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东看都没看我和郑勇一眼，走过来站在两杠间，将手里的一沓资料丢到宁志怀里，双手按住双杠将身体撑起来轻轻一甩，与宁志坐在一起，眯着眼看着落日舒了口气说：“挺会挑地方。”

我和郑勇这才意识到，刚才一着急，忘记了徐卫东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有明显军姿出现的事，彼此对视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徐卫东对我们轻轻摆了摆头，示意我们坐上去。我和郑勇赶紧争着抢着往上跳，动作没轻没重，结果我们是坐了上去，却把徐卫东和宁志都晃了下来。我和郑勇看了看站在地上的徐卫东和宁志，僵直地坐在杠上面面相觑。

宁志打开文件夹，刚翻了第一页就惊讶地看着徐卫东：“七大项目？”

我赶紧伸头去看，果然是“七大项目”的训练科目表。以前在学校，我们需要在学习保密条例后，才能在电教室里观摩“七大项目”的录像演示。按教官的话说就是：看看知道怎么回事，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好。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接触并实践那些训练科目。

郑勇挠挠头，说：“这些科目，一个科目一个月，怎么也得七个月才能轮一遍吧？”

宁志盯着科目表轻轻地摇摇头说：“这上面说下周一开始，现在距离下周一还有三天。我觉得这三天咱们想吃点儿啥就赶紧吃点儿啥，有啥未了的心愿都抓紧吧。”

对于我们三人而言，如果几秒后“嘎巴”一声就要死了，问我们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的话，那就是没有执行过一次正式的任务，没有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处决人犯那次可不算）。

简单地说，我们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有为自己曾经宣读的誓言流一滴血。

徐卫东从宁志手里拿回那沓资料，分成三份，往我们每人怀里丢了一份，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给我达标。”

郑勇说：“全部？达标？我们还要在这儿再待两年吗？”

徐卫东说：“明天起，一天一个项目，一周正好一轮，完不成就滚回去。”

我腿一软，从双杠上出溜到地上，不敢相信地看着徐卫东，又看看宁志。宁志撇撇嘴，一耸肩说：“我早就说没那么简单。”

徐卫东说：“怎么，有问题吗？”

我想，我们一定是没有达到徐卫东的选拔标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知难而退——“七大项目”里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单元，都是在挑战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一天完成一套也许有可能。但连续每天都不间断，别说连着一周，就算是连着两天都不可能，因为那根本就不科学。与其这样，不如主动退出。

我一挺胸说：“我有问题。”

徐卫东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冷冷地一笑，低沉地喝道：“执行命令。”他扭头朝教学楼走去，头也不回地说，“去小会议室看你们手里的资料，我一小时后到。”

一直到会议室，我们三人彼此都没有说一句话，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翻看训练资料，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把项目简单比作铁人三项的话，那就是每天要来一次，而且每天的项目都不一样。要在徐卫东规定的时间里达标，简直是痴人说梦。最让人绝望的是，“七大项目”要比铁人三项更加严酷。

我又想起“我们三个被徐卫东选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从入校起的各项成绩都记录在案，光看分数就可以判断出我们的实力。换言之，我们三个根本不是玩“七大项目”的料儿。就算是，也不是连续一两个月不间断地玩。

我把封面盖着“保密”印戳的资料往桌上一摔说：“这哪里是训练，根本就是自杀。”

宁志说：“你得多恨你自己才用这种方式自杀？这叫虐杀。”

我们看向了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郑勇，他摇摇头说：“打死我，我也做不到，就算勉强做到，也绝对不可能达标，老徐刚才是说不达标就滚蛋的吧？”

我和宁志一起点头。郑勇长长地叹口气，沮丧地瘫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不再言语。

徐卫东来的时候，我们连和他打招呼的心气也没有了。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垂头丧气缩在椅子上的我们，找个位置坐了下来，问我们：“都没有想说的？”

我们三个对视了一眼，又低下了头。

“其他几组都过了，是你们不行，还是我挑人的眼光不行？”徐卫东像是自言自语地点了根烟。

郑勇说：“其他几组？”

“你们不会以为整个特案组就你们三个吧？”徐卫东把没抽几口的烟掐灭在烟缸里，起身就要收走我们放在桌上的文件夹。我们三人几乎同时跳起来，揽护住面前的资料。我问徐卫东：“其他人全过了？有多少人？”

“恐怕你们已经没有资格问特案组的事了。”徐卫东伸手过来要拿走文件。我忙把手背到身后，挺起胸说：“那我们也行。”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在这之前，“七大项目”在我心里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以为只是因为我们不合格，徐卫东用这种方式赶我们走而已。现在他这么说的话，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不合格，只要按训练计划做到达标，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特案组探员了。

郑勇将资料夹在腋下，站得笔直说：“对，他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徐卫东将目光落在宁志身上。宁志说：“早就想试试这‘七大项目’了。”

徐卫东嘴角微微一翘，说：“其他小组也不是全都达标，你们三个能留下两个就算成功，没事早点儿休息，明天开始训练。”

