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反读《通鉴》(八)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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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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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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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6356字

一百四十一


御史中丞卢杞,貌丑,色如蓝,有口辩。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连战功显赫的郭子仪辈也如此害怕一个小人——由此可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由小人把持的国度。宦海风波恶,能生存下来的,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惴测人心的人。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一副如履薄冰的可怜状,令人怜,亦令人哀!


中国政治是不约束小人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用小人来约束好人,最后将好人统统变为小人。


《格列佛游记》中有“小人国”之谓。


一百四十二


唐德宗被藩镇所逼,逃到奉天城。围城之危,不得不发罪己诏。此乃千古奇文:“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喑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暴令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


《通鉴》中说:“赦下,四万人心大悦。”对此,我很是感到怀疑——一纸空文,真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大悦”吗?倘如是,中国的百姓确实比绵羊还要温顺、比肥猪还要蠢昧。在晚唐诸帝中,唐德宗不算一个太坏的皇帝,可他的“自画像”勾画出一副多么丑恶的面目!这不是史家强加给他的评价,而是他自己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刻,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收买人心的低姿态。果然,一旦时局好转,他照样我行我素。独裁者有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至少还有这样的智慧,但鲜有能彻底改正错误的——独裁者哪里离得开独裁制度呢?


不要听信独裁者们声泪俱下的“自我批评”,这是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起码的智慧。


一百四十三


节度使李怀光叛。初,其子璀密言于德宗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统治者希望他的臣民个个都像李璀一样忠心耿耿。李璀究竟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父亲,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认为两者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居然亲手杀死自己的弟弟,我不禁想追问: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两个弟弟的生死?你凭什么要剥夺他人的生命?李璀的回答一定是大义凛然的:为了“义”,为了“国”,为了皇上!


理念杀人、信仰杀人,比起刀剑来要容易得多,也要从容和快乐得多。而且,凶手往往会沉醉在某种崇高感之中。


一百四十四


关中仓禀竭,禁军或自脱巾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黑瘦,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德宗的可怜状如在目前。“神武圣文皇帝”原来也是这么一个软蛋。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吃不饱饭的军队。我不会同情德宗,也不会同情禁军,我同情那些在饥馑中死去的平民,特别是那些突然吃饱后涨死的百姓。二战结束时,许多从集中营里被拯救出来的战俘也是这样死去的,真是乐极生悲。五分之一的人数,我不知道史家有没有夸张。


一百四十五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伏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德宗奉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千载之遇也。因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我一边读这段话,一边心里发笑。司马光迂腐到了极点。德宗哪里是“不寤”呢?对于帝国的毛病,他心里是雪亮的。但独裁者怎么可能推翻独裁体制呢?


独裁者一般不会从制度上改进政治运作的方式,他只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姿态”来——例如德宗对光奇一家的“关怀”——表明他有一颗爱民的“仁慈之心”。德宗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如果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进行政治上的“大手术”,其可行性则难于上青天;而像德宗这样做点“好人好事”,则易如反掌。仅恢复一家人原有的徭役水准,就可收买千万人之心。听到这件事,百姓们都会想:也许皇上会知道我们的处境吧,也许我们也会有光奇那样的好运……有了希望,大家也就不会有造反的念头了。德宗的智商远远高于司马光,德宗能在乱世中保全皇位,岂是等闲之辈!


一百四十六


德宗与李泌论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好邪,朕殊不觉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上曰:“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


李泌所描述的卢杞之言行,乃是对古今奸臣的写照。从卢杞到康生,皆是大奸也。李宗吾厚黑学认为最高境界乃是“无形”,而卢杞之流更高——其奸对下“有形”,对上“无形”。下层害怕,上层信任,故能无所不为。


一百四十七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孟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真话只能由优孟来说出的时代,必然是暗无天日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低标准”和“自然灾害”时期,却连一个优孟也不复存在。彭大将军只是想为百姓“鼓与吹”,却被罢了官而后被残忍地害死。于是,还有谁敢为百姓说一句话呢?而百姓并不能保护为他们说话的人,或许还会蘸他们的人血馒头吃。


优孟与元帅死于同样的原因。


一百四十八


宪宗二年,供奉中央赋税的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一增一减,数字触目惊心。二户资一兵,岂能不“苛政猛于虎”?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级,从古皆然,于今为烈。这种政府好似一个既想减肥又控制不住自己贪吃的嘴巴的少女。


