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29年至1932年，恋爱并非沈从文生活的唯一内容。在这期间，正有一些重大事变在他身边发生。

1930年5月，去山东教书的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回到上海，在环龙路住了下来，并写信给沈从文，要他去看他们俩。

从胡也频和丁玲的口里，沈从文得知二人离开山东的原因：由于那里风潮闹得厉害，他们不愿受人利用，又不愿让人暗算，所以回来的。胡也频又独自告诉沈从文，他们简直是逃出来的。可是听了半天，沈从文仍然弄不懂他们一定要“逃”回来的理由。过了几天，他又从冯沅君那里听说，他俩是为另一件事跑出来的。这另一件事具体是什么，沈从文依然感到模糊。

关于这“另一件事”，丁玲后来有过极明晰的回忆：

……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的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欢喜，我问他：“你都懂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后来他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使校长、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我记得那时5月4日，全校都被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1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事情闹大了，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这时，校长张默生给胡也频送来了路费，并说，省政府已下令通缉他，要他赶紧离开济南。

最后，沈从文自然明白了这件事的性质。对胡也频和丁玲的行动，他并不感到吃惊。

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它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不久，胡也频和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被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的主席。3月间，武汉一个新出刊物《日出》，刊登了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立即被国民党当局扣留。这以后，胡也频和丁玲的稿件，一时都有了“问题”，半年间，都不见两人有什么文章发表，他们又连着几次搬家。可是，生活的风雨，并未使他们颓唐。相反，在沈从文眼里，胡也频变得更加忙碌，也更加精神了。

……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另外一些营养，显然的，慢慢的在改造这个灵魂，表面上消瘦了许多，灵魂却更健康许多了。

我常常心里想：这个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2

转变后的胡也频，没有忘却曾与他同过患难的朋友，他希望沈从文能和他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一次，他告诉沈从文：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并同他谈及这个人的情形。3末了，他劝沈从文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

1《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2《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3系陈赓，这次会见并未实现。直至二十年后，陈赓才在北京派车接沈从文见面。

对胡也频的劝告，沈从文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对此，他心里有着太多的顾虑。这时，随着“左联”的成立，始于1928年的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一方，以鲁迅等为另一方的激进作家间的论争已告结束。对这场论争突然间的剧烈爆发，又突然间的沉寂，沈从文感到不可思议。他向胡也频提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

“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心愿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胡也频回答说。

然而沈从文仍有些想不通当初他们的争论是不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如果是，为什么突然间又会言归于好？如果不是，当初为什么又要那样做？这个乡下人的心里，生出一份深深的疑惧。这一切，在他看来，似乎全起因于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政治更多地需要目前；而文学，在注意目前外，似乎更值得向人类的远景凝眸。何况，人生的宽泛似乎不能全部被政治所涵盖。文学对于政治，既有其互相错综的一面，又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如果文学与政治完全结缘，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就会遭到破坏。

他对胡也频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以为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

胡也频不想同他就这个问题继续争论，只是充满自信地说：“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沈从文的疑惧，并不涉及对共产党人的评价。虽然，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目前现实“太相悬隔”，但他佩服那些始终忠实自己的理想，为社会翻身目不旁瞬的共产党人的雄强精神。在他的朋友中，并不缺少这种人。甚至就在这时，他与共产党员董秋斯等人的交往仍然十分密切。见面时，董秋斯等人也是对他什么话都说，从不回避。然而，在他自己，却只想走自己选定的文学道路。他是为了摆脱人身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独立”，才走出湘西的。因而，他担心任何一种新的“依附”都会使这种“独立”失去。他挣脱不了过去噩梦般的经历的羁绊。

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的这支笔。持有这种态度的沈从文，在丁玲看来，自然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而胡也频“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但“他怎么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因为他和沈从文“曾像亲兄弟过”。2

正如沈从文对左翼文学运动不免“隔膜”，胡也频于丁玲对沈从文的了解也有了些“隔膜”。这三个朋友间的友谊，出现了一条看不见的裂痕。这裂痕，使沈从文和胡也频再也无从在各人的行为方式上完全相互理解。

……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他躺在床上，依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似似乎在为人类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稿件随意卖去……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不明白自己的人，却并不失去了了解别人的权利。所以由我这一方面看来，似乎觉得他也有些不明白处。他不大赞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赞同他那种“自苦”。3

1930年，由于胡适预备离开中国公学，而沈从文在个人生活上又太不会“独立”，常常弄得一塌糊涂。胡适便对沈从文说：“你还是去武汉大学，让凌淑华管管你的生活。”这年秋天，沈从文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担任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在武汉大学期间，凌淑华对他十分关切，家里凡有好菜都要叫他。陈源还劝他学点英文：“学好了，保证介绍你去英国读书。”沈从文也做过这种尝试，其结果，却连26个英文字母也念不准，只好作罢。

