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薇》中的一则故事：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都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在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里，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午后二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三十五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苦的现实一天天侵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都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这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的，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时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

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句话：“kissinghefire”（吻火）。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拔出，我也就一命鸣呼了。

——齐克果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抒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他的这一选择，与校友们正在参与的那场政治运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一九六四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一九七九年，十五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九十年代，当我们像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惟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

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

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具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的东西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的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个纯洁的妹妹：

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

我更羡慕他有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想你。

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要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八十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九十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八十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美丽着。海子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九十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想起了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部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的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惟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

你说你孤独就像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独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像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

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弃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逼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像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

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

灵魂是如此的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他。此刻，幸与不幸都已变得毫无意义。耶稣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稣在地上是孤独的，那时，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稣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痛得要死了。”然而此时，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稣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碌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将永远痛苦，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胡河清：满天风雨下西楼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卡夫卡

胡河清走了。他选择了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选择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方式，从他居住的那幢有上百年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画出一个丰硕的红点。在这个每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的大都会，即使是这样不寻常的死法也寻常得无人关心。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胡河清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没想到最后诗意盎然的七个字，竟成了他最后时刻的写照。作为一个文人，胡河清终于获得了纯粹的自由。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释放的全然是个体生命本身所拥有的能量。

胡河清，祖籍安徽绩溪，一九六零年生于西部黄河之滨。少年时代，他就已过早地挑起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为褴褛狼狈的。“我常常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这样的情境，即使在胡河清进入熙熙攘攘的大上海之后也难以忘怀，这样的情景，也铸就了他敏感孤独的心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他的生命仿佛是一条平缓的直线。不幸的是，这个敏感而固执的青年迷恋上了文学——也许所有敏感而固执的青年都会选择文学，文学是与这样的青年如影随形的撒旦。然而，文学不仅没有成为胡河清风平浪静的避难所，反而倍加了他的敏感与固执。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胡河清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火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残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里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胡河清像是从《史记》中走出来的人，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从《聊斋志异》中走出来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生活，转身而对一片无邪的天空。在人心叵测、尔虞我诈的社群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对于不喜欢的人，他毫不掩饰地白眼相向；对于朋友和学生，他全抛一片真心，以致有的毕业的学生从千里之外赶到他的灵前泣不成声。他自己扛着一道黑暗的闸门，在暴风雨中，以光裸的头顶去承受光电霹雳。一般的人只有接受既成现实的漠然和漠然背后信仰的空缺。在残忍与非正义的深渊中，胡河清为了生存下去作了许许多多的尝试。从笔下一叠又一叠的文稿到单身远游时神采飞扬的照片，从洋溢着生命激情的西方绘画到窗前那盆青翠的绿色植物，从一群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到一卷汇集了东方最高智慧的佛经，然而，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失败了。他无法降低生存的标准，他的血液中缺少苟活的因子，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比狂人的时代还要冷酷和丑恶。生命的尊严与骄傲就这样轻易地被平庸所摧毁么？胡河清奏出最后一个变徵之音后，生命之弦就此断裂。

在评论集《灵地的缅想》的序文里，胡河清绘声绘色地谈起自己的梦：“我梦到自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朵边悄悄响起，‘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清宝座上还有别的。”神缺席了，可神谕还萦绕在胡河清的耳边。神不过是一个影像，在这个影像中胡河清看到了画在永恒的墙壁上的自己。齐克果说过：“人们对待生活就像小学生对待他们的作业，他们懒得自己运算，总想抄袭算术课本里的答案哄过老师了事。”胡河清是一个罕见的坚决自己运算的人。经过自己的运算，他发现外部的时钟与内部的时钟走得并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地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嘀嘀嗒嗒的，没有安静下来的可能，每一秒钟都在奋力向前冲。既不能睡着，也不能醒着，再也不能忍受生活的连续性了。于是，自己的影像崩溃了，只剩下雪山和阳光，只剩下乞力马扎罗山上死去的豹，寂寞的曙光，一片平静。

胡河清生前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论》。在“钱学”成为显学的九十年代，胡河清的这篇文章据说是惟一受钱钟书先生激赏的评论。知音固然是知音，但在生命的内蕴与价值的取向上，胡河清与钱钟书迥然不同。相反，他更接近于王国维。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做学问的，故能“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临乱世而继绝学；胡河清的生命状态是任性情的，故能如破冰之日的黄河，汪洋肆虐地奔腾而下，遂成绝响。与钱钟书那蜗角兔毛中亦能见乾坤的智慧相比，我更欣赏胡河清心灵经纬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力度。