一百四十九


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胡注曰:“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久大伸,岂不快哉!”陈垣曰:“以‘解人之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


这两段注解,使我充分体认到,正如鲁迅所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统治者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他们不去关心在吴氏父子的残暴统治下,百姓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任者裴度的一丁点仁政上,然后大肆夸张仁政如何了得。


两段注释,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大学者所写,生动形象,极写生民之乐,而对此前的苦难只字不提、一笔勾销。我记得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恐怖使百姓服从、使文人粉饰。孟氏又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这样的政体上,就连胡三省与陈垣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心智也是残缺的。他们惟一的渴望是:奴隶主仁慈一点,让奴隶坐稳奴隶的地位。“岂不快哉”,多么传神写照的四个字呀!


一百五十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咸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司马光是个典型的“酱缸文人”。他居然正义凛然地责骂淮西民众“犷戾”、“过于夷貊”。老百姓有什么错呢?他们难道有权利填写选票选择统治者吗?对他们来说,藩镇与皇帝一模一样,同样凶残、同样歹毒、同样冷酷。而司马光却认为“正统”高于一切,在藩镇的统治下就是低一级的“伪人民”。这是一种奴性十足的价值观,如同一个庄园的奴隶心满意足地跟另一个庄园的奴隶炫耀说:“我的主子比你的主子对下人好!”


由这样的史家所创造的“史官文化”,水分究竟有多大呢?穆勒说过:“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首先,司马光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其次,因为他掌握了言说和书写的权力,他又是千千万万个精神侏儒的克隆者。


一百五十一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买卖官位,受害的最后还是人民。买官者贪心不足蛇吞象,上任伊始,拼命敛财,俗语形象地称之为“鸡脚杆上也要刮下一层油来”。时下报章披露的若干起买官卖官的案件,手段之恶劣、敛财之迅猛、数额之巨大,怕又要让古人咋舌了。


一百五十二


文宗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司马光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处也,所以人君只要做到分辨忠奸就行了。这样,他把制度问题置换成为道德问题。只要提高人君的辨别选择能力、提高臣下的道德素质,似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导致结党营私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即使是组织极端严密的纳粹德国,其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大小派系互相牵制、争斗、合作,共同组成专制国度的宏伟大厦。这与道德之高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由其本性决定是多疑的,把人们之间的分裂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好保证,它通常尽各努力将人们保持在分裂孤立的状态。”所以,文宗的内心其实是认同朋党的,朋党之争愈激烈,各方愈是要向皇上献媚,由皇上来充当最后的仲裁者。这样,皇权不就越来越巩固了吗?


消灭朋党,道德教化是一剂毫无用处的药。民主体制的建立,是朋党自然消亡的前提。专制主义体制下,朋党如四大家族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互相之间是血肉的联系,一旦站错了队,一辈子的前程便泡了汤,还可能丢掉身家性命。


一百五十三


文宗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访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害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已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增。


史官渲染这一动人的情节,是想说明:皇上不是青面獠牙的吃人怪兽,而是个“心太软”的好人——他也像常人一样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位“心太软”的皇上,却向宫人、倡优发泄自己满腔的愤怒。皇上一愤怒,十多人就人头落地了。皇上永远是对的,永远能找到替罪羊。即使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是“受蒙骗”而已,皇上自己是没有错的。


皇上心软或心硬,与极权体制无涉——体制永远是一块僵硬冰冷的大理石。


一百五十四


唐文宗太和七年,杜牧注《孙子》,为之序,以为:“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中国的教育,传授的大半是“大而无当”的知识。《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众多“百无一用”的书生,“百无一用”却瞧不起井市间“术业有专攻”的专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杜牧“不务正业”地注释《孙子》,所得何者?于事无补。中国的大部分文人就在注释几部破经典中度过了一生。


一百五十五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待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皇帝拥有天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心中的神。但在宦官的眼里,皇帝却是愚昧的木偶。《中庸》里记载孔子的名言:“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存四海之内,宇宙飨之,子孙保之。”孔子从理论上确立了“家天下”的合理性,而“家长”有半数以上是昏蛋。于是,聪明的太监“总管”便掌了权。许多朝代,皇帝本人也是可怜的被愚弄者,他们的愚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爱默生曾感叹中国的政治制度说:“一系列严肃的没完没了的穿襻儿鞋的皇帝,他们生是一样的生,死是一样的死。他们统治着无数的动物,在一个欧洲人眼里,这些动物并不比同样多的绵羊的脸更好区别。”


