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临死前的那些日子，正值我中年得子。年近三十五岁才决定生个孩子，这其中的理由和原因真是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成了一个男孩儿的母亲。我沉浸在做母亲的惶恐和困惑之中。

儿子满月的前几天，我到位于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去看望一凡。那是夏天，病房里很热，单薄的白床单下，凸现出一凡那使陌生人感到尴尬的畸形躯体。一凡的头很大，前额巨宽，眼窝深而目光明亮。这颗沉重的头颅因为装满太多的记忆终于低垂下来。我告诉他儿子的体重，儿子的大名、小名以及他出生后让我失望的丑样子……以往在一凡面前，我总是这样芝麻西瓜一股脑儿都倒出来，如同倒进一个没底的篮子，不管多么琐碎和无聊从不觉得不好意思。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专注和微笑，然后或者劝说或者安慰或者鼓励，我则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霸道地占有一凡，却很少考虑到他是否能够承受。躺在病床上的一凡仍然听着我的倾诉，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意识到这已是我们的永别。我注定了是个没有悟性的人，对于死神光顾的征兆总是特别迟钝。

对于一凡死前我没能身前身后地照料，死后没能操持后事，我始终感到内疚，但我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绝不会生我的气。我是一个被他宠惯了的女孩儿。在他眼里，不管我多大，只要他活着，我总可以被一个人当成女孩儿。他死了，我现在只能是女人，是母亲，永远不再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了。也许这正是他的死之于我的实质性损失和致命的伤痛所在。所以说，在儿子出生后第四十五天，拖着臃肿而虚弱的身子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时，我哭得那么伤心纯粹是为了自己。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即使是一凡。我这样愿望着，不过说明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的自私和霸道。

回顾走过的道路，对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出现，很难说是纯粹偶然造成的，更不是简单的猎奇所致。对于在少有精神浸润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子来说，她随时都企盼着，等待着，准备着遵从内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响应来自心灵的召唤。与一凡，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与那些有了他们的分担失败便不再显得可怕，没有他们的分享成功也变得黯然失色的朋友们的相识绝不是偶然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每个女人，都能享有这样一份馈赠，或者是我得天独厚？无论如何，我感谢命运！

认识一凡，是因为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也不只因为他自学成才，而是因为他的古怪和独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说，即使有人穿着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会恼火。我当然不信，朋友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不气不恼，又写第二次，她还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写第三第四次，直到她被说服为止。一凡认为，这时候的自尊心无异于虚荣。为了对方，他不在乎自己受伤害，或者说他根本没感觉到受了伤害。

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出的腼腆而感到吃惊。他微笑着，涨红了脸，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别大的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上的东西，几乎有点儿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

那时除了睡觉吃饭，一凡总在后院一间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间老式的木地板房，一凡常年穿在脚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发出缓慢的吱吱响声。很快，我成了那间屋子的常客。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坐着谈话而出生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书刊报纸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手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过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的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有分类记号。据说，“文革”以后，《光明日报》要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还是一凡提供的。那里还放着一台苏联生产的放像机和冲洗照片用的盘子罐子。为了冲洗照片，后窗常年挂着黑布窗帘，因此光线总是很暗。以后我从他那儿看到的几部手抄本，都是一凡用工整小字誊抄，然后在那个角落里翻拍洗印的。

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热闹，也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来往于院校部委之间的一凡该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著和细心？

一凡死后，我从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几本笔记本、几张儿时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写得多长，他总要打底稿，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因为他写信不流畅，而是他有保存东西特别是文稿的癖好。我没想到，在我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了一凡写于一九七七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使我多少有点儿得意甚至骄傲。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当我看到遗书时，那些纸片早已经不知被送到哪个废品站，正等待着被化为纸浆。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且不说这批资料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不必说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遗产继承成了水中捞月、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断了我与一凡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凡不会起死回生，我永远无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见到他，永远无法听到他那有点古怪的声音。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唯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种出卖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觉，尽管当时我是未出满月的产妇这一事实，也不能使我得以自我安慰。

