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时代，人无疑需要智力的增长，但是，更加不能忽略的是精神和灵魂的成长。智力的增长一定是在学习和思考中逐步进行的，而精神和灵魂的成长一定是在冥想中进行的。信息无孔不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冥想中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敬鬼神而远之

从地球上有人类，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这漫长的岁月中，电就一直在大自然中存在，磁场也一定在大自然中存在，只是人们不了解它，所以才会把见到的各种自然现象都归入到鬼神之列，被“敬”起来了。从有人类开始一直到西医有了解剖学，人们才搞明白了身体各种器官的功能，也因为是人类不了解，才用已有的经验和身边常见的金、木、水、火、土来区分和解释。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全部的世界吗？没有，依然远远没有。

我们已知的世界就像黑夜中手电筒照亮的空间一样有限，未知部分是除了手电筒照亮空间之外的整个世界。有人在某一领域内不断地发现规律，扩大了人类已知的部分，让我们人类的手电筒照得更亮、更远。这些人无论他们在什么领域和行业，都是值得大家去尊重的。更让人尊重的是那些除了在自己的领域不断发现，还时时刻刻在留意其他那些没有被手电筒照亮的空间的人，这些空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还是很大的部分。

在孔子的著作中很少提及来世和鬼神。当他的弟子问及来世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鬼神的态度也是“敬鬼神而远之”。这很能反映出儒家对未知领域的处理态度——在没有了解清楚规律的情况下，不要自以为是，否则会受到伤害。

有些人，包括我自己，总喜欢用创造、创新这类的词，感到用这些词过瘾，觉得自己能做出一些创造和创新的事来。其实这也是自以为是的一种表现。用“发现”这个词可能要比创新、创造更符合事实，也更能表现出对未知领域和大自然的敬畏。

人们要发现，要创造和创新，首先，需要一种状态和态度。为了方便和顺口，我还是把它叫成“创新状态”。不承认没有被手电筒照亮的空间的存在，对黑暗的空间、未知的领域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不可能进入这种“创新状态”的。那位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sars的病原是衣原体的专家，肯定没有进入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几千年来，人们在寻找的，可能是那种“出世入世”的状态，也可能是“禅”的状态。有人有这种状态，有人没有。有人改变自己的态度可以进入这种状态，但有人永远也无法进入。有人有时有，有时没有。比如有位作家曾进入这种状态，写了一部很好的，后来再也没有进入过这种状态，以后所写的所有的很可能都是为了挣稿费，都是滥竽充数的垃圾。再比如，有人要进入这种状态一定是在餐桌上，最好是晚餐，喝一点酒，最好是好的红酒或香槟，在10杯之内，他一定会进入妙语连珠的状态。这种“创新状态”是最好最高的境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控制人自由出入这种状态。

其次，就是不要让已经存在的标准成为你创新和发现的“紧箍咒”。当我们在一些旅游景点时，导游总要把大自然中的一些风景套上《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故事来提起游客的兴趣，想要创新和发现的人，万万不能进入导游的思维状态。手电筒照亮空间的标准和手电筒没有照亮空间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头脑中应该保有对“创新”和“发现”的好奇，而不要成为一些“像什么”、“我早就知道了”的“知道分子”。我有次在伦敦，借宿在朋友家。

朋友说，最近在伦敦桥旁，有位男人在半空中的一个箱子里不吃不喝地待了40多天，伦敦大小的报纸都在报道。朋友雇了辆出租车，让我去看，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人是神经病，脑袋出毛病了，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别的吧。做这样奇怪举动的人，99%可能是神经病，但也有1%的人是在试图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既定的标准。

最后，就是不要被工具和形式所左右。电脑、语言、文字、公式都是工具，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只能借助这些工具去发现，但绝不要陶醉于这些工具本身。爱因斯坦在晚年（1946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emc2》。在表示质量和能量的互等性时，他在文章中特别加了一句话：互等性的说法不确切。我想天才的爱因斯坦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

