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烈士暮年,遗骨海外(2)

作者:雅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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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古代·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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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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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40字

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


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映,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


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8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遗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后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感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脾皖,爱理不理。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有仇不报的人,何况这个仇又让他如此难堪,一向看重脸面和尊严的他不会轻易的放过吴绍澍。


于是,就在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总是深居简出,仿佛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


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


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绍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同时把收上来的税款在他自己的银行里先存十天。苏浙皖向来是中国税收重地,光这“十抽一”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他的钱袋迅速地膨胀起来,不仅自己办了大华银行、印刷厂、印染厂、当铺、店铺,还置办了很多房地产,并通过美国人斯密司(邵洵美的朋友),把大笔的美元存入外国银行,以至于他自己到底有多少家产,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了。那时欧洲人眼看中日在打仗,纷纷卖掉家产逃命,路上又恐怕带首饰不安全,同时欧洲的行情又不好,所以把许多贵重的首饰都送进了当铺。蒋冬荣趁机大开当铺,收进高级饰品达上千件。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蒋冬荣,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


这下蒋冬荣可是不经意间帮助了戴笠和杜月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日本投降后,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到了上海,“五子登科”闹得不亦乐乎,邵式军被指控为大汉奸,被国民党通缉,余庆路80号的房子自然也保不住了,成为被接收的对象。此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是吴绍澍,要将此房作为他的市党部机关办公处,因此命令蒋冬荣三天之内,全部搬出。


蒋冬荣说家口太多,不仅自家的人还有亲属、佣人,能否宽容几天。吴绍澍说不行,三天搬不完,东西全都扔出去。蒋冬荣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心想好你个吴绍澍,今天你叫我如此难堪,明天我叫你死!


蒋冬荣知道吴绍澍是中统的人,而国民党内部中统和军统一向矛盾很深,于是她就像设法通过戴笠来打击吴绍澍。


那时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丑态百出的时候,报纸上天天有揭发,弄得国民党威信扫地,蒋介石为此大发其火。蒋冬荣设法找到了戴笠,说是她封存在余庆路80号里的4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首饰、各种存款单据、地契均不见了,那房子被吴绍澍接收了,东西肯定也被他私吞了。


军统局人员问蒋冬荣:“可否记得4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她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蒋冬荣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4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蒋冬荣:“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蒋冬荣当时故意在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说出了“真相”:


“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蒋冬荣说的是,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果真,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伤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4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3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蒋冬荣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4只经蒋冬荣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蒋冬荣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蒋冬荣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跟头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绍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戴笠非但没有给予帮助,反而下令不准航空部卖给吴绍澍机票。


终于,吴绍澍求告无望。后来,听说吴绍澍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一句话没说,上来就是一记耳光!


戴笠飞机失事,杜月笙塌半边天


日军侵华期间,曾向内地大肆搜刮各种军用及民用物资,囤积在上海大小数百座仓库里。据统计,这些物资总价值多达1万亿。抗战胜利以后,社会各界势力都盯准了这批物资。另外,汪伪大小汉奸的财产也在没收之列,而这些财产实际数量无从调查,这便给接收大员带来了“劫收”的可乘之机。


自从戴笠态度坚决地办了吴绍澍后,杜月笙也忙着指挥自家的徒众劫收敌伪财产,大笔财富的入账使他渐渐从吴绍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没过多久,杜月笙就听说了一个更使他感觉振奋的消息;重庆的中央电令中,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


听到这个消息,杜月笙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同时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1946年3月17日,一个令他万分悲痛的消息又传来了。


抗战胜利后,戴笠一直忙于肃奸工作。风尘仆仆,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忙得戴笠不可开交。


截至到1946年3月,戴笠捕获的大汉奸,移送司法机关的人数多达4291人,再加上军法机关330人,航空委员会24人,共计4645人。查封汉奸逆产1456户。由此可见,戴笠在除奸、肃奸以及其他一切为蒋介石政权扫除障碍的工作中雷厉风行,处事果断干练,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为蒋介石的江山稳固,着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不久,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7期,招收学员753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期间蒋介石多次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3月上旬,匆匆赶往天津,处理了军统特务贪污和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等案件。来回往返于北平和天津数次,才决定与3月17日起,飞往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3月17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之所以先到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与杜月笙商量尽快办好胡蝶的离婚事宜,以便他与胡蝶尽快成婚,二是要与柯克会晤。然后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起飞当天,戴笠坐的是航委会222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桑、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公谊私交都非常要好。


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


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在下大雨,不能降落。只有折向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雨,不过机场勉强同意降落。


下午1点整,飞机穿云下降。但是,由于突然与地面失去联系,而驾驶员又在这时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南面一座高度不到200米、名叫岱山的山峰上,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17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国民党军政界内一片震惊。事发当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