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成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原罪、赎罪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而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会当成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缺乏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他都变得更美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没忘记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作者的男友）……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相互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地，我不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最难挨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有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

两年的监禁，使得本来就双腿残疾的一凡行动更加不便了。他不再去后院的房子，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屋子的一角是他的床，床上堆满了书报杂志，只留一小块仅够他躺下的地方。白天他就坐在床沿，在全家人一日三餐用餐的方桌上看书写信接待朋友。他忙于推售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忙于为在监狱里认识的难友写上访材料，忙于诗歌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为了生存，他还得为出版社看校样。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婉转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安慰。现在看来，那些信显得琐碎而平淡，不再能打动已经被磨得无比坚硬的心。可当年每个收到信的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没有收到信的还免不了嫉妒和抱怨。一凡是我的“专利”，不管他多忙，我总能收到他的回信。

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于一九七八年先后得到了彻底平反。

平反使一凡受到巨大的鼓舞，并不是他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多么重要，而是他从自己的平反中为自己的信念增加了证明。他在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我们案件的预审员老马的信中说：“审讯时我曾自信地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我党的一员。出狱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党被林彪、‘四人帮’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以致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导致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党一定能重新恢复光荣传统，我一定要为祖国恢复和重建民主制度，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年，一凡在给我们同案一个难友的信中说：“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我国人民将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逐步摆脱困苦的同时，人民也将同时摆脱愚昧，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人的解放，中国人将真正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