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反读《通鉴》(二)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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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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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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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630字

二十一


吴人多言祥瑞者,吴主以问侍中韦昭,韦昭日:“此家人筐箧中物耳。”


这是《通鉴》对话中罕有的具有思想光芒的一句。儒家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孔夫子说过:“吾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当它与权力结合时,却不得不接受非理性的因素——汉儒以下,这些“天人感应”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便开始泛滥于儒家典籍(董仲舒就是依靠这套把戏获得了武帝的宠幸)。谁要称帝,必得玩弄一番“祥瑞”的把戏,关于名姓、出身、经历,都可以编制出一番天灵灵、地灵灵的神话来,并且还有诸多确凿的实物相印证。


我不知道是献祥瑞的百姓傻,还是接受祥瑞的皇帝更傻。谁在玩弄谁呢?或者双方都心照不宣,相互冷笑?


韦昭勇敢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结果召来杀身之祸。千载而下,我依然为他的这句话喝采!他的价值,等同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由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菲逊执笔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中说过:“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行发展,它自然会得到胜利,真理是谬误的适当而有力的对手,在它们的斗争中,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扰,解除它天赋的武器,取消自由的引证和自由的辩护;一切谬误,只要到了大家可以自由反驳的时候,就不危险了。”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法令的保护。因此,韦昭的一句真话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十二


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又置黄门侍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谬言,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


韩非以来,中国人便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研究如何治人上。吴主智商之高,不亚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洞悉宇宙的奥秘,吴国的君王却洞悉人性的弱点。既然“酒后吐真言”,那么他想获得真言,便强迫臣下喝酒。那些被杀戮的大臣,大概都是些能作独立思考的人。因为有思想,便会说出一些“谬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保护自己,他已经没有防线了——要么变成一头的猪,要么死去,别无选择。


二十三


刘渊派大将刘景进攻西晋。刘景沉晋男女三万馀人于河。渊闻之,怒曰:“景何面复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黜景为平虎将军。


中国史书上的数字,有的被大大地夸张了,比如参战的军队,往往号称多少万,是实际数目的若干倍。但是,另外一些数字却被大大地缩小了,比如杀人的数字。即使这样,我还是想象不出一次驱赶群众跳河、溺死三万人的情形。即便以黄河之大,三万人的尸体恐怕也得漂浮数十里吧!


刘渊是大怒了,可是刽子手仅仅由灭晋大将军降为平虏将军而已。细民无足道,自古皆然,管你三万还是三十万,在统治者眼中,蝼蚁再多也是蝼蚁。


二十四


汉主刘聪杀太弟刘乂。死讯传来,聪哭之恸,曰:“吾兄弟止馀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鲁迅说,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做戏”是对国民性最为准确的概括。刘聪是个杰出的演员,要是活在今天,必定能令那些演技五六流的、却自以为有表演天才的明星们汗颜。我有个结论:在这个国度里,要当统治者,而且坐稳宝座,首先得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皇帝们的一生,几乎都是戏剧化的一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比起历史本身来,太小儿科了。


二十五


东晋成帝时,皇舅庾亮当政,与南顿王宗争权,乃以谋反罪诛之。过了很久,皇帝才知道这件事,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


谋反罪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正如秦桧的名言,“莫须有”。这是一柄无论杀多少人也不会钝的宝剑,也是一柄必然会反手杀死主人的宝剑。成帝反问庾亮的话,庾亮是无法回答的。他设置的套子,既可套别人,也可能被皇帝用来套他本人。这就是“作茧自缚”。


本世纪以来,革命党兴,“反革命罪”亦兴,比古时之“谋反”更加可怕。江青之流,以“反革命罪”杀人无算。最后,最革命者偏偏被法庭宣判成了真正的“反革命”。这是一出没有人能笑得出声来的黑色喜剧。


二十六


魏主冉闵被燕王慕容俊所擒。俊立闵而责之日:“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俊怒,鞭之三百,后杀之。


抛开对话中的种族歧视色彩不论,冉闵是将死之人,倒也道出了几分真理来:所谓“天子”,不过是一群禽兽而已。两个争夺天下的皇帝就像两个抢布娃娃的小孩,没有“正义”可言。


二十七


赵国境内华、胡矛盾激化,权臣闵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戌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这些“细枝末节”,在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是看不到的。我们所知道的,是一部民族亲善如一家的历史。然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实行过希特勒的那一套种族清洗。我们为发生在异国土地的奥斯维辛惨剧而惊异,却从从容容地放过了祖先们的滔天罪恶。