其时，武汉正不时有战争发生。沈从文外出时，总要碰上一队队士兵，有时还遇见杀人。每当这时，他就像一个无业游民，傍到街墙脚下去，或被卷入人群，看那不可避免的一幕发生。时间仿佛将他拉回到十多年前的岁月里去。看到那颗被砍下的血淋淋人头，和杀人士兵脖子上的肮脏人头，他感到一种灵魂的战栗和至深的痛苦。十多年来，自己从湘西跑到都市，却依旧无从挣脱过去的现实，还始终得生活在这种可怕的人生景象中。

他感到极度愤懑，觉得自己也要杀人，杀那些滥用权力无端杀人的人。在偶尔写给胡也频的信中，他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感想。胡也频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

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的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1931年1月，在学校放寒假期间，沈从文回到上海，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的宿舍里。

这时，胡也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代表。丁玲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也有两个月，胡也频更见忙碌了。由于种种原因，胡也频和丁玲正酝酿再次搬家的事。

1月17日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住处，说他正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而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总得送一点礼。他想送一副挽联，要沈从文替他想好挽联的措辞，下午到他那里去写。然后又和沈从文谈及有人建议成立作家协会的事。胡也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构产生，形成一支与商人对抗的力量，以争取作家的权益，并指导和监督向国际文化发展的工作。

注：1《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沈从文担心作家中龙蛇不一，人心难齐，所寄的希望又是那么大，末了又要落空。

胡也频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不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没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作能力，即或失败，也比因为畏难苟安的保持现状好些。何况我们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现状太吃亏了一点，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样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不来办，谁还来办？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面，既然是几十个人撑持到它，因为本身的艰难，不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还等到另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冤，这种做人的态度，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打算，需要一种使个人权利保障稳固一点的组织，我们为时代稍后力量较弱的人，也应当打算一下，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张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但我当时什么也不说。因一个同事约沈从文去四马路吃饭，12点30分，两人便一道出去。因天气寒冷，见胡也频身上单薄，沈从文便把自己刚做好的一件海虎绒棉袍让他穿山。两人走到惠罗公司前面，胡也频说他要先去先施公司买做挽联的白布，于是就分手了。

下午，沈从文去万宜坊写对联，胡也频还没回家；晚上再去，胡也频仍然没有回来。

原来，胡也频与沈从文分手后，便先买了白布，然后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这时，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不顾代表的异议，强行将王明选入中央委员会。罗章龙、何梦熊等人不服，联合成立非常委员会，并于1月17日这天，分别召开全国总工会和江苏省委会议。不料被国民党军警察觉，江苏省委全体成员以及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全部被捕。

注：1《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沈从文从胡也频住处看对联回来，已是深夜。刚回到住处，就急匆匆走来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说自己是管监的，受胡也频之托，来送信的，并随手递过一张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

我因事到xx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1商量，保我出来。

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胡适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晚上，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及夫人王会悟、施存统、朱谦之，大家一起在西门里李达家里商量营救办法。最后议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先是沈从文一人到了南京，其时正式蔡元培在国民党内无从说话的时候。又找到邵力子，邵力子说这事无从措力，却同意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事情未得结果，返回上海。第二次再同丁玲一起来到南京，住在左恭家里（左恭这时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大家要沈从文去找陈立夫，以作家身份要国民党当局放人。

通过熟人从中斡旋，沈从文终于见到了陈立夫，并向他说明来意。陈立夫说：“这事不归我管，我可以调查一下。”

虽然在实际上，逮捕胡也频等人，是由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经办的，但沈从文看出陈立夫同他也不过是虚与委蛇。不想陈立夫反过来劝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做事。沈从文也照样虚以委蛇，故意含糊其辞，引开话题，和陈立夫谈了三个小时的“唯生论”。

此路不通，沈从文和丁玲返回上海。丁玲反复说：“我老早就知道，没有希望，白跑了一趟。”于是，大家又商量请律师，并找到张仲石。律师说，“这官司不好打”，婉言谢绝了。

天阴沉沉的，空中飞飞扬扬地飘着雪花，门外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天气极冷，这是指定探监的日子。沈从文陪着丁玲，一大早就赶到了龙华监狱。丁玲带了一包预备送胡也频的食物和衣服，穿一件灰布棉衣，如同一个在纱厂做工的乡村女子。

注：1胡先生，即胡适

他俩同几百名探监者一道，伫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焦急地等候着登记。两人相对默然无语，各人心里凄惨惨的。

