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以不名一文的无名学子之身，在陌生的大都市熬过最初几个年头，终于没有如鲁迅所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到底是一个奇迹。也许这是他个人的幸运“遇到的好人实在太多”，却也证明了即便在那昏天黑地的污浊社会里，中国的国民性也并非完全堕入“酱缸”。当然，也决不能据此作出逆向的推论。沈从文的奇迹，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决不仅仅是他在生命途路上所获得的长辈、朋友的同情。沈从文不是同情与帮助的被动承受者，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获得周围朋辈激赏的生命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将“赐与”转变成一种人格平等的友谊。正如郁达夫与沈从文会面时所感受到的，沈从文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憨劲十足，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生活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却虎虎有生气，竟能在有一顿没一顿情形中坚持学习。一听到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有这书出售的书摊边，装出买书神气，傍近卖书人聊天。人一熟，就坐在旁边小凳子上，将书看完。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穷困不是耻辱。当时北京风气，在学生圈子里，穷困正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会因此遭人耻笑。那时，沈从文大冬天穿一身单衫裤，不仅没有被朋友看不起，反而获得身体好的赞誉。况且，他终于脱离了家乡那支半匪半军队伍，挣脱了自己头上不同等级的压力，尝到了摆脱人身依附、获得个人、“自由”的禁果，没有屈辱感。即使遇到如同在香山的遭遇也能及时摆脱。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的那份奇特的人生经历，这是他的多数青年朋友所没有的。他们欣羡沈从文的这份财富，沈从文也从这种欣羡中，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他是在朋友的相互依傍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走过了这一段不易想象的人生道路。

到北京后不久，沈从文去燕京大学访问董景天时，曾睡在董景天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景天作长夜之谈。两人天上地上谈了一整夜，谈得最多的还是沈从文。他向董景天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湘西种种民情风俗，在董景天面前展示了一个特异的世界，听得他倦意全失。由于通宵未眠，第二天白天，董景天就有些招架不住。可是到了晚上，董景天禁不住这种谈话的诱惑，两人又继续谈下去。就这样一连谈了三个晚上。这次夜谈改变了沈从文留给董景天的最初印象，对沈从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沈从文又一次让他吃惊。他想起沈从文第一次来燕大，自己带他去看电影的情景：……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命急忙忙抢到前面，选中前排一个座位坐下了，神气间还有几分得意。这个“乡下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董景天见状，不禁发愣，他不解沈从文何以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座位当他默过神来，忍不住在肚子里面笑了起来。

没想到，在这个对都市生活缺乏常识、憨态可掬的山里人身上，竟藏着那样一个有血有肉、被细腻感觉到的人生世界。倘若终于有一天，他能将这感觉到的一切，艺术地组织成一个文学世界，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奇迹！最初，沈从文来找他时，他只是因田真一的关系，尽一个同学应尽的义务，而现在，他感觉在自己心里，正滋生着一种属于朋友才有的那种贴近与温情。

1925年5月，沈从文上了香山，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捣毁了庙里的彩塑神像，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临时宿舍，沈从文便是搬进去住的第一位活人。傍近香山半山亭的，除这座天王庙，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院落，泥菩萨被拆除后，尚无人居住。院前院后荒草野树之间，大白天也有狐兔不时出没。到夜里，周围更是空虚荒凉，令人想起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描述的情景。

有一天，陈翔鹤得知这一消息，竟独自骑了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成了沈从文的不速之客。

陈翔鹤是个城里长大的青年，平时读书，深受陶渊明、稽康等人影响，羡慕这些古人洒脱离俗的胸襟。从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得知沈从文新居的情景，羡慕这个“洞天福地”；沈从文却是个来自偏陬之地的乡巴佬，对大都市一切正感到新鲜，虽然并不喜欢城市，也还没有厌恶城市，正以独住荒凉新居感到寂寞。虽然两人心境各异，这次会面却都各适其意。

陈翔鹤在山上一连住了三天。每天早晨，两人来到“双清”旁山溪沟里，用搪瓷缸将一线细流舀进脸盆，或是走50级台阶，到半山腰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挹取活泉水洗漱。到了吃饭时候，就由沈从文下山到慈幼院取来，常常是几个冷馒头、一碟子水疙瘩咸菜。另提一洋铁壶开水，供两人解渴。生活虽然简陋清苦，却难得环境清幽。周围古松的清香里，沁入双清荷花池飘来的荷花淡香，充满离世脱尘的野趣。两人的精神状态都极好。从沈从文住处出天王庙大门，走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香山著名的两株“听法松”旁，晚上，沈从文和陈翔鹤就坐在这两株名松旁的石头上，谈文学，谈人生，谈天说地，谈神仙狐怪，作那时的文学青年所能作的浪漫之梦。到了夜半，四下里一片静寂，冷冷的月光从松枝间筛下，星星点点洒在两人身上谈倦了。沈从文就从屋里抱来一面琵琶，用他刚学到手的蹩脚透顶技法，为陈翔鹤弹奏“梵王宫”曲子。后来，沈从文再也记不起这面琵琶何所来又何所去，连同他那一手蹩脚的琵琶弹奏功夫，都一并丢到爪哇国去了。

