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友情如星，爱情似火。星光虽淡却永恒，火焰虽短暂却热烈。友情照亮对方，爱情燃烧自我，友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无条件的。友情是遥远的牵挂，爱情是激越的占有。友情是可以解释的，爱情却完全是疯狂的。

所以，平淡的友情永远可以让人幸福，激越的爱情结果大多造成不幸。

《情史》中有一则关于乐和的爱情故事。乐和舅家邻女姓喜名顺娘，小乐和一岁。二人少小时同馆就学。学中戏云“喜乐和顺，合是天缘”。二人闻之，遂私约为夫妇。不久，年龄稍长，顺娘被关进了闺中，这只是一个青梅竹马式的俗套的开头。

三年后，值清明节，杭州习俗祭祖后游西湖。恰好喜家宅眷全都出游，与乐家会于一船。顺娘年已十四，姿态发越，和见之魂销。但是，双方家长在场，乐和一揖之外，不能通语，唯彼此相视，微微送笑而已。

和家家道中落，而喜家是殷富人家。乐和要家人向喜家提亲。父母都说，这岂不是自取其辱吗？乐和大失所望，乃纸书牌位供亲妻喜顺娘。昼则对食，夜置枕旁，三唤而后寝。每有议婚者，和坚谢之，誓必俟顺娘嫁后乃可，而顺娘亦竟蹉跎未嫁。

故事到了这里，有些味道了，但仍不脱《聊斋志异》中相爱而不得的路子，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又三年，八月，杭州有观钱塘潮之会。乐和与顺娘又一次相遇，交相注目，含情脉脉，如牛郎织女。忽闻喧言潮至，众俱散走。其年潮势甚猛，如冰城数丈，顷即逾岸。顺娘因为心慌意乱，说不清是甜蜜还是忧苦，一时之间，竟不知逃离，失足坠入潮中。乐和骤见哀苦，意不相舍，仓皇逐之，不觉并溺。那千钧一发、生死一线之间，乐和何所思何所想？所思所想唯有一字——爱。那是一种激越之爱，心底的波澜，不亚于钱塘江山崩地裂般的浪潮。能让人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呢？

紫罗衫、杏黄裙浮沉浪中。紫罗衫是少男，杏黄裙是少女。喜家以重金酬弄潮健儿下水救人。众掖而起，而二尸对面抱，唤之不苏，拆之亦不解。

的结尾设置了大团圆：江神救活了情侣，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不相信这个画蛇添足的结局。我想，有情人大多是成不了眷属的，这是人世间最无奈的现实。相拥而死，不也是爱的实现吗？我相信爱情自有神奇的力量，也相信惊涛骇浪中少年男女相拥不分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也许不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但这种信念却是我们仅存的、对抗俗世的武器。爱情的神光圈一天天被住房、职位、金钱所剥离。甚至一块豆腐也会将现代爱情压得粉碎。那么，拥有一点激动的感觉，保持一分单纯的渴求，我们才有资格面对乐和顺娘的激越之爱。

二

爱情本就是种最奇妙的感情，既没有人能了解，更没有人能控制，它不像友情，友情由积累而深厚，爱情却是突发的。它要么就不来，要来，就来的猛烈，令人完全无法抗拒。

激越之爱，泛滥于骑士时代。法国骑士和行吟诗人夏特利亚尔是最后一个为爱而死的骑士。他象征着一个时代和一种情感方式的终结。

夏特利亚尔爱上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女王那时候还是个美丽的少女，诗人杜倍雷曾说过：“看着她吧，我的眼睛，人间没有什么可以同她媲美。”精通各门骑士技艺的夏特利亚尔深深陷入情网之中不能自拔——倘若能够自拔，就不叫骑士的爱情了。“相信我吧，年富力强的我如果被死神攫走罪魁一定是你是你用你的美杀死了诗人。”诗句不幸成真，诗人果然为爱而死。

夏特利亚尔的热恋始终只是单相思，他不得不惆怅地承认：“爱情的火焰在我胸中熊熊燃烧但它引燃不了你的芳心。”然而，青年诗人决意跨过女王和臣仆、尊敬和亲昵、献殷勤和彬彬有礼、开玩笑和一本正经之间的界线，贸然沉浸于他的爱。