胡河清曾谈到“苦求兵士向尘寰”的王国维：“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息……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这里，又出现了“独上高楼”的意象。表面上是在说王国维，何尝又不是胡河清的自况！高楼上两个凄苦得令人揪心的身影合二为一了。胡河清到底没有像钱钟书那样“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形象的特殊本领”。他最后奋然一跃，终于消灭了命运巨大的阴影。

卡夫卡早就说过：“你可以逃避这世纪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惟一的苦难。”胡河清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一下“下”字，超越了鲁迅《过客》中那位赤着脚在荆棘地上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的过客，而几乎再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中最后一个人将家族的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胡河清的好友李劼把胡河清的最后一跃称作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他如此沉痛的写道：“我不知道胡河清以后是什么样的时代……但是，如果可以把王国维自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圆明园的废墟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之三大景观的话，那么胡河清则以共工的形象为之提供了第四个景观。”

大上海千百座的高楼拔地而起。今世之后，还有来世，离我们而去的胡河清，向我们标识的另一番景象。

他终将被遗忘。他已经被遗忘。对此，我们不必悲哀。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当平等的路途汇聚在一起时，那么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看起来就像是家乡一样。我们的使命是在世界中展示一个岛，也许是一个榜样，一个象征，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降临。

张爱玲：执子之手，死生契阔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洛杉矶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他以前无法设想的凄艳的图画：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赭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子，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为什么留下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的遗言？家已经回不去了，能够回去的，已然不是家。旧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她固执地拒绝了，如果回去的话，上海还能是“上海”么？她要完成的，是对自我彻彻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莱学子健步如飞、意气轩昂的身影之间，她不紧不慢地走着，放逐是保持心灵不碎的惟一选择。

“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然而，张爱玲还是在《流言》这本集的扉页放进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一袭古式齐膝的夹袄，超低的宽身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展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后，那张照片随同书页一起泛黄，光阴是不能用日晷测量的。五十年后，张爱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张照片一段注释的文字，于是《对照记》成了她的绝笔。

“对照”语带双关，既喻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照，又喻作者面对照片时的心情。“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些么？在对照片的否定与肯定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无奈，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讽。她微笑着、微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滴到稿子上。无法不爱，也无法不恨，爱与恨在时光的流转中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了。记忆如同螺旋状的楼梯，迂回往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方向中迷失，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级阶梯上永远地停下。

陈思和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惟一真实的是连她也没有过的前世的记忆。”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张佩纶，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谈兵，马尾海战顶着铜盆逃命：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嗜烟如命的父亲，新派摩登的母亲，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绎成张爱玲笔下变幻多端的人物与场景。她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到。她把浮沉分合的家国经验，以最华丽的文字表达出来，不惜用强烈对比的颜色来表达挫败的感受。要冷艳就冷艳到底，绝望的时代，倘不是绝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么张爱玲的命运与流苏一样，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她。兵荒马乱的天地之间，这个年轻女子缓缓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种感觉就叫作“苍凉”。

苍凉是一种感觉，苍凉是虚无边缘仅有的一点充实。

张爱玲客死异乡使《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居只知道她是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代史上惟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们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张爱玲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负荷者。

如果说苍凉是女人脸上雪白的粉底，那么日常生活里一丁点平庸的快乐则是脸颊飞起的一抹红晕。张爱玲没有被绝望所吞噬，她停留在街间热热闹闹的碰碰戏旁边，一听便不想走了。俗么？是俗，正如她的名字。实际上，极端痛苦与极端觉悟的人终究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彻大悟。她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悲剧感；既是名门之后，又自称小市民。不尴尬之中，张爱玲就这么走过来了，人也就这么活过来了。“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然而，我还是在最喜欢的《倾城之恋》里发现了张爱玲的秘密。当我反复“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引自《诗经》的句子时，眼前突然有萤火虫一闪。在这一闪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可怜的女子，无论是江南才子胡兰成还是第二任美国丈夫赖雅，都没能“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你假装无比蔑视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的啊！

张爱玲撒手而去，带走的只有“苍凉”。从此，“苍凉”将是一个我们挪不动的形容词；从此，都市里的“爱情”该找另一个名词来代替，我们都配不上这两个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只不死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