这不过是沈从文与朋友交往的两个小插曲。只有他与胡也频、丁玲作为朋友一场的结识、交往，直至30年代初期与二人的“死别”、“生离”，前后长达近10年的悲欢哀乐，才是一曲动人情思的长歌。

1925年初，沈从文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节，正以休芸芸为笔名，做着每个月得20块钱稿费的白日梦，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被登在了1月13日的《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崇轩（即胡也频）。胡也频曾就读于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1920年学校解散后，流落到了北京。1925年初，胡也频与项拙一起在西单堂子胡同内牛角胡同4号，以每期200份单张周刊作报酬，为《京报》编辑《民众文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也频再次来看沈从文时，身后跟了一个年轻女子，圆脸，长眉、短发，上穿一件灰布衣，下着青色绸布短裙，正站在门边望着沈从文笑。她就在丁玲，原名蒋袆，字冰之。因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而特意跑来看看的。

沈从文却以乡下人特有的生硬方式，直截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丁。”

沈从文心想：“你长得像个胖子，却姓丁，真好笑咧。”

从谈话中，当沈从文得知她的家乡在安福县（今湖南临澧县），而丁玲知道沈从文是凤凰县人时，两人都起了一点惊讶。待到谈话深入下去，陌生人之间固有的那种距离便在两人之间缩短了。

1914至1916年间，南方起了护国战争。湘军曾以援鄂名义，经岳州开过湖北。那时我哥哥在筸军中作一名军佐，随队在安福县城住过一夜。住处是当地蒋姓大户的小姐绣房。房里挂了一幅赵子昂的白马图，给我哥哥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就是我伯父家，那张白马图是我伯父的一幅宝画。

我父亲死后，我就随母亲离开安福搬到了常德。由母亲集资，办了一个女子小学。小学毕业后，我就去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女友中有个姓杨的，就是凤凰得胜营人。

哈，我认识。六年前我还替她传递过情书，现在已做了我的大表嫂了。

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潮，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冒险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从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关系，住在西城辞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由于沈从文和丁玲的原籍同是湖南，故乡又傍近同一条沅水，两人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加上都飘流在外，共同的“怀乡病”将他们的友谊弄得密切了。

沈从文由胡也频陪同，第一次回访丁玲时，丁玲已从补习学校宿舍搬出，独自住在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的是硬板子床，地面霉湿发臭，墙上糊满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用粉墨勾画了许多丁玲熟人、朋友的脸谱她对艺术发生着兴趣，正为投考艺专而作准备。

见丁玲和时下穷学生一样，住这等简陋房间，沈从文心里生出不少感慨。在这之前，他与新的女性缺少接触，总以为女子天生情感脆弱，气量狭窄，又怕累，又怕事，动不动就会流眼泪，喜怒哀乐全放到一些细微小事上。可是眼前这位女子，却能与许多男子一样，虽然无法正式上学，只能自己读点书，外出时学习欣赏北京街景，无钱时没法敷衍公寓主人，却仍能从从容容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圆脸长眉的女孩子，第一面给我的印象，只是使我温习了一番旧有的感想。她同我想象中的平凡女子差不了多少。她也许比别的女子不同一些，就因为她不知道如何料理自己，即如女子所不可缺少的穿衣扑粉本行也不会，年轻女子媚人处也没有，故比起旁的女人来，似乎更不足道了。

不过第二天我被那海军学生拉到她住处时，观念改变了些。我从她那儿明白了女人也是同男子一样的人。这时，胡也频已经爱上了丁玲。由于长期飘流在外，眼下生活又毫无希望，丁玲常常想起母亲和夭亡的弟弟。加上正值青春期，对早年夭亡弟弟的思念，潜意识正发生着替代性的对异***的渴求，于是，她常常独自跑到僻静处痴坐痛哭。一天，胡也频一早用一个纸盒子，装了一束黄色玫瑰，花上系了一张写有“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的小小字条，托公寓伙计送给了丁玲。可是花送去后，半天没有回音，胡也频心里忐忑不安，有点手足失措，就跑到沈从文住处，拉着他出去散步。