没法忘记,我们的血液里流着他们的鲜血;


倘若忘记,我们必然重复他们所做过的一切。


二十八


秦主生夜食枣多,旦而有疾,召太医令程延,使诊之。延曰:“陛下无它疾,食枣多耳。”生怒曰:“汝非圣人,安知吾食枣!”遂斩之。


跟暴君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程延不愧为名医,一下子便找到了病根,没想到反倒遭杀身之祸。如果没有找到病根呢?那么,皇帝一定会斥责他说:“庸医,敢为天子治病!”把暴君当作有理智的人看待,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这样的行径,一直被儒生们奉为最高典范。儒家经典的作用,无非就是教书生们如何做一个忠臣孝子(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则舍孝子而做忠臣)。


对明代的方孝儒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胡风,我都有些不以为然:哀其不幸,怒其“愚争”。他们的愚忠最后不仅枉送卿卿性命和自由之身,而且还连累了数以千百计的“九族”。观看那些千篇一律的、乏味的忠臣的故事的时候,我个人的意见是:若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二十九


在谈玄方面,王衍是大师;在治国方面,王衍是白痴。桓温北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记室陈郡袁宏曰:“运有光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曰:“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苦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桓温是曹操一类的实干家,自然瞧不起那些只会务虚的文人。“千斤大牛”的比喻确实很切合某些鸿儒。中国的教育,在培养纸上谈兵的赵括式的人物上,一直有其独到之处。今日学界,某些权据要津的大人物,不过是“千斤大牛”罢了。后来,柳宗元写了一篇寓言《黔之驴》,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千斤大牛”与“黔之驴”乃是一对挛生兄弟。我愿做一只老虎,将他们逐出中国的土地。


三十


燕国的左光禄大夫乙逸为官谨慎,而他的儿子乙璋却奢华享乐。逸常忧其败,而璋更被擢任,历中书令、御史中丞。逸乃叹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仅能免罪。璋不治节检,专为奢纵,而更居清显,此岂唯璋之忝幸,实时世之陵夷也。”


乙逸的最后一句话颇值得再三玩味。世道从古以来就是这样,恶能游刃有余,善却寸步难行。“陵夷”二字是对乙逸这样的老实人而言的,而对乙璋之类的“太子党”而言,道路实在太平坦了,比高速公路还要平坦。所谓善恶有报,只是戏曲中书呆子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世风从来都是“好人命不长,恶人活千年”。


三十一


秦主生醉中决事,乘醉多所杀戮。自以为眇目,讳言“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之类,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好生剥牛、羊、驴、马、豕、鸡、豚、鹅、鸭,纵之殿前,数十为群。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以为乐。


在我看过的一些美国心理片中,残忍的连环杀手多是身体有缺陷的家伙。杀戮也许是弥补缺陷的惟一方法。秦主若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介平民,他的问题自可去找心理医生解决,可惜的是,他当上了专制时代的君主。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终有决堤的一天。就像某些人,脸上有块胎记,便对脸上没有胎记的人恨之入骨,于是他的胎记越长越大了。我常常想,“直面”是惟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人们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或者干脆学习驼鸟,埋首入沙堆。


三十二


秦主生尝问左右曰:“自吾临天下,汝外间何所闻?”或对曰:“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出斩之。它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又怒日:“汝谤我也!”亦斩之。


真正的专制者,是连歌颂也不允许的。清朝的文字狱,被杀头的大半是上书歌功颂德的书呆子。鲁迅说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是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没有人明白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一个个气吞万里如虎,我却看透了他们:骨子里是小绵羊一样的乖孩子,他们在中国对美国说“不”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巨大的收益)。可惜的是,这群乖孩子没赶上那个时代,到秦主的治下去尝尝“说不”的滋味,如何?


三十三


后秦王苌与群臣饮,酒酣,言曰:“诸卿皆与朕北面朝秦,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赵迁曰:“天下不耻以陛下为天子,民等何耻为臣!”苌大笑。


耻是相对的,正如道德本身也是相对的:道德是一根警棍,被有权力的人拿来痛打没有权力的人。《镜花缘》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言必称道德的国度,恰恰是最缺乏道德的国度。


三十四


魏主珪徙军常山之九门。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将苦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群臣乃不敢言。


统治者向来不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威廉·詹姆斯说:“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惟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这实际上就是魏主珪的言外之意。这是一个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又想起鲁迅的一段话来:“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老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华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鲁迅看透了皇帝其实都是吃人者的领袖,而中国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吃人者抹去他们嘴角的血迹的餐巾纸。


