同这种观点—起初犹豫不决，但随着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就会越来越坚强。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觉给我以勇气常常写文章，以通过对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来让一切和我们有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隐居的人站出来，我不时给德国与奥地利的大报写稿，从而获得了一块重要阵地。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可怕，因为我从来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所有的文学家是极其尊敬的，如果我今天浏览一遍我当时悄悄地塞到最广泛的公众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战进行之中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罪；我还把巴比塞的《火线》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要想在战争期间把那种不适对宜的观点介绍给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我们当然得想出一套办法来。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自然有必要在一篇向奥地利介绍《火线》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一个法国步兵的痛苦。不过，几百封从奥地利前线来的信件向我表明，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十分清楚。选用的办法还有：为了说出我们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

比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中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他用这种所谓的论战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印出，然后成功地把它传到法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读到它（这就是目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着闪光的信号灯。后来，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们这种信号的传递是多么默契。当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那里顿时掀起一阵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责骂，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次他去访问歌德时的情景。为了在那仇恨的喧嚣声中证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故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因为那本书是由贝内代托克罗切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顺便说了几句向克罗切表示崇敬的话。

在一个不许赞扬敌对国家的作家或学者的时代，对一位意大利人说出表示钦佩的话，这在奥地利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示威，而它在国界以外是会被理解的。

当时在意大利还是部长的克罗切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的一位并不懂德语的职员是怎样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在战争对方的大报上有反对他的文章（因为那个职员想，在那个时候报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切叫人拿来《新自由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高兴异常，他看到的原来不是敌对之意，而是尊敬。

我现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对事件的进程自然毫无影响，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某些不相识的读者。那些努力缓解了可怕的孤立和内心的绝望，一个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纪的人当时就处在那样的绝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又出现了那种情况：面对着强大的势力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这种强大的势力。我当时就已经完全意识到，我用那种小小的抗议与那样的办法并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负担。于是，写一部作品的计划在我心中渐渐地形成了，我的这部作品不仅仅要表现一些个别的事情，而是要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对战争的全部看法。

可是，为了能用综合的文学手段来描述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没有亲眼见到战争。我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几乎快一年了，而在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正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残酷的战争。我曾经有过好几次到前线去的机会，几家大报曾三次向我请求，要我作为它们的随军记者，但是任何形式的报道都必然要承担这样的义务：完全本着爱国主义的和肯定的精神去描述那次战争，而我已经发过誓—我在一九四○年也信守了这样的誓言，就是永远也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这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奥德强大的攻势于一九一五年春在塔尔努夫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只用了一次集中兵力的进攻就占领了加利西亚与波兰。军事档案馆便想在奥地利占领区里的所有俄国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被撕下或销毁以前，赶紧把它们收集到自己的图书馆里。档案馆的那位上校恰巧知道我有收集的才能，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能办这件事，我自然立刻行动；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来坐任何一辆军用列车自由活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受任何特殊部门的管辖，不直接从属于任何一个机关或上司，这种待遇使我遇到了最离奇的事情：我并不是军官，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而且穿着一套没有特别标志的军服。每当我出示我的机密证件时，便会引起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公职人员都以为我一定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官员或者身负什么神秘的使命。又由于我避免去军官食堂，只是在旅馆下榻，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种方便：我可以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不用任何向导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收集宣传告示这个基本任务并不使我感到为难，每当我来到加利西亚的一个城市，来到塔尔努夫，来到德罗戈贝奇、伦贝格，那里的车站旁总有一些犹太人站着，他们是一些所谓的代理商，他们的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都能帮你搞到。这也不错，我跟其中一位万能的老手说，我想得到俄国占领别的文件与通告。那位老手跑得象黄鼠狼一样敏捷，他把这个任务通过秘密渠道传达到几十个下属的代理商；三个小时以后，我一步未迈就收集到了这方面最齐全的材料。凭借那种杰出组织，我的时间绰绰有余，我可以观看不少东西，而且我也确实看了不少。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可怕的贫困，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所感到的恐惧，犹如一层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们的眼睛。我还看到犹太人聚居区居民的从未想到过的困境，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或地下室的房间里。而且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敌人。在塔尔努夫，我遇到第一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四方形的地面，四周围着栅栏，那些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绝大多数蓄着胡须的蒂罗尔人看守着。那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被征入伍的，他们服役期限已满，可是如今已无依无靠，跟那些战俘一样；而跟那些漂亮的、头面修得挺光的、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却很少有相似之处；那些漂亮的士兵在我们家乡是经常登上画报的。不过，奥地利那些战时应急服役的奥地利超龄士兵对战俘的看守没有半点儿好斗和苛酷的意思；他们也根本不想对那些战俘进行严格的防范，他们和战俘象同伴一般坐在一起，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要逃跑的表示。只是他们在语言上互不相通，双方才闹出特别多的笑话来。他们互相敬烟，互相戏闹。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里掏出几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他的敌人看，敌人们一张一张地欣赏着，还用手指问着那个蒂罗尔人，那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些粗野、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就是说，故争是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柬手无策，凡是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陪伴着我整个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那些商店里的家具就象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被掏出来的内脏堆积在路中央。而介干成场之间、那些长势颇好的庄稼地又给我这样的希望：在几年内，一切被破坏的景象几年以后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能估计到，对战争恐惧的回忆会那么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象战争的痕迹能很快从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样。