“她有个弟弟死了，她想起她弟弟，真会发疯。”沈从文早从胡也频神色间估到了他的心意，就说：“要个弟弟多容易！她弟弟死了，你现在不是正可以作她的弟弟吗？”

不想这无意中的一句打趣的话，正与胡也频早上的行为暗合。胡也频脸红了一下，似乎想分辩什么，却又无从分辩，便猛地在沈从文肩上拍了一掌，就跑开了。

可是有一天，丁玲突然回转湖南去了。这一下急坏了胡也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生闷气。沈从文跑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他，只见房间里满地都是撕碎的报纸和书页。

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别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别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1于是不久，北京城的公寓里便不见了胡也频的踪迹。他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的爱的潮汐，赶到湖南找丁玲去了。

5月，沈从文上了香山；9月，因《第二个狒狒》和《棉鞋》事件，沈从文受到训斥和威胁。正当他感到孤独时，阴历8月15那天，吃过晚饭，沈从文回到住处，见门上留有一张字条：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面大街xx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悉的人。

有熟人来访，沈从文十分高兴。他立即按纸条上所留的地址寻去，一路上胡乱猜测这两人是谁。等到一见面，没料到竟是胡也频和丁玲。见沈从文找来，胡也频一面拉着沈从文往屋里走，一面叫着：“有客来了，你猜是谁？”走到门边，沈从文朝屋内看去。一个熟悉的圆圆黑脸，睁着一双大眼睛朝外看人，脸上挂着几份羞赧腼腆。房内只有一张双人床。沈从文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心想：“新鲜事咧。”他一边笑着，一边朝屋内唯一的一张藤椅坐下去，说：“这是新鲜事情。”

胡也频说：“这不是新鲜事情。”

三人一齐笑了起来。随后，他们走到见心斋池边，坐上一只无桨无舵方头船划水，互相说着分别后各自的情形。这时，慈幼院的孤儿们正联欢庆祝节日，箫鼓声从山上悠悠飘来，头上悬着一饼晕晕糊糊的圆月。返身时，他们各人买了一片糖含在嘴里，算是没有辜负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起初，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得到湖南方面的接济，所住房间虽不很大，地面却很干爽，屋前屋后都是枣树；又有井，用水也很方便，两人自己动手办伙食。一份新鲜的生活加上新婚的缠绵，日子过得十分兴奋。沈从文时常跑到他们那里吃晚饭，饭后便一起天南海北聊天。但过了不久，湖南方面的汇款便不能按时寄来，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就有点狼狈起来。到欲炊无米时，两人就结伴下山进城，或找朋友告借，或出入当铺典当衣物。到不便进城时，就跑到沈从文住处，三人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里的粗馒头。

即便在这时，三人仍互相说着大话假若每人每月写三万字文章，得30块钱，就可以自己办一个小小刊物，每周出版一次。还十分认真地商量刊物该取什么名字。每到这时，丁玲必说：

“先生们，别把我拉进去，我不作文章。你们要我来，我就当校对，因为可以占先看你们写出的文章。”“没有你我们办不下去。”沈从文诚恳地说。

“有了我就办得下去吗？我又不会写什么，派我充一角有什么用处？”

“把你写情书的那支笔来写……”胡也频笑嘻嘻地说，随后望着沈从文作鬼脸。

丁玲有点急了，“得了，得了，频，你为什么造谣言？我跟你写过情书吗？不能胡说八道，这一行你们男人才是高手！”胡也频打趣说：“你并不写给我什么情书，但我看你那样子，是个会写情书的人，不相信只要我们一离开就可明白了。”

“你自己不害羞，我为你害羞。你们刊物我不管！”

可是争论过后，丁玲反倒重新拟定计划，并笑着征求沈从文和胡也意频的见，口气早就软下来了。

“文章我不会作，作了你们能高兴改改，那我一定作。”

古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胡也频和丁玲之间，烦心的事正随着经济的拮据逐渐增多，两人终不免为着一点小事发生争吵。每到这时，其中一人必定跑到沈从文那里诉说心中委屈。到后，又总是由沈从文充和事佬，两边跑来跑去进行调解。考虑到目前境况，在这种每月九块钱房租的地方长住下去不是办法，沈从文建议两人搬到可以多欠一点钱的公寓里去。胡也频和丁玲听从了这个建议，终于搬到北河沿公寓即那个上山前沈从文住过三个月，主人极好结识弄文学的朋友的那座公寓里住下了。