等了半天，送上条子，却不准进去。幸亏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两人随了人流，一涌就进去了。好容易通过了一道道警戒森严的关卡和岗哨，进到里面排队等候。看守收下送给胡也频的东西，打了收条，却仍不准见面。看守说，惟一可办到的，是让他送一点钱给胡也频，这样可以从远处看到胡也频走过。两人只得照办了。

终于，沈从文听到房子另一头小铁门内，响起了铁镣的声音，赶紧循声看去，胡也频果然在小铁门口出现了，于是便大声喊了起来。丁玲也跟着呼叫着：“也频，也频，我在这里！”

听到两人的喊声，胡也频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似乎很有力地扬了一下，随即被管监的一推，便在铁门背后消失了。

这一次见面，不料就是沈从文、丁玲与胡也频的永诀。2月7日，胡也频终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枪杀于龙华。

几天后，沈从文找到邵洵美，打听胡也频的消息时，得到了胡也频的死讯，并通过邵的关系找到上海警备处，看到了胡也频被害时的照片。

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和王会悟将丁玲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又搬到沈从文兄妹的住处。

这时，丁玲在上海的处境已很危险，带着孩子在身边十分不便，便决定将孩子送回湖南，交给母亲抚养。

4月初，沈从文带回郑振铎借给丁玲的两百块稿费，沈从文自己另从徐志摩那里借了一笔钱作路费，随后陪同丁玲乘车返回湖南。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对江西红军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路上风声极紧。车到长沙时，因长沙军政当局对外地旅客盘查极严，要有保人方能在长沙留宿。沈从文和丁玲不敢出战，只好在候车室等车。直等了大半夜，方才上了去武汉的火车。到武汉后，两人再转乘小火轮，由长江入洞庭，转沅水，抵达常德。

船过洞庭时，因天寒水枯，轮船曾一度搁浅。船上派人去拉时，沈从文忽听得外面有人大声骂娘，一口湘西话，声音似乎有点耳熟。走下去看时，见一黑大汉子，正指手划脚咒人骂天。近前问时，黑大汉子说：“老子身圆姓方。”沈从文笑了起来，原来是十多年前在芷江认识的凤凰人方季庵。那时，芷江有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大佛寺，寺内一尊大佛，耳朵可容八人盘旋而上，佛顶能摆下四桌酒席。1920年，本地“维新派”绅士召集各界代表议决打到大佛，当时任警察所长的方季庵，率先用锹头去掀佛头。本想从佛肚里掏出金银发笔横财，不料将大佛砸倒后，佛头、佛肚里藏的却是一批手写经卷、绢画及数百斤茶叶。一怒之下，将这些东西同大殿里的五百多卷手抄经卷、大批五彩壁画版子和若干漆胎佛像，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事后，还觉得了不起，碰到熟人就说：“今天真做了一件平生顶痛快的事，打到了一尊五百年的佛像，佛胎里的东西，狗***的，一把火烧完了，痛快。！”

沈从文没想到今天竟与这位“好汉”在这种情形下见面。这也算是这次行程中一段小小插曲。

到达常德后，下船时又被检查了七次，才终于被放行，回到丁玲家中。

在常德住了几天后，沈从文陪同丁玲，又一起回到了上海。

因营救胡也频及帮助丁玲料理后事，沈从文延误了返校日期。虽然，他曾写信去武汉大学，续假一个月，待到从湖南返回上海时，学校开学已颇有时日，已不便再去。沈从文只好留在上海，继续自己的写作。

八九月间，沈从文怀着对死难朋友的沉痛哀思，写下了长篇回忆散文《记胡也频》。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一个活人，倘若他愿意活下去，他应当想到，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在于友朋之间，因为纪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文章写成后，沈从文拿给丁玲看，并对她说，“有什么不妥处，你就改吧。”开始，丁玲觉得沈从文“太主观”，及至付印时，丁玲仍保留了文稿原貌，并未修改。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去山东青岛大学重执教鞭。其时，丁玲正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她写信给沈从文，约他给《北斗》写稿。沈从文写了《黔小景》寄去，发表在该刊第一卷三期上。

1932年夏，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张兆和时，曾顺便去上海看望丁玲。这时，丁玲已和曾担任过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同居。在沈从文最初印象里，冯达只是个“小白脸”，觉得他的气质与丁玲不相配，并猜想丁玲与他并不一定有真正的爱情。临别，他曾单独向丁玲问及此事，并说了自己的意见。丁玲向他作了解释，大意是：自己是过来人，已将此事看淡，只好如此，云云。

面对眼前的现实，沈从文想起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人的主观愿望与现实可能的种种关系，一丝忧郁浮上心头。他想：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回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这讨厌的？2

自此以后，直到丁玲被捕，再于1934年在报刊上复出后，沈从文去南京探望她为止，两人不仅没有再见面，同时也断绝了通讯联系。

注：1《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2《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