一天晚上，侍女在寝殿里发现诗人藏在重重帷幔里面。她们把这越轨的行为看作淘气，装腔作势地训斥调皮鬼几句，把他从寝殿里送出去。女王本人也宽恕了诗人。但姑息的做法并没有给这个为爱发疯的人带来好处。他的爱情战胜了理智的思虑，不久又肆无忌惮地故伎重演。女王巡幸法埃夫期间，他瞒过内侍悄悄地跟踪着女王。女王脱衣睡觉的时候，发现他躲在卧室里。这位被他冒犯的女子吓得大叫起来，惊动了行宫中所有的人。宽恕就无从谈起了。

几天后，夏特利亚尔被送上断头台。作为罗曼蒂克的骑士，他死得很漂亮。他拒绝了教士的送终祷告，只是在诗中，在这样一种念头中寻找安慰：“我卑微渺小，但我的痛苦却能不朽。”

这位勇敢的行吟诗人昂首步上断头台，没有唱赞美诗，也没有祈祷文，而是大声朗诵他的朋友龙萨的名篇《致死神》：“死神呵，我等待你，好心的朋友使我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

在砧板前，他又抬起头，喊了一声（叹息多于哀怨）——“忍心的女人呵！”然后，面不改色地把脖子伸出去挨刽子手的斧子。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死也带着抒情史诗的韵味。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韵味一去不复返了。爱情成为一项买椟还珠的活动，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在司汤达的笔下，在莫泊桑的笔下，我看到了死气沉沉的客厅和卧室，死气沉沉的丈夫和妻子。嫁妆比爱情重要，面子比爱情重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比爱情重要。夏特利亚尔作为情场的堂·吉珂德，隐没在历史的地表之下。在他人头落地的瞬间，激越的爱情也无可奈何地死去。人类的进步总得付出代价，包括牺牲爱情。这是残酷的，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我怀念夏特利亚尔，如同怀念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他比歌德更懂得什么叫爱情。

三

陈凯歌在拍《风月》时，反复说，爱情的激烈程度“那是可以拔出枪向你开枪的”。是的，激越之爱多少是蛮不讲理的。坡坡坎坎，要过去，也只能不讲理。我想起了最不讲理、也最讲理的郁达夫。

郁达夫青衫红粉、走马江湖，蓦然回首见到了王映霞，中年的颓唐顿时化作少年的激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他的攻势是猛烈的，如同赤膊上阵的许褚。郁达夫的朋友都没有想到，他居然这样专一地去追求一个女子。达夫说：“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已身不可的。”他已隐隐感觉到激越背后的悲剧性。岁月不是白过的，不是这里，便是那里，隐伏着暗礁，你能躲过吗？

在读达夫致王映霞的情书时，我感到人生最苦的便是爱情了。“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哂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映霞，我只怕你心要动摇，要看到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动摇，所以我诚诚恳恳的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你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你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因为我对你所抱的真诚之一，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斩钉截铁的语气，掩盖不了对未来的恐惧。如陈凯歌所说，拔枪射击固然激越悲壮，但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还有如此魅力吗？达夫的长处正是他的短处，音色太好的琴弦总是易断，激越的爱情往往不易维持。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没人。”爱情到了举重若轻的阶段，总是掺入“怕”的因子。甜蜜是理所当然的，可这是付出代价的甜蜜，包含着生命的痛苦。达夫爱映霞自然毫无疑问，但映霞呢？她承受不了达夫异于常人的、波浪形的情绪，达夫的紧张、达夫的敏感、达夫的颓唐，她无法理解，自然也无法用似水的柔情去化解。

两人结婚十年，日日厮混。达夫在西子湖畔筑风雨茅庐，自以为“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谁知一次远行、数月分离，乃有悲剧的诞生。达夫托好友许君照顾映霞，两人因而苟合。我无意对王氏和许君作道德上的指责。在我看来，激越的爱情从本质上就是短暂的，达夫与映霞能维系十年，已是奇迹。即使没有许君的介入，他们俩人也没有“天荒地老”的可能，冲突和裂缝早已在达夫离开前出现。

