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方文艺理论

作者:余杰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6:11

|

本章字节:9066字

季羡林先生在一九九六年第六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是一个脑筋闲不住的人,酷好幻想。”这篇论文写得像是神魔,令人读得津津有味。


季先生垂垂老矣,尚能驰想天外,奇思纷出。我辈少年英才,自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此,我也手心发痒,想写点文字与先生对阵。先生用“絮语”写论文,我十分钦佩,我也极不喜欢写那些道貌岸然,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尽管以我的才学写那样的冗长的、糊弄愚人的论文游刃有余。于是,我也用“絮语”来与先生“手谈”——更“絮”的“絮语”。捕蛇者打蛇打七寸,作文亦然,话不在多,一针见血即佳。


门外与门内


季先生是老实人,自称“仍然停留在中外文论的门外,遑论登堂入室。”已为学界泰斗,尚且如此老实,实在令人肃然起敬。但先生又说,“在某一些方面,一个门外汉反而能看出点门道。因为他所入不深,了无所蔽。没有真正专家们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一些‘枷锁’,跳起舞来,反而更能轻松如意。”我不敢苟同这样的的旷世奇谈。


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与季老的论点天然契合,但仔细一思考,却有质的差别。东坡认为,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先得在庐山之中远近高低地认真观察,然后再跳到庐山之外,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透彻了悟庐山之真髓。“出乎其外”固然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入乎其内”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王国维所说的“人生三境”,乃是像登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走,先有“独上高楼”,才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直到第三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手到擒来”的前提乃是“铁鞋踏破”,天上是不可能掉下馅饼来的。


世上没有空中楼阁,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季老却在这上面稀里糊涂。“偶尔也能搔到痒处,谈到点子上。”真的如此么?倘若一个人仅仅是站在门外,他能仅靠幻想就准确地洞悉室内的一切吗?我想,还是该老老实实地到门内走一走、看一看,从兵器库里取出十八船兵器,然后一路杀将出来,方能成圣成佛。否则,墙上芦苇的日子可不好过,一阵风来便东倒西歪。季老又说,“但我其他的工作毕竟还是太多,太杂、太急。没有能读完全书,被迫放下。”就连所要论及的著作都没有读完,一切议论岂不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武侠中一流的高手能以“内力”伤人,隔空打物,想必像季老这样学富五车者,或许拥有此等本领。


谁失语啦?


“失语”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的感受。我们已难于描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难于对当下的问题发言,我们拥有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被悬空了。具体到文学批评界,“失语”的感受更有切肤之痛。批评的缺席和批评家的焦灼,已然是一个令批评界难堪的事实。


但季老自有的他的高论,“一读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此语堪称石破天惊。


首先,“中国文学”是指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抑或两者都包括?若是古代文学,自然可以用古代文论来批评。但古代文论已是用钝的武器,要有新的研究成果,必须引进西方文论方能庖丁解牛——例如有的研究者引进西方心理学来分析《红楼梦》,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十分锐利。关键是看如何使用,而不是“能不能用”。倘若挂羊头卖狗肉,自然是“失语”,但“失语”之罪过,难道能推到西方文论身上吗?倘若做到水乳交融,未尝不会别开生面,新瓶装旧酒。再看现当代文学,它的质地与古代文学已有天壤之别。我想给季老出个难题:您不妨用古代文论的一套语言,如“风骨”、“气象”等来阐释一下极具先锋性的现代汉诗,若能解释得通,我就接受您的理论。再举个例,如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先锋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如何用古代文论阐释?可以想象,季老捧读这些年轻女子的时,眉头不知皱到怎样的地步。


季老说,“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不禁要反问:西方文论难道能偏激地看作“枷锁”吗?近代以来,几代文论家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文论,引进的西方文论在中国近、现代文论中一直在唱主角。迄今为止,它们已内化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二十世纪难道不也是无法回避的“传统”吗?),岂是能我们能够“彻底摆脱”的?这是邯郸学步的幼稚想法。季老的这段话中,“检查”、“阐释”、“术语”、“建构”、“话语体系”等名词显然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可见他自己就没能“彻底摆脱”。有谁能搬起自己正坐在上面的那张椅子呢?即使是大力士参孙也不能。季老自以为没有“失语”,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古代文论家又听得懂几句呢?