看着徐卫东背着手走出会议室的背影，我心里清楚，这个训练项目才是真正的淘汰赛。这个传说中的训练科目除了考验个人体能外，更多的是考验战友间的配合、协作能力，否则以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的。

宁志说：“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不如我们三个全部达标，震他一下怎么样？”

郑勇咬着牙说：“嗯，震死他。”

我伸出一只手说：“要留都留下。”

宁志用力握在我的手上说：“要走，就都走。”

郑勇把手放上来，憋了半天，说：“话都让你们说了，反正我也就这个意思。”

那天，我们三人都有些激动，好像第二天要上的不是训练场，而是战场，彼此许下了同生共死的誓言。

四十天后，当我们挺着胸，瞪着眼，竖起耳朵，听到宣布我们“七大项目”全部达标的那一刻，三个人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

我们在一间病房里一口气睡了两天两夜，才被徐卫东挨个踹醒，命令我们三十分钟内洗漱着装，准备归队。

当天下午，在一个只有徐卫东和总队一位首长在场的授衔仪式上，我们三人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军衔只记在我们的档案里，没有肩章，因为我们不再有军装了。

授衔仪式结束后，我们来不及庆祝，就又被徐卫东叫进办公室。他正式通知我们，我们三人被列为一个单独的行动组，叫特案第九组，简称特九组，主要负责枪支毒品的走私、制造和贩卖的相关案件。

我有些吃惊：“我们之前有八个组都达标了‘七大项目’？”

徐卫东整理着手中的文件，头也没抬地说：“没有，你们是第一拨。”

我说：“你说其他组都达标了。”

徐卫东破天荒地一咧嘴有点儿笑脸，“逗你们玩呢，其他组连人还没招齐。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全部达标是可以做到的。”他用手指了指我们说，“你们就是其他人的榜样。”

我扭头看郑勇，见他脸色发红，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狠狠地瞪着徐卫东。徐卫东走到郑勇面前，双手插在裤兜里，与郑勇保持着不到二十厘米的距离，盯着郑勇看，一直看到郑勇平息了呼吸，低下了头。

徐卫东把我们领到一间宿舍里，说：“从今天起，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要在一起，目标就是——不管你们谁一撅屁股，其他人必须知道你要放的是什么屁。”

听说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行动组，有负责间谍案的，还有专门负责经济案的——当然，这些只是听说，我听宁志说，宁志听郑勇说，而郑勇是听我说的。

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应该问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三人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训练，一起看资料，互相熟悉着彼此的一切。日子过得流水一样分外的平静又轻快，这让我们都有些含糊，一切好似又回到了起点，这跟在学院里的日子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徐卫东叫到了档案室。老习惯，他足足看了我们有五分钟，才说：“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齐刷刷地立正，昂首挺胸：“准备好了。”

徐卫东抄起桌上的一大摞文件就往我们身上丢，声音低沉却差不多是在吼：“你们他妈的给老子喊什么？老子耳朵不背，你当你们还是大头兵吗？那么喜欢立正就滚回学校去出操，要不到门口站岗去！”

“准备好了。”我和宁志赶紧小声说，郑勇马上学着我们的样跟着一句：“准备好了。”我们低着头收拾散落一地的文件，集中到我手里后本想毕恭毕敬地放回桌上去。刚抬起头就见徐卫东正盯着我的手，好像在等着我犯错误似的，我赶紧装作随意地将文件放在了手边的柜子上。

徐卫东说：“依我看你们还欠点儿火候，回去吧。”

郑勇转身就走，走出两步发现我和宁志没动。宁志说：“您还是给我发活儿吧，再这么待下去就真废了。”

徐卫东说：“搭档就要亲密无间，对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甚至呼吸频率的改变，你们都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才行。”

我上前一左一右搭着宁志和郑勇的肩膀说：“我们已经很亲密无间了，他们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他们想拉什么、拉多少、是什么颜色。”

宁志也搭上我肩膀说：“是啊是啊，再这么待下去，我们有人就要怀孕了，那时候怎么办？要请产假谁负责？”

徐卫东站起来说：“少废话，都给我滚回去。”

我们灰溜溜地回了宿舍。宁志认为是郑勇没能和我俩保持统一步调，在徐卫东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只有郑勇转身就走，虽然立刻意识到错误，但为时已晚。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入手，首先要解决郑勇总是不在状态的问题。

但是郑勇认为，老徐说我们行就行，不行也行，说我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既然命令我们滚回来待命，我们只需服从命令就是，说其他的都是闲扯淡。

他们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希望我能表个态。我实在没心思跟他们斗嘴，有气无力地说：“看这意思，无论你们谁说得对，我们都要在这儿继续熬一段日子了。”见他们眼神黯淡下来，我又补了一句，“既然他费那么大劲儿把我们招募到这儿来，一定比我们更着急要我们出去执行任务。”

宁志说：“话虽这么说，可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郑勇一拍桌子站起身说：“走，练格斗去，那个败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