想不到爱因斯坦研究的高深理论，若干年后却被人频频引用：我从伦敦去机场的路上看到一座大楼名字叫emc2；北京的传媒大道有一座过街天桥的名字也叫emc2；我家有户邻居，总喜欢买最便宜的东西，坏了以后全家动手修理，所有的工具她家都齐全，有一天，我发现她家买了一批便宜的折叠椅，椅子上面居然全印着emc2。这让我想到另一种现象。10年前，我跟着易小迪背佛经，可能是我的悟性太差，没有什么长进。后来我看了禅的一些公案后，觉得对我这样的常人的智慧很有启发。但我很快发现，“禅”开始泛滥，建筑师用“禅”来标榜自己的建筑；画画的用“禅”来标榜自己的画；做饭的用“禅”来标榜自己的餐厅；一些人觉得中文的“禅”不过瘾，就用英文zen。这时形式已经与它的本质完全地分离了，仅仅作为一个符号，成为街上的一阵过眼烟云的流行。

红红的太阳下，把自己想清楚

红红的太阳，照在大地上，给各种生命带来无限生机。各种生物都在按照各自的方式成长着。如果没有人为的破坏，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总是各取所需，平衡地进化着、发展着。同样的太阳照在不同的植物上，光合作用的效果千差万别，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不同的果。所以，我们看到的大自然千姿百态，姹紫嫣红。我不太了解植物科学，据说不同的植物之间互为依靠，互为营养，谁也离不开谁。而我们现在却人为地在马路两边种上清一色的白杨树，每年到了秋天这些白杨树都会得病。常看到空中有喷农药的飞机在给这些病了的白杨树喷药，我真担心这些农药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

自然界是千姿百态的，在人类社会，我们大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应该是自由的、千姿百态的，这样人类社会才会像自然界一样，通过多样性带来和谐和平衡。历史上曾有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所以就要消灭其他的民族和人种，不惜发动世界大战，最后，给世界带来可怕的灾难。现在，也有人常常认为他们的信仰是最好的信仰，要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去信，于是也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发起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自己在历史上也曾采用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人民公社的方式，带来的是饥饿和死亡。

大自然除了多样性这一特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周期性，有春夏秋冬，有天热天冷，有白天黑夜，有刮风下雨。人类社会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日子过，也有穷日子过；有富有的时候，也有贫困的时候；做生意有市场好的时候，也有市场不好的时候？？无论遇到任何事，尤其是遇到大事要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要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这是最关键的。

就在我满心愉悦、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时候，一个星期时间没有上网，回来后上网，看到一片慌乱：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得知他没有办到开工证的项目按规定要求90平方米以下面积的户型要占到70％时，就在建委门口号啕大哭。又看到一个会议的主题是“面对有形之手反复摔打的房地产”，还有个会议的主题是“忆苦思甜”，还有什么“乌鲁木齐共识”等等。这些混乱的信息，给我一种人人都在发神经的感觉，好像有社会学家说过的“群体性的癫狂”。

群体性的癫狂，有时的确是存在的。互联网有巨大的聚众能力，人们的言论、情绪，通过互联网非常容易相互渲染，把所有人都卷入癫狂。所有人都在胡言乱语时，我们尤其要保持冷静，甚至坚持孤独，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从古到今，任何激进的行为、冒进的行为，任何过分渲染的喧哗，都不会长久。轰然而来的东西，往往也会轰然离去，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巨大的喧哗场面，如果意志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裹挟其中，被无谓的群体情绪消耗了生命。

我想起孔子说的小人。人往往就是因为盲从，被裹挟在荒谬的“大众情绪”中，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均被抹杀，才成为“小人”的。

你应该回到红红的太阳下，把自己想清楚。

再见吧，潘总

世界上有一种最危险的歌唱，叫做塞壬的歌唱。传说俄底修斯的船航行过塞壬海峡的时候，海员们都必须塞住自己的耳朵，否则会因为塞壬的歌声诱惑投海而亡。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潘总”这个名称，可以算作塞壬的歌唱。