一凡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楷模，十二月党人则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自觉革命者。罗普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的故事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故事诠释的不只是浪漫，不只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之乐为乐、以己之乐为他人所乐，那无私和无畏岂不是来得更实在更可靠？

我想没有一个二十岁的人会读《牛虻》而不被亚瑟的魅力所迷醉的。我看《牛虻》时因为割扁桃体在家休假。那是夏天，院子非常安静，我靠在树上，从早晨一直读到合欢树收起那羽状的叶片，院子里渐渐喧闹起来。家里人叫我吃饭我不理睬，爸妈以为我不舒服，不断地问这问那，我实在忍不住，趴在床上开始哇哇大哭，哭得昏天黑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成年以后我从没这么放肆地哭过，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发现我床头放着《牛虻》，告诫我以后应该读《欧阳海之歌》或者《金光大道》这类书。我笑着，但不置可否。从那时起我的正统形象改变了，我任教的学校有人提出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再加上我对黄帅造反表示了不同看法，入党申请一拖再拖地被搁置起来。

最让我如醉如痴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奥里维和姐姐安多纳德的故事感动得我泪如泉涌。一九七八年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第一批就有这本书，我当然买了一套，但却从来没有翻看过。我拿不准重读是否会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记忆，我不愿意相信，人一成熟就得否定单纯。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后，我在给一凡的信中写道：“我们无缘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

《红与黑》《红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为我反叛的初恋增加了几分悲壮，对家庭的反对更有恃无恐，尽管实际上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外国经典，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的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

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和诗，在一凡那里，这些全被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记得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我把《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背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未来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人间大同的共产主义，我们无须描述她是什么样子，无须证明她是否完美是否能够实现。如果能在失望中找到安慰、鼓励，何必要去追究是否能实现呢？有一个能够让你相信的未来，又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与利害呢？“相信未来”的呼唤，温暖着一代人的心。

地坛公园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那时的地坛公园荒凉而安静，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小儿书。其实要的是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读书，读文学书，读外国文学书，觉得自己很浪漫，很理想，甚至很贵族，很文化。总之，带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去上班的那些日子让人兴奋。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你变得格外活跃，也格外大胆。正是在那段时间，在那条路上，我认识了双腿已经瘫痪的史铁生。正像铁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所记述的，他正失魂落魄地在那古园里反反复复地想着关于死的事，而我对他感兴趣的是那残废了的双腿上摊开着的书，和他攀谈的勇气来自自行车后夹着的从一凡那里借来的外国。

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工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晚上读书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夜读的习惯始终没改。后来坐牢，审讯时，预审员让我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我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我迷上了写信，一凡也鼓励我写。其实我们常常见面，有时一星期能见两次甚至更多，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写，而且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常常是发出的信还没收到人已经先到了。写信成了一种精神享受，成了日常生活的功课。后来我之所以读了中文系，之所以总梦想着写点儿什么，究其原因，应该说归于当年我和一凡的通信。在一凡仅存的遗物中，保留着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的底稿。我自己也不可思议，当年这些信为什么全部写在白报纸上，而且不留天头也不留地脚地写得密密麻麻，有的还正反两面写。我给一凡的信中说：“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为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也从没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许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这总比麻木要好得多。”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重读这些文字，那些已经被我遗忘了的感觉又在我的心中复活。二十多年来，我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感受过生死相依的友谊，年轻时的悲欢与许多年来我经历的世态人情、生离死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如今我们也早已久违了浪漫和神圣，但我仍然怀念甚至迷恋那些岁月和时光。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年轻时被我忽略了的东西，也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在我的意识中浮现。我从遗憾和悔悟中感知时间、历史和人，感知生命、死亡和爱。

为此，我感谢一凡。

是他，使我走向人，走向自己。

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的，“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

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