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政商相通,背靠大树好乘凉(3)

作者:雅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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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古代·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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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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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194字

贩毒制毒是个非常大的买卖,一般的人干不了,需要找个强有力的“业内人士”才可以,杜月笙就是最好的人选。那时,上海有很多禁烟局、禁烟处,但很多都是徒有虚名,反而成了贩毒制毒的好场所,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来自杜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是杜月笙的人。局长曾墉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茵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民国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种植由日本人控制着,他们把鸦片制造成吗啡、海洛因,运往中国各地走私,牟取暴利。其中运往上海的毒品,被上海禁烟局查到的,都交给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将到手的毒品投入了非法交易场所,但他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


蒋介石为了快速获取军队的庞大开销,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后来觉得鸦片大有利益可谋,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很多以“禁”为民到手的鸦片,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杜月笙也乐得得到这个差使,因为做鸦片生意利润相当客观,没有人和钱过不去。后来,有一个消息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就是将鸦片制造成吗啡出售,利润可以翻好几倍,于是他就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开一片吗啡加工厂,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到南京政府。没几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来到了杜公馆,杜月笙赶紧将他迎进家门,两人密谈很久,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没几天,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一批员工,吗啡厂就算是开工了。吗啡厂的幕后就由杜月笙操纵,他不公开出面。如果有什么重大事宜,都需要和杜月笙请示汇报,杜月笙再直接向孔祥熙请示汇报后做决定。有了四大家族做后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甚至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


杜月笙暗地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自己也大发横财,既拉拢了跟四大家族的关系,又为自己谋得了巨大的利益,可谓是两全其美,也做到了真正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所谓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仅体现在杜月笙身上,现代很多企业很多人也靠着“大树”,为自己谋得长足发展。


老赵开了一家传统的布鞋厂,生产规模并不大。他的布鞋厂就在著名的景点武当山下,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供给武当山脚下的一些旅游品专卖店。有的旅游者穿着皮鞋或者高根鞋,爬山不方便,所以临时换一双轻便一点的布鞋。这样的顾客一般只能接受十几元左右的价格,爬完山穿几天就丢了,反正价钱也不高,没什么值得珍惜的。还有极个别的,会买上一双作为纪念。


零售价十几元的布鞋,旅游品商店要挣大头,小头给老赵,老赵每双布鞋的批发价只有8快钱左右,除去6块钱的进价,老李每双鞋子只挣2块钱。并且,这种生意还不大,每年只能销到2万双左右,老李每年只能挣到4万元。


老赵心想,自己守着武当山,这个景点每年有上百万旅游者,这分明是座金山,可惜自己却没有挣到钱,真是不甘心如此,武当山这棵“大树”就这样放手吗?老赵为此郁闷很久。有一天清晨,老赵来到武当山上看日出,看到庙观前面的大坪上面有30多个道士正在打太极拳,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旅游者,照像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场面相当热闹。老赵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推销布鞋的办法。他找到道观的负责人,说他可以免费为道士提供练武时穿的布鞋。道士们每天练武,布鞋的消耗量很大,每个月要换掉2双布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既然有人愿免费提供,那位负责人当然欢迎。


老赵回家后,马上设计专门为道士练功用的布鞋,一方面在用料上更为讲究,透气性好,又结实,并将布鞋底改成干丝瓜络和棕丝的,这样练功者穿着这样的布鞋能保持脚的干燥,并且让练功者保持舒服。老李将经过改进的布鞋定期送给练功的道士,受到了他们的好评,他们非常喜欢老赵的布鞋,。


很多旅游者在观赏道士练功的同时,也留意到他们脚上的布鞋,试穿后都感觉不错,就问他们的布鞋从哪里买的,道士们都说是老赵免费送的,游客纷纷去找老赵买他的练功布鞋,老赵的这种练功布鞋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门口的游人络绎不绝。接着,老赵又为自己的这款布鞋注册了商标——“登云”牌。现在,这种新型的布鞋成了武当山又一个特色的旅游产品,很多旅游者都会带上一两双,1年的销售量能达到12万双。比起原来的4万双多了很多,老李现在每双布鞋成本20元,销售价68元,批发价40元。每月销售1万双,每个月给武当山的道士提供60双布鞋,那么老赵每个月的赢利是198800元。武当山就是老赵的“大树”,武当山的道士也是他的“大树”,凭借着这两棵大树,老赵的布鞋在武当山地区畅销,也为他带来不菲的收益。这里的布鞋就等同了杜月笙的吗啡,杜月笙制造吗啡背后有四大家族,老赵制造练功布鞋靠着武当山的道士给他做了活体广告。所以说背后有个强大的依托是十分有必要的。