虽然三人见面已不如先前方便，但只要沈从文一下山，总要到胡也频和丁玲所住公寓里去。并且，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5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期间，胡也频和丁玲住处，常有一些知名青年作家来访，谈起自办刊物，总有人说自己已与某报接洽好，正准备办一个什么周刊。待客人走后，丁玲总是说：“频，这些人要办什么，天生就有那种好运气，一下子就可以弄好了。”胡也频总不放过任何努力的机会：“休，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稿费也行吧。我们写一封信去问问，还是亲自去问问？你说。”

沈从文也总是苦笑，却不作声。他想起自己和胡也频到处接洽，给别人办一个副刊，却总是毫无结果的事，心想：假如我们对文学事业有一种信仰，不必和别人计较一时的得失。眼下，只能在沉静中支持。

可是，胡也频只要一认为有机会，就会立即伏到桌上，给编辑朋友写信。写完后怕丁玲抢去，总要退到墙角里，然后念给另外两人听。末了，总是由沈从文签个名。丁玲说：“频，得了，你们不是文学团体中人，你们文章人家还不肯登载，何苦又去做这种可笑事情？”

胡也频却不觉得可笑，并硬拉着丁玲作陪，顺北河沿走到北大第一院门前，将信塞进邮筒。

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胡也频和丁玲实在呆不下去，便一起返回湖南去了。两人前脚走出北河沿公寓，沈从文因和慈幼院方面闹翻，又后脚搬进这公寓。这之后，胡也频不时从湖南写诗寄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这时正在《现代评论》当发行员，便将这些诗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这些诗的形式和原稿字迹，都与沈从文相近，编辑都以为这些诗是沈从文作的。他俩都喜欢用硬笔头，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几乎没有区别。《现代评论》方面以为也频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丁玲也继续着同一书写方式。以至1927年，丁玲《在黑暗中》的各篇章开始发表时，《月报》编辑叶圣陶见到原稿，也以为不出沈从文和胡也频二人之手。

想不到因三人的这同一习惯，在1925年48月，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那是丁玲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之前，因上学无望，处境艰窘，就写了此信向鲁迅求援。

信的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1鲁迅收到丁玲来信后，因不知丁玲其人，就托几个熟人帮他打听一下。

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的笔名，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

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2

鲁迅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和他开玩笑，并因此生了气。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7月20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又就此事作了进一步发挥：

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确有其女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耳矣。后来，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遂涣然冰释。鲁迅很抱歉地说：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21979年，景山在《新文学史料》上勾稽考证了这段往事后，这样说：

“耶乐耶乐孥孥唉，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了拿箩箩。”

2艾云：《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载1942年7月22日《新华日报》。《鲁迅书信集》上卷：《75致钱玄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欧阳兰，当时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孙伏园曾认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孥孥阿文”，指沈从文。1925年7月12日，《国文周刊》第5期刊登了沈从文所录一首镇筸方言民歌，歌曰：六月不吃观音斋，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里照螃蟹。

“孥孥阿文”即据此而来。欧阳公即欧阳兰。以丁玲之弟的名义拜访鲁迅的，是胡也频。丁玲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鲁迅先生于我》，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25沈从文和丁玲两位，现均健在。可是他们二人对1925年鲁迅书信中提及的这一公案，恐怕都毫不知情吧？景山以为鲁迅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而给钱玄同的信又未公开发表，沈从文当时可能不知情。其实，这些谈话和信件的大意，沈从文几乎立即就知道了。这很可能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到处传话有关。1931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说：

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2

当时，沈从文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生了气。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1922至1926年，这两位作家同时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他们又同时住在上海，应该是不少见面机会的。在这件事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

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这年冬天，胡也频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离开丁玲，便感到分离的痛苦，不久又借钱赶回湖南。丁玲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离别的考验，几乎在胡也频南下的同时，从湖南向北京出发。两人乘坐的船却在洞庭湖里错过了。于是，胡也频再从湖南赶回北京与丁玲相会。这以后，两人在北京不断掉换公寓，一会儿银闸胡同，一会儿孟家大院；一会儿景山东街，一会儿北河沿，最后又搬入汉园公寓。在银闸、景山东街，到汉花园，沈从文都是和他俩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当胡也频、丁玲听从刘梦苇的建议，第二次迁入北河沿公寓时，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见他们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个刊物，由丁玲牵头；并从“未名社”社名得到启示，取名为“无须社”。但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26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8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1《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日本的高畠穰在他的《丁玲传》中，据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所说：“那时形式上我很平静，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推断丁玲正酝酿着向革命方向转变，并认定“这句话并非出自丁玲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