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7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住永裕里10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200元的报酬。1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2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发表与出版的保障。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12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的起因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编辑费与稿费。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

了萨坡赛路196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1000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1929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1月10日和20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10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5000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正如丁玲后来所说，他们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1这种共同的认识，成为维系三人关系和《红黑》、《人间》刊物的纽带。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2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1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2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20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1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2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3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2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10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10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1928年年底（或1929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8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1930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