我最先下海后到海南，身边全是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海南人说：掉下来一个椰子，打死三个经理。我去一家合资企业打工，明明是部门经理，但也叫总经理，公司总经理改成叫总裁。理由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设计出样子，我们去裁剪，所以叫总裁。开会时，除了沏茶倒水的以外，都是“总”。我们朋友中有刘氏三姐妹，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从法国回来后每人注册了一个公司，人家在家门口喊一声“刘总”，三个人都探出头来答应。总经理改称总裁，董事长也得升级，都改叫主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最大的官就是主席了。小时候，叫主席的，只有毛主席。不知比主席再大的官衔是什么，这趋势将向何处发展。

当人失去自信后，就用一大堆的头衔来吓唬人，在吓唬人的过程中，便失去了自己最本质的东西。尽管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还必须给自己弄一个“总”。1995年，我与办公室主任去某机关办事。我名片上没有头衔，递上我的名片给一位当事人，他不理我，只与办公室主任谈。我们办公室主任马上叫我“潘总、潘总”，还是无济于事，事没有办成，回来后我只好印上了“总经理”这个头衔。

想想这声“潘总”，别人为什么叫得起劲，总是觉得你爱听。我还恰好不爱听。看来还是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好，比那个千篇一律没有任何个性的“总”好。

“你好，潘石屹！”“再见，潘总。”

少一点，多一点

我从内心里喜欢禅宗，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拿着禅书就会感觉内心特别平静。禅宗比较注重简单。人们追求形式上的烦琐时，总是表现得没有自信心。

我现在看禅的书和两三年前不一样。原来是虚无缥缈的，现在好像有了点理解。尽管禅说不要被形式所左右，没有经典也没有权威，没有崇拜没有偶像也没有寺院，但我以前总想把悟性的东西用理性去作解释，但越想理性地去解释，就越牵强，越是偏离了禅的本来意思。

我一般早上8点起床，晚上12点以后睡觉。对运动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应付工作，也会看孩子。张欣生孩子时，我一个月时间完全脱离公司工作，就是侍候老婆孩子。生孩子对母亲与孩子来说都是特别大的事，一个新生命要出来，别的事都可以慢待一些，唯有这事太重要了。多少生命刚出来，稍微疏忽一点，就出了问题。看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但跟孩子接触也可以让你平静下来。这社会有时会不断让你往前跑，人家官职比你大，做的事比你大，挣的钱比你多，逼着你不停地想往前跑。孩子能让你感觉到人的一种原始状态，使你把周围的一切带回到单纯的状态。看到刚出世婴儿的状态，你就会感到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误入歧途走了多远！

我从骨子里还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强的人。小时候在那样一种家庭中长大，对家庭成员与家庭外成员的界限，对家的顾及程度，要比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的人强。城里人之所以更为进步，更有社会性，就是对家庭内外成员的界限，要比像我这样从偏僻地方来的人要淡化一点。我从骨子里还是大男子主义，从小受潜移默化的影响，认为男人要说了算，老问女人意见，男子汉哪里去了？后来开始有了变化，到国外去，看到那里的男人不管是多大的官都要给女人开车门，处处要把女人照顾好，如果一帮人出去，一定先要让女人处处满意。我看这不掉价，这是文明社会的意识，想不明白才是老农呢。所以我现在有意识地在改变自己，接受文明。要是在二三十年前，突然发现一个男的老给女的拎包，跟在她后面走，我一定不能接受。

挑战的境界，我原来有过，但我好像生下来就不爱赌博，连麻将扑克都不打。朋友拉着我去拉斯维加斯，我就换了100美元放在那儿，没了就出来睡觉去了，完全没有乐趣。在现代城刚做完时，员工们都在着急地问有没有新项目，我反而平静了：先不要着急，不要急功近利，有和无、难和易都是相对的。

某天，我给自己写了几段话：

少喝酒，多喝水少吃肉，多吃水果和蔬菜少说话，多写字少坐飞机、汽车，多走路、跑步少吃药，多锻炼少看报纸、杂志和电视，多看历史和经书少用手机，多写信少在城里待，多在乡下住少开会，多睡觉少说空话、套话，多说真话和实话少认识新朋友，多来往老朋友少请客应酬，多家人团聚少穿新衣、新鞋子，多用旧衣和旧鞋子少一些热闹，多一些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