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之后，我看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共产党员都更加真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多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报纸上出现的错别字、语病，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辞书都曾由他终校。他始终是党报的忠实读者，刚十三岁时，他躺在大连的病床上，看到某工厂领导只注意抓产量，不注意工人健康，以致有些工人劳累过度工伤住院，就写信给旅大《人民日报》反映情况。当报社的人带着稿费到医院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原来只是一个孩子。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

在狱中，他曾与后来被称为反“四人帮”英雄的青岛工人韩爱民同囚一室，出狱后，韩委托他帮忙为许多人上访，其中有四个人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平反。他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为党拨乱反正尽力。

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

在此，我想摘引一凡的父亲一九七六年在一凡被捕后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写的一份检查：

赵一凡在两三岁时，在上海因看管他的保姆不小心，从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脊骨受了伤，怕被辞退她没有告诉我们。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为了哄住他，在睡了六年之久的石膏床上，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

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传为美谈，实则这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他病好了，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匪进攻解放区，我带着他从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病在大连治疗。不久我又带病到解放区工作，一凡则留在大连***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也是唯一一次上学。几个月后，因参加学校抬木头劳动脊椎骨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从此，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中外，还学会了俄语。在他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的故事》，在大连兴华书局出版，我听到后还高兴呢。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我们才一起住在北京，我要他去北大文学系学习，他说已去人大文学班旁听，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都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成立缺人，我把他当临时工招进去，编了两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还加入了共青团。

文改出版社取消时，因为名额有限，我没把他像别的临时工那样转正，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关“牛棚”，去五七干校，所以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

我之所以占用如此多的篇幅引用一位老人、一个父亲的“检查”，是因为我认为它要比任何文字都来得逼真而深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缺乏认识的人，无法理解一凡父亲的这份检查从形式到内容蕴涵着的深刻幽默和复杂哲理。一凡的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入党，而后又被打成“托派”，并且在白色恐怖中坐过三次牢的老党员。他写这份检查时—如果它算是检查的话—七十多岁了，我无法知道，这位善良的老人，看着多灾多难的儿子拄着双拐被推进警车时，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当年被捕的情景，是否会因为儿子的遭遇，对自己的一生加以反省。更加无法想象，而后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篇回顾父子两代人命运的文字。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是最简单的，但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远没有他们善良，远没有他们宽厚，也远没有他们正直、正派，远比他们付出的少得到的多，却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人的命运时，又觉得这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如果说命运能解释一切，那么过失和丑行都应该被原谅，更不必问人格问人性；如果悲剧是必然是绝对的，那么反思和内省都多余，更不必问历史问社会。

我想，要了解一凡的正统，理解一凡的执著，懂得一凡的单纯，再没有比了解他的身世更为重要了。正如邵燕祥先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文章《我死在一九五七》中所写的：“年轻的后来者！你们也许惋惜、同情、怜悯我，你们也许讥诮、奚落、蔑视我，以为我是盲目、愚昧的白痴吧！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理解像我和跟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志，而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有值得你们嫉妒的炽热的爱，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即使在我们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里，也伴随着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著的追求。”我想，这就是当年一凡要对我做的解释。他终于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是因为他比我更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这差异而痛惜。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似乎对我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更多，会不会在几十个小时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虽然两年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挨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坐过牢的人和一个没坐过牢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女孩儿尤其是不同的。

当你被放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时，没有人会公然地因为你坐过牢而歧视你，相反更多的人会同情你甚至钦佩你，毫不虚伪地同情你和钦佩你。但当你被放在女人的层面时，你坐过牢这一事实就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一再地强调和放大，这时候，一切原因就都被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只记住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事实—这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在人的理智里这绝不是一个坏事实，但却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而复杂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是极其微妙的。那么，强调和放大到底想记住或者忘掉什么呢？你的伤疤或者你的眼泪，你的坚强或者你的软弱，你受过的委屈或者你得到的尊严？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我从人们，包括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神态中读到了“另眼相看”，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良家妇女一时失足堕入风尘的感觉。也许是我把这种感觉夸大了，因为当年我和他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恶意甚至是善意的“另眼相看”曾经怎样压迫着我，并不断地给着我被排除的暗示。从此我似乎真的被排除了。也就是说，我的被排除从坐牢的内容转而成了坐牢的形式。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是需要由一凡呵护的孩子。我非常不幸地、毫无例外地长大了，在一凡面前跃跃欲试，并且终于离开，终于走远，丢下一凡一个人……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人的绝对选择。

我与一凡，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

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显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接受了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来说，面对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并不陌生。然而，曾几何时，经受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这种理想和情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过去时”。一凡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接受了一种信仰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生。而另一些人则起了变化，虽然这变化的背后，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家族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心灵史，这小小的差异仍然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这些真的那么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吗？

同龄的朋友们，请想一想，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点儿向往，禁不住感叹每天都悬在你头顶的夜空今天是如此的美好；而当你“咔嗒”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或者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想一想吧，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那样的时刻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

一九八三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一凡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现在看来，一凡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几年以后才意识到的项目，一凡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在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贸易的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而大批文化公司的出现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出版书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几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当他被唯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处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他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陵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他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