老百姓的生存能力与生殖能力都是极端顽强的,统治者不必担心他们死绝,因此皇帝才得意洋洋地宣布“何患无民”。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洋洋三大卷的《古拉格群岛》,其核心便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何以变得不是“人”?而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有了答案:不把人当“人”看,是统治的最高境界。也只有不把人当“人”看,统治才能持久。


三十五


秦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擒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耳!”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即使是马克·吐温这样的幽默大师也写不出这样的场面来。王始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临终之言,不仅可以压倒魏晋名士们对清谈,而且也不逊色于近世以来烈士们就义前高呼的“某某某万岁!”王始人如其名,有始有终,为理想而捐躯,理应迎入先贤祠,吃几斤冷猪肉,喝几瓶掺水的假酒。


无论是为了当皇帝还是所谓“为万民谋幸福”而被砍头,都是中了死神的阴谋。最后,剩下的便只有零零碎碎的各种“说法”。这些“说法”能否成为死者们的安慰呢?王始心满意足地死去了,以皇帝的身份死去。王始的子孙们呢?


三十六


桓玄篡夺东晋政权后,以前代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


统治者大多好名,好名者必如桓玄这般费尽心思制造“隐士”。从这里可以发现,真的隐士原本就不存在,隐只是一种姿态,一条终肖捷径。《北山移文》写隐士的心态,传神绘影。以前人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出世和入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实两种选择都是一样的:都是花瓶的命运。


惟一能与这则故事平分秋色的时事是:据报载,武汉某医院开办修补处女膜的业务,应诊者如云,大多是准备从良的妓女。我觉得,即使她们也比“隐士”们更加高尚。


三十七


燕王熙的皇后符氏卒,熙哭之懑绝,久而复苏;丧之如父母,服斩衰,食粥,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使人案检哭者,无泪则罪之,群臣皆含辛以为泪。


无独有偶,《史记》载,汉武帝时,卫后找到失散在民间的兄弟卫青,两人在宫中见面。卫后大哭,而宫女太监皆“助哭”。太史公用“助哭”二字,堪称神来之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臣迫于无奈,口含辛辣之物让自己泪如泉涌,倒也是另一种忠心。近读《古拉格群岛》,写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个个痛哭流涕,索尔仁尼琴在人群中,也不得不装出悲哀的样子,尽管他心里恨透了这位“教父”。


判断专制与民主,标准之一是:看这种制度是否企图控制人们的感情。


三十八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


细读史书,我才发现夏国其实是最弱小的一个国家。夏主患的是中国人的常见病:语言文字征服病。鲁迅为此塑造了一个典型:阿q。阿q对王胡、假洋鬼子、赵太爷的态度,跟夏主对魏、宋、凉、朔的态度一模一样。汉语真有反败为胜的魅力吗?至少我就不相信。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患上了这种顽疾,台北市的马路皆以大陆各省省名冠之,如“四川路”、“浙江路”等等。既可怀旧,亦可壮胆。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因为名字一改,就“光复”了大陆锦绣的江山。


靠文字为生的人都是弱者——包括我自己在内。


三十九


竟陵王刘诞平反被镇压之后,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馀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馀口。长水校尉宗越临决,皆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越对之,欣欣然若有所得。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


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是安放一桌吃人筵席的地方。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愤愤不平:礼义之邦,个个是慈眉善目的菩萨,连蚂蚁也不会踩死一只,何来吃人?说这些话的,都是些跟摩天大楼一样高耸入云的大学者,如钱穆、如季羡林。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读过《通鉴》。他们能否解释:既然传统文化如此美好,为何孕育出无数个像宗越这样的杀人狂来?


苛政岂止猛于虎!虎吞噬其他的生命,不过是因为肚子饿,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倘若吃饱了,像在动物园的笼子中那么舒服,它绝对不会主动去伤害别的动物。而像宗越这样的“人”,不仅杀人,而且“虐杀”;不仅“虐杀”,而且还“欣欣然若有所得”。文革中,无数的宗越复活了。


四十


跟三十七则中燕王强迫群臣哭符后一样,宋世祖葬殷贵妃,数与群臣至其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他日有问志者:观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


重赏之下,不仅有勇夫,还有“哭夫”。羊志相当聪明,“你哭你的,我哭我的”。你玩弄我,我岂不玩弄你,彼此彼此!一首时下的流行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足以概括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