在出差的最初几天，我还没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战争景象；后来，战争的面目才超出我最坏的想象。由于几乎没有载客的列车通行，有一次，我在一辆运送炮车的敞篷车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辆运牲口的车厢里，里面发出浓烈的恶臭，许多人疲倦极了，互相挨挤着，东倒西歪地竟睡着了，好象在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一个个已经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运伤兵的列车了，我曾被迫乘坐过两、三次这样的伤员车。啊，它跟那些光亮洁净的白色救护车哪里有共同之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贵的女士们曾扮做护理病员的护士在那种自色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把她们拍下照来。我看到运伤员的都是一般的货车：没有一扇象样的玻璃窗户，而只有一个窄窄的通气小窗，车厢里用的是被煤烟熏黑的油灯照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简陋的担架一付挨着一付放在那里，担架上躺着的全是不断发出呻吟、额角流着汗珠、脸色如死人一样苍白的人，他们在尿、粪及黄碘的浓烈气味中拼命地吸着空气。军队的卫生员走起路来更是摇摇晃晃，他们已经疲惫不堪。那里也看不到那种照片上泛着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麦秆上或硬担架上的人盖着早已渗满了血迹的毯子。在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具尸体横卧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吟的伤员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谈过，他对我说，他本来只是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已经有不少年没做过外科手术了。他显得非常绝望。他说，他事先向七个车站发去电报，要求提供吗啡，可是所有的药品都已用光，药棉没有了，干净的包扎用品也没有了，而到布达佩斯的医院还要二十个小时。他请求我帮他忙，因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疲倦得无法支持下去了。我答应试试，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过还能有点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车帮助提几桶水，水质又坏又脏，本来只是机车用水，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水，至少可以把伤员擦洗一下，揩净不停滴在地上的血迹。对来自各个民族、被一起塞进这口带着滚动轮子的棺材里的那些士兵来说，还有一个人际之间的困难，那就是各种语言障碍。医生与护士都不懂鲁提尼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唯一能帮一点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他—象医生没有吗啡一样感到绝望—也从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说，他设法从事他的圣职活动，因为他没有油去作临终涂油礼的仪式了，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最后一个月里料理这么多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愤怒的声调说出的那句话：我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见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认为，人类犯下这样的罪行是不可能的。我在国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进入布达佩斯。我立即向旅馆奔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觉，因为在车厢里，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大约十一点，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我赶快穿好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之后。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我得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早晨还象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

布达佩斯是那么美丽，而且也从未如此无忧无虑。太太们穿着白色的衣裳，和军官们挽着胳膊在漫步。那些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好象不是我昨天、前天才见到过的，而完全是象另一种军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和鼻子里还散发着一股黄碘气味—这是昨天运送伤员的缘故—的军官们怎样去买紫罗兰向太太们献殷勤。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漂亮的、胡子刮得净光的、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景象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的快车路程呀！可是我有权利指责他们吗他们生活着，而且想生活得更快乐，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正是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享受：几件好衣服，最后的美好时刻！

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回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太阳的光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那些开始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又偏偏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耐着性子看起来。这才使我真正恼怒呢。报纸上登的全是一些关于不可动摇的胜利意志的废话，说什么我们自己部队的损失非常少，敌人的损失非常大。看了让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不断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无优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

现在，我才得到真正的动力：我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要动笔，还缺少能形象地证实我的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们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延长互相残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中斥贡的那样，他们尽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象当时那样深，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这样提醒过，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常常使我怀疑，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只有我一个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戏剧的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一—有人发明这个词，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种罪名强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谅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为了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宣传和平比战争好，而是描写一个在狂热的时刻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又证明自己是唯一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索绕在我的脑际。我一直想表现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

我还想把这两者和那种使人心灵万分痛苦的失败势力对立起来。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但是，当我选了圣经上的一个题目，我无意之中触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注意的地方：即触及了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和犹太人的命运暗暗建立起来的联系。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曾不断地被各个民族战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战胜，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即那种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无数次地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而继续生存下来。我们的先知，难道他们预先不知道那种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命运那种命运今天又使我们象糠秕一样被抛在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赞美为一条去见上帝的路如果说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的人或者某一个人有益—那么，当我在写那部剧本时，我却有幸感觉到了那种益处，在我看来，那部剧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象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我着手写一部除了《伊拉斯谟》以外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创作那出悲剧的那一刻起，我对时代的悲剧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从来不相信那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由于遇到许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由于最后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结束场面上升为一首歌唱失败者命运的赞歌—从而使那部作品的内容超出一部剧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剧场从头至尾演一遍，就得两、三个晚上，还有—正当报纸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会让这出戏—这出宣告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登上德国舞台呢。如果那本书可以出版的话，那我一定得说出现了奇迹，但是，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让上演，它也至少帮助我度过了最因难的时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围的人交谈中不能说的话，都通过剧本中诗句的对白说了出来。我把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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