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非常穷，妈妈又常年瘫痪，“疙瘩娃”认定我们家是她的救命恩人，所以在每年春天野菜长出来的时候，她挖到的第一篮准是送给我们家。而我带着弟弟、妹妹经过她家去给妈妈取药的时候，经常会遇见她，我总是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那份感激之情和对我们的关爱。这几年，爸妈回老家去的时候，她也总是做最好吃的东西带着来看望他俩。

当生活中没有了火柴

我记得“文革”之前，在农村购买火柴，也要凭“购货证”定量购买。所以火柴在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而又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文革”时，城里人因停产武斗闹革命，火柴的供应也就突然中断了。所以，从相邻村子传递火种就成了我们几个小孩每天放学后必做的事情。因为，靠传递过来的火种，大家才可以烧水、做饭、烧炕取暖。

我们隔壁的村子叫“水沟里”，是一个比较大的村，离我们也有几百米的距离。放学后，我们四五个小孩就会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麦草，每隔100米左右的距离就有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小孩把手中的火点燃另外一个小孩的麦草后，这个小孩就会一边用嘴吹着火，防止火熄灭了，一边往前跑，以便传递给下一个。但这传递常常会失败，最大的原因是，火着得太大，麦草着光了，下一个拿麦草的小孩没有接上。经常要传好几次，最终火种才能够传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也才能够吃上饭。和奥林匹克传递火炬有点像，我想原始社会以后的人取火方式可能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希腊。

村里的老人们有抽旱烟的习惯，所以他们口袋里面总是装着一块石头。一块有点发白、发青的石头，是在小河边拣回来的，这种石头我们叫“打火石”。还有一种用铁折成的“弓”字形的东西，我们叫“火镰”。拿这个火镰撞击打火石就会冒出一些火花，当这些火花掉到准备好的旧棉花上，就赶紧用口吹，一直吹到有火苗出来之后，就可以抽烟了。但这个成功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打十次能够着一次火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还有另一种保存火种的办法，就是夏天割一些野草晒干后做成一种草绳，这种草绳叫“火绳”，把火绳缠成卷，挂在房梁上，这个火绳保持常年不灭，就用它来点火、做饭、烧炕、取暖。但这种方法也最危险，如果火绳的火有时控制不住，一旦要着得大了，整个房子都会被它烧掉。在我的记忆当中，大人们也时常提醒大家：要看好火绳，别让火绳的火着得太大，让慢慢的阴火往上引。但我也从没听说过谁家的房子被这火绳引着烧掉的。

回到原点

我的小学是在乡村的庙里度过的。这座庙分两部分，一部分供奉菩萨的叫耕读小学，另一部分供奉家神的叫东柯小学。东柯小学是一所正规的五年制小学，耕读小学只有一位老师，姓李。在我刚上小学时李老师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抓走了，判了三年的徒刑，耕读小学也就黄了，房间空了，除了菩萨没有活人了。一天，有位姓吴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他在菩萨面前捡了一个苹果吃了，是有人献给菩萨的。从那以后，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去菩萨的屋子，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吃的，我的运气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萨面前什么也没有。

我们小学采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土话，与天水市里讲的话差距很大，乡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市城里人讲的话，总觉得他们讲话不诚实。我也发现我们村里人讲话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讲得慢，也没有他们讲话那样轻。与普通话的差距就更大了，当地把普通话称为“偏言”，只有来我们生产队的驻队干部才讲“偏言”，大部分人也听不懂。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驻队干部用普通话讲了一大堆，最后让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检查，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老太太讲，你的“偏言子”我没有听懂，气坏了驻队干部。大队书记忙着解释，我们队上的群众水平不高，没有听懂领导的讲话，不要生气。有些像抗日电影中对付皇军的情景。

小学毕业后，因为公社中学给我们学校的名额很少，照顾贫下中农的孩子还不够，我的家庭是“四类”家庭，更是排不上号。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学当老师。走后门成功了，我上了中学。许多老师讲普通话，我听起来比较费劲。化学老师就是讲普通话。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原子结构的图。世界是这样的？我带着疑惑去问叔叔，叔叔告诉我：“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么构成的，重要的是你身体不好，得过肾炎，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已经参加不了重体力的劳动，要抓紧中学的时间学习一两门吃清闲饭的手艺。现在我们村里没有电，但是过几年一定会有电，所以，你要学电工，会接电灯，会装开关。还有，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多，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多，你要学习写仿宋体字和黑体字。”我后来苦练了一阵写标语口号，到现在仿宋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了电脑，我的这点优势也显不出来了。

命运比我设想的好得太多。改革开放了，爸爸平反了，来了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把我们全家人的东西拉进了城，瘫痪的妈妈没有担架，我和爸爸用床单临时做了一个担架。到了城里，我们借住在一位爸爸的老同事家，汽车开不进胡同，我和爸爸用担架抬着妈妈，一只手还拖着丢了鞋的弟弟。城里人都探出头来看我们这跟难民似的一家人，却没有人来帮我们，我感到城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岁。

《易经》中有“否极泰来”一句话，我想对应我们家的情形正好。

20年过去了，命运没有让我去当农村的电工。我已经开始给城里人盖房子，城里人叫“房地产开发商”。这种叫法绝不是抬举人，房地产开发商一般名声都不大好，如果有人叫你“房地产开发商”，尤其在电视剧里，十有八九是在骂你，远没有“盖房子的”中性一些。

小时候吃的苦，让我养成了一切从简的习惯。讲话不要讲废话，也不要讲永远正确的套话。干活别摆没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建房子也少一些没有用的装饰和建筑符号。现代建筑中假惺惺地去模仿古代的建筑符号，中国的建筑去学习欧陆风情等等这些形式主义的建筑，我都认为是在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现代建筑中有一种思想叫“极少主义”“少就是多”，我能够理解并接受。近些年我们盖的房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极少主义”，尽可能少的线条，尽可能少的色彩。

世界本来不复杂，当有多余的东西出现时一定是发生了问题，比如癌症。

2004年的春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把我运到了我的老家。我始终没有在这里用我已经练好的仿宋字写一条标语口号。沿路还是有许多的标语口号，但是内容不再是“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之类的口号，而是计划生育、退耕还林、“三个代表”的内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了，从山头一直到山脚下，铺天盖地的黄，一直深入到我的心里。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家乡是如此地美丽。我想拿出高级的数码照相机，但是又想，再高级的照相机，也不如人的眼睛，我要用父母给我的眼睛和心，感受家乡这醉人的油菜花的美。

我去了我的小学校——那座供奉着菩萨和家神的庙。在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看到了我当年用过的土坯做的“桌子和凳子”，几十年过去了还在那里，老师告诉我，从我们年级用过后就再没有学生用了，改用木头的桌子了。一切都变化了，但是村里的人们把普通话叫“偏言”的叫法还没有变。车子经过村口的小河时，发现小河的两旁有了绿色，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我想一定有荠荠菜和斜蒿。小时候，放学了，我常采这两种菜让妈妈炝浆水吃。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想了许多，眼睛有点潮，鼻子有点酸。我又匆匆地上路了，赶向一个我已经熟悉的世界，一个现代化的、财富的世界。但是我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正确吗？

30多年后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菩萨还在原点。“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的理论也没有改变。但是在我的心里，原点是这样的美，这样的浪漫，这样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