创新就是英特尔的强大依托。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依托,英特尔才能在市场上花开不败。


早在英特尔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更换产品,才能赢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构筑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断地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硬件产品公司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要。


在摩尔的带领下,英特尔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速度一直在持续稳定的增长,使半导体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技术上,英特尔坚持的主张是“自己淘汰自己”,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绝不能等竞争对手制造出可以替代自己产品时,才开始创新,就用自己的新型产品替代原有的产品,自己给自己彻底换血。


1993年3月,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的第五代产品—奔腾,这是英特尔发布的工作主频最多的一种处理器系列,包括从最初的60mhz、66mhz,到后来的75mhz、90mhz、120mhz、133mhz、166mhz、200mhz,共达到十几种之多。1997年5月,英特尔在penimnmmx还在热销的时候又推出了第六代处理器的第二个成员penium(2),它又代表了微处理器当时的最新技术,后又有233mhz、266mhz、300mhz、333mhz四种主频产品。1999年,英特尔不再满足于全球的最大电脑芯片供应商的角色,开始挺进网络市场,并推出新一代的penium(3)。英特尔公司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永久的活力。创新就是英特尔永久存在的依托,靠着不断创新,英特尔才能不断发展,英特尔的大树就是“不断创新”。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可能是技术,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人脉。有了这棵“大树”,企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才可以在“大树”的“荫庇”下“乘凉”,如果企业没有“大树”,那就要想办法找一棵。杜月笙背后的“大树”是四大家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技术创新、技术等等的“大树”都是在企业内部暗中成长的,但不论怎么说,杜月笙也好,企业也好,如果想发展,都必须有个良好深厚的基础,如果背后或者脚底是虚空的,那么就难以发展。


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


唱双簧意指一搭一唱,是一种比较的艺术表演形式。在现在的相声、小品等表演中,经常可以看到双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


据说双簧源自清朝末年,当时有一对说相声的黄氏父子。一次,两人奉召入宫表演,但是恰巧那天父亲喉咙发炎没办法发出声音了。然而,皇命不可违,这次是非去不可;那么去了呢,不能正常演出又是欺君之罪,弄不好要满门抄斩。


父亲心忧之际急中生智,由儿子躲在椅子后面说话,他在前面配合做动作。不料效果出奇的好,皇帝非常喜欢,新的表演形式从此产生。因为这对父子姓黄,故称此种表演形式为“双黄”,其后讹音变成“双簧”。


后来,演变为在前面的负责抛头卖相,也就是比手划脚,而在后面的就是随相扮声,也就是负责说。作为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


对于双簧这种说唱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前后两人的默契,虽然现阶段都会有固定的段子内容,但是实际上在台前表演时,仍是会有一些依现场状况所变化出来的效果。


因此唱双簧的两人要善于合作,当两人的默契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以针对现场观众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表演和诠释,这样又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


其实,不止是在这种艺术表演中,需要有默契的合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唱双簧”的艺术也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都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艺术。


杜月笙就是一个十分擅长与别人唱双簧的人,他不但善于利用计谋,更善于利用身边的朋友、兄弟,甚至敌人。他的一生可谓把“唱双簧”这门艺术运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这件事为最,因为正是通过这件事,杜月笙才成为了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子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家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


在国民党担任经济要员的孔祥熙早就想控制该银行,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为他们创造了机会。“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还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六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现不出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然而,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耸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三大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予以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就以“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为由,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人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


而这一切,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家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摸一摸官方的底,于是由其杨志雄去宋子文府上探听消息。当时宋子文由于不满他的姐夫蒋介石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加大“剿共”经费,愤然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这两项官职,随后由他的另一位姐夫孔祥熙出任。


杨志雄单刀直入问起通商银行的事体。宋子文正为此事搁浅苦无计策。


“这事交给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对啊!”


宋子文一听眉开眼笑,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杨志雄回到杜公馆对杜月笙一说,两人又作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昊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结果是,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的要求。


回到华格桌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中国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月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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