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著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珊珊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以后他把长篇《波动》题献给了珊珊。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位女志愿者，她们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无疑使她们建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舒婷、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规定，凡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来的笔名。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讷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使自己最终不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给中学同学金波的一封信中，对其信仰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二年二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思想意识提出质疑。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一九七三年而是写于一九七八年。我想，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对此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叩叩敲敲，把它研究个透彻。”

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文革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共产党，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那时他在一所大学当教授，算是个知识分子，听说后来他辞职经商，不知道生意是否成功。我相信，如果他轻而易举地挣到了百万千万家产，对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又会来一次回归的回归。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青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在乎是不是虚无，或许虚无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已出国多年，我们只有很少的联系，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儿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一九九四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入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着”，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得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句，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二十七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于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来。

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创办《今天》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才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互相攻讦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逸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于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

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儿，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家人般亲密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芒克家里，他们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奔丧，据说他哭得比亲生儿子还伤心。

人们常常把粗犷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癖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

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魅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一九七○年开始写诗，一九七三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者，也不是文人。他不像大部分文人那么脆弱，也不像小部分文人那么虚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在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在呼吸。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

至今仍然不能忘记，龚巧明从四川来北京，我们仨一同去爬香山的鬼见愁，记得中午在山上吃饭，巧明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半碗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万之则说，“我都看惯了，她从小就这样。”原来他是比巧明大一辈的亲戚。

还不能忘记，他到我家做客，知道他有点儿“洋派”，在这伙人里，他是唯一可以用英文与老外交谈的人。可那时没有速溶咖啡，更没有咖啡壶，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粉，喝起来尽是渣子，实在是附庸风雅得可以。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他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具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倍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认识，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一种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迈平一九八六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