分析与综合


季先生认为,中外文论的根本差异在思维方式上,“我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具体到文论上,中国古代文论虽然运用一系列玄之又玄的概念,但综合的能力却差劲得很,真正有点体系精神的两千年里只有一部《文心雕龙》。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有宏大体系的理论著作就层出不穷。


再看对待作品的态度。季先生把西方规定为“分析”,便认定西方文论家都像外科大夫一样,冷静地拿着解析刀,对作品进行严谨科学的解剖。但是,倘若读几本西方文论巨著,我便发现全不是那回事。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以及歌德的谈话录等,都把文学及文学家看作一个浑然天成的独特世界,具有相当高明的整体观照的眼光。西方的现代当代文论,更是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成为一门“综合学科”。相反,中国的评点,反倒更像季先生所说的“分析”——对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品评,鉴赏和体味,有时到了入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吗?


文化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若硬要用一两个词概括东西文化的差异,那么必然带来谬误与偏差。这种极为危险的做法,稍有头脑的学人都“远观而不亵玩焉。”倘在两种文明接触之初,作如此简单、明了、青菜豆腐一目了然的区分,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对自我和他者都未能充分认识,只好匆匆抓住一些浮在表面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季老还作这样的区分,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我以为只有初中学生才会这样思考。看来,老人的思路确乎“返老还童”,回到童年时代去了。


此“混沌”与彼“混沌”


季先生从“混沌学”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论的支撑点。本世纪以来,混沌学和模糊学在西方成为显学,这似乎足以证明东方早已领先于西方,因为中国早就有了混沌学。季文援引了《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条目,如形容嵇康的几句名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描述一个的容貌气质,比起西方作家不遗余力地从头发写到鞋子来,不是混沌又是什么呢?


因此,季先生理直气壮地得出如下结论:“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宣布真理在握的老人,把玻璃珠当珍珠,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季先生的这段豪言壮语,比之乾隆皇帝当年训斥英国使者的话毫不逊色。“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连“混沌”我们也早就玩腻了,你们还来拾我们的牙慧。


季先生自己说,“可惜我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微。我读过上面说到的几本书,也是生吞活剥,不甚了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搞懂以后再发言,没搞懂之前先保持沉默。季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只能从最大的宏观上来体会这几部书和这两门新学科的意义。”这就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在“生吞活剥、不甚了了”的前提下,能够达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吗?


正因为“生吞活剥、不甚了了”,幻觉便出现了:季先生将“此混沌”与“彼混沌”混为一谈,干脆将两种“混沌”煮成一锅“馄饨”吃。其实,“此混沌”与“彼混沌”的差别有如波音飞机与明朝时万户自制的木头“飞机”之间的差别。不过,国粹派硬要把万户视为飞机的发明者,为他申请专利,我也没有办法阻拦。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在向东方靠拢,他们也不过是向《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时代靠拢,向我们的老祖宗靠拢,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创造了什么?季先生没有谈“当下”的问题。这是老人的聪明,在回忆中总能找到慰藉。这也是阿q的愚昧,因为他说“我爷爷比你阔多了”的时候,总是他被欺辱的时候。


拿来与送去


文章的最后,季先生又愤愤不平地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中国无一人获奖,这是一个让每个爱国心高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现实。症结何在呢?季先生认为,“简单明了地说一句话:这出于西方某一些,特别是主其事者的瑞典某些汉学家等人的偏见。时至今日,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显露之际,竟还有一些西方人把枕头垫得高高地做着甜美的‘天子之梦’,对中国毫不了解,而且也根本不想了解,相对而言,中国虽不能说没有崇洋媚外者流,但是连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了解欧美情况。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做不到。将来一旦有事,优劣之势立见,这是我敢断言的。”


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不了解中国,季先生将其归结到道德评判上。本来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足以让西方了解的程度,而西方则已经民主富强到中国非得了解不可的程度。但季先生巧妙地一转换,居然成了中国人比西方人心胸宽广、富于智慧的论据。当年的阿q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因为阿q是文盲,季老是国学大师。


怎样在世界文论中发出声音?季老开出的药方是:大力宏扬“送出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那么,季先生今天拿什么送出去呢?拿《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兼八股?拿它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个落花流水?


回到当代文学上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实绩,稍微对其有点关注的人都一清二楚:没有一位大师级的作家、也没有一部不朽的巨著,尽管有的侃爷宣称“一不小心写出《红楼梦》”,有的大腕说“五十个鲁迅还了得!”既然如此,何必对诺贝尔奖耿耿于怀?季先生对当代文学有几分了解?您能点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能获奖,比那些西方的“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优秀?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把落后当作进步;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知的权威者。读完《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我感慨万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保持心灵的自由、进行理性的思考、追求纯粹的知识?睁着眼睛说瞎话,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学风,何日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