一九三八年一月，达夫动身返家，在福州王天君殿求得签诗：“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不得，鸣鸠已占凤凰巢。”诗句奇突，达夫一路心境低沉。归家后果然闻变，晴天霹雳，之后心如死灰。“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此后，两人又有数年之分合纠缠，乃至在报纸上刊登决裂之启示。昔日之情意被愤怒和厌倦所取代。杭州沦陷之后，日军焚毁了达夫一生心血修筑的爱巢。家事国事大变，在抗日的烽火中，达夫一瓶一钵走天涯，漂泊到苏门答腊。狂夫忆家却无家，浪子无情情最深，最后在鸡鸣风雨中以身殉国。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郁达夫“这一个”人。在横眉与俯首之间，这好男儿当永生。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持续的痛苦、没有难以抗拒的敬畏、没有临深渊的感受。我们的存在是脆弱的，美丽的事物与情感也一样。激越地爱过的人，站在象牙塔的顶端，默默地凝视着最久远的时间、最遥远的国度。

由于激越，由于激越中的悲剧性，由于激越的洗礼，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开始。

四

帕斯捷尔纳克在致情人奥尔佳·伊文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当我写信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对你的感情。要是能够亲吻你而不是以笔和纸来表达爱情，那该有多好！”年过六旬的诗人称奥尔佳·伊文斯卡娅为“那么亲爱的饱经痛苦的女人”。一九四六年两人相识的时候，他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五十六岁，结过两次婚；她是文学编辑、诗人的崇拜者，三十四岁，正在寡居，有一个女儿。一切都没有阻止爱情的发生，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是幸福的，但给彼此带来更多的是痛苦。

一九四九年伊文斯卡娅被捕入狱，官方要求她交待帕氏的“罪证”。但她在威迫下没有背叛爱情。帕氏也深爱着她，由于集中营中只允许与近亲通信，他便以“妈妈”的名义给她寄去明信片。“我写给你的信本当像柔情与忧伤的激流一般从心窝里径直向你奔涌。但，这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激越的爱在残酷的压制下，成为潺潺的潜流。正是这样的爱，成为帕氏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巨大动力。伊文斯卡娅就是中温柔而坚韧的拉拉。

一九五三年“拉拉”出狱后，一直为帕氏的创作奔波。当帕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遭到全国批判的时候，她陪伴在他身边，给他温暖和安慰。她还作为丈夫的代表，勇敢地出席了苏联作协会议，替他承受辱骂和抨击。帕氏在心中称她为“我的金子”，感叹说，“我的欢乐和我的美丽，这是何其不可思议的幸福啊：天下居然有你这个人，世界上竟有找到你和见到你这种难以想象的可能。”

一九六零年五月，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的时刻，“拉拉”又来到他的身边。帕氏受尽精神的折磨，临终前像婴孩一般脆弱。“我整天都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全部，给你写信就如同给我自己写信一样。”“我与你紧紧相拥，我因为感到眩晕，几乎要落泪了。”他把最后一部作品、剧本《盲美人》的手稿交给她保存。

一九四九年的入狱，非人的折磨使伊文斯卡娅流产，失去了她和帕氏爱的结晶，这是她一生的遗憾。一九六零年八月，帕氏逝世后三个月，苏联官方趁西方出版社给伊文斯卡娅送稿费现款时，再次将她逮捕，并扣上新的罪名“走私犯”。同年九月，她在文学院念三年级课程的女儿伊丽娜也被逮捕。

诗人不可能预料到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而他心爱的“拉拉”——坚强、美丽的俄罗斯女子的象征，独自承受了此后所有的苦难。这是爱的代价。她像俄罗斯的沃土一样，孕育那高大的白桦树伸向天空。诗人生前在给德国女诗人雷纳特·施维采的信中说：“秘密机关认为她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以便把她管起来，想通过折磨人的审讯在威逼之下从她口中套出足够的罪证，以便对我进行司法上的追究。由于她的英勇和坚韧才保存了我的性命，所以在那几年里没有抓我……”他把她称为“乐天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事实证明，“拉拉”是无愧这份赞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拉拉”便没有日瓦戈医生，没有伊文斯卡娅便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创作的高峰。

伊文斯卡娅出狱后写了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监狱岁月》，封尘到一九七八年才得以出版。另一本是《为时间所俘虏》，记录她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十四年的生活。与其说被时间俘虏，不如说为爱、为激越的爱所俘虏。正是在这样伟大的、忘我的爱情中，我们发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自私、软弱、虚伪、卑劣……全都得给激越的爱情让路。这是一个升华的历程，一个精炼的历程。她申明了人类的尊严和信念，捍卫着人类的理想和梦。

有了激越之爱，便拥有了未来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幸福或者痛苦、占据或者失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相爱，在激越地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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