中国的朝政可以简化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太监愚弄皇帝,一种是皇帝豢养太监放出去咬人。总之,主角就是皇帝和太监。我欣赏穆勒的名言:“一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文明的精华,体现在太监们身上而不是儒生们身上。


一百五十六


宣宗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复人,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宣宗有“小太宗”之誉,似乎是个聪明人。但宣宗朝恰恰是晚唐由硬撑转向崩溃的关键时期。宣宗是个失职的医生,没有发现他的帝国已经患上了癌症。他的勤勉和他的博学都改变不了帝国的命运。这位能干的皇帝对于将崩塌的大厦而言,仅仅是一颗无用的铁钉。改一个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无知的史家津津乐道而外,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宣宗又不是批改学生作业的汉语教授。


皇帝超凡的记忆力,倒是收买人心的好工具。在一个“奴在心者”的国度里,奴隶的姓名要是能被奴隶主记住,奴隶就会感恩戴德、热泪盈眶:“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呀!我多么有面子啊!我再不努力为主子工作,还算是人吗?”我读某些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发现有相似的情节:某领袖在会议或其他场合上,一下子认出这位知识分子来,走上前来招呼、慰问、握手。于是,这个知识分子顿时受宠若惊,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领袖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还不停地如祥林嫂般将此“恩遇”向无数人讲述,并终身难忘(甚至写进回忆录之中)。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如同在黑暗的路上误踩了一堆粪便。


面子、权力崇拜、皇帝的记忆力,是专制社会这尊巨鼎的三足。


一百五十七


宣宗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专制体制的中坚力量便是李行言之类的“官方屠夫”。皇帝最赏识的就是他们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尽杀之”三个字的背后,是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呢?而这些生命所换来的则是李行言一身的“金紫”。


不尊重个体生命,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生命的文明,绝非“灿烂”的文明。《通鉴》以肯定的笔法来写皇上对李行言的提拔。皇上有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要不,他怎么会有“小太宗”的美称呢?当杀戮被允许、被鼓励、被合法化之后,杀戮者便心安理得地挥起屠刀,被杀戮者也认命地伸出脖子。白须飘飘、温文尔雅、焚香弹琴的新儒家大师们,也许还会为杀戮的场景吟下一两首绝对合乎格律的诗句来吧?王阳明大师当年能在升堂时发签砍人头,在退堂时翻书谈心性,这便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是否尊重个体生命。一个草菅人命的国家,“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的面纱。爱默生认为,对普通个人生命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我曾读到一则新闻,美军为营救一名降落在伊拉克的飞行员,动用上千架次的飞机,耗资上千万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这不太浪费金钱吗?抗战期间,抓壮丁上前线,没有起码的衣服、食物、住宿及医疗保证,在路途上死亡的便有数十万青壮年。相比之呢?我们该对哪种文明说“不”呢?


一百五十八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悍。八月,式至大彭馆,命围骄兵,尽杀之,银乃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数千人的屠场,会有怎样的壮观呢?汉民族向来是柔弱的民族,强盛如大唐王朝,也不是吐番、回纥的对手,一个安禄山就能令帝国倾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却丝毫不显得柔弱。《通鉴》把王式作为果敢有略的大帅来歌颂。如果说王式用刀杀人,那么《通鉴》的作者们用笔杀人;王式创造着杀人的事件,《通鉴》营建着杀人的文化。


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沉痛地写道:“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惟一要道,甚至于还当快乐。”直到今天,国人最爱看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血腥的场景。看客们从刑场上转移到电视机前面,这算不算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一百五十九


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陈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晚唐政治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权臣路岩门下的一个官吏边咸,其家财就可支付两年的军费,那么路岩本人的财产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理也。历史在进步,腐败也在进步,今天的腐败分子们,足以傲视他们的老祖先路岩、边咸辈。某高官显贵是北京燕莎商场员工的“福星”,只要他在商场露一次面,员工们当月的奖金立即就翻番。


一百六十


西川定进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也。


李师望征还后,必定高升了。他的百万钱分一部分给朝中权贵,不难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而朝廷派到此处来的后任,贪婪程度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百姓和戍卒们,一辈子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小时候,我很天真,不满于县长乡长们的贪暴昏溃,便经常自我安慰:他们坐满一届交椅就会下的,换一届新人总会好一点吧?这种“盼新厌旧”的心理是小民惟一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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