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治家上把平民生活的过程概括为：“早、扫、考、宝、书、疏、鱼、猪”治家八字诀。他反复告诫子弟：“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在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孝悌为先的指导思想下，他营造了一个家族和睦、和谐、和气、和美的盛况，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语录：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齐因安宁”。幸福和美的家庭，是我们的港湾、驿站，给我们身心愉悦，情感慰藉，给我们的事业发展以坚实的支撑。

我们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而家庭和谐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六日的一封家信中说：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意思是说，在一个家庭里，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

他又说：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同样是在这封家信中，我们看到了曾国藩对几个弟弟的劝告和教导。他说：

……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读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柬修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肆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除了念念不忘几个弟弟的学业之外，他还教导几个弟弟在家中要做个懂得孝悌之人。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深知，要维持家庭的和睦，必须每个人都贡献力量，而且是毫无怨言地为家付出，毫无私心地帮助对方，兄弟之间、家人之间才能真正相处地愉快、和睦。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在三河镇，曾国葆病死在围攻天京之时，兄弟五人中，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给曾国荃写的家书也最多。曾国荃这个人勇猛但是也很狂妄，曾国藩既赞赏他的勇猛，但又对他的狂妄很顾忌，并为之担心，于是想着法儿地百般维护。兄弟二人同朝为官，为了避免被人猜忌，曾国藩还曾一度想要自愿牺牲自己，退出仕途，来成全弟弟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在家里操持家事，赡养父母，这也就解除了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曾国藩非常感慨地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应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让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了弟弟的意见。

在教育后代上，曾国藩也是费劲了心思，他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

曾国藩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长孙，并且为官最高，权势最重而骄傲自满，责骂他人。他与父母亲族、兄弟姐妹相处和睦，处处以宽厚行事，以身作则，使得曾家族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成为了百年而不衰之家族。根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之人才240余人，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物出现，而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

一日一心得

家庭是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组成的特定的社会心理关系，是一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类型，家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促进，使家人相处融洽，互慰互谅，家庭中充满温暖感。反之，如果连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理不好，那更不可能处理好和朋友、同事、上司等之间的关系。另外，家庭和睦会带给一个人内心的安宁，这种力量会让他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更稳当。

孝友为本，感恩亲情

曾国藩语录：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孝在礼仪中自然必不可少。司马迁说：“父母者，人之根本。”古人对孝非常重视，百善孝为先。百姓以孝治家，君主则以孝治天下。只有对父母能孝，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儿子爱，如此等等。

曾国藩认为：“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的意思是：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长才能使你福禄增长，健康长寿，家势好运经久不衰。

孝悌还包括兄弟友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之一。“孝悌”本身包含两层意思：“孝”和“悌”，即善事父母和尊敬兄长。孝悌是相互联系的，是为了适应古代的家庭宗法制度而由孔子提出的关于如何管理好家庭的思想。儒家将“孝悌”视为“仁”的根本，从而提出来了一个与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曾国藩作为“最后一个大儒”，作为一个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的人来说，自然在“孝道”方面是不会逊色的。

凡遇到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或兄弟子侄在道德学业上有什么缺失，曾国藩都要以不孝自责，对兄弟子侄更是谆谆教导。这一点也与其家庭影响有关。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礼贤下士，对于那些老成端庄的人，他总是恭敬而不懈怠，其余各种人等也给予接待。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给予一定的济助。因而在乡里有极高的声望。

曾国藩的父亲竹亭老人对他的祖父星冈公也以孝顺闻名。据曾国藩说，星冈公对父亲竹亭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痛责儿子，整日责备训斥。每当此时，竹亭则屏住气，靠着墙，面色和悦如初。星冈公晚年得了瘘病，动作不灵便，又说不出话来，如果要什么东西，就用眼睛示意；如果感到难受，他只能皱眉头。竹亭昼夜侍奉，常常能想父亲之所想。晚上侍奉父亲睡觉，因星冈公平素不愿常常召唤，而其他仆人又都不称意，每晚小便六七次，善解人意的曾竹亭常常在父亲要起之际，就拿来器皿。如此往复，没有一夜平安睡过。冬天父亲大便时，就让别人去移动手脚，自己用身体挡住。有时稍弄脏一点，就换洗父亲的内衣，挪动得十分轻微，事夜都这么小心。到白天，另一儿子曾冀云就来侍奉，侍奉起来和竹亭一样，久而久之，孙子、媳妇们，内室外室，且以之为乐，不觉得星冈公身上有异味。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染下，曾国藩确也成就了他为一代孝子的美誉。

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也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的团结和睦，从而使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他在家的日子少，因此就常写家书回家，既解父母的思念之苦，又教导弟弟子侄们。他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他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同时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曾国藩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很多，如在家书中他说：

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母亲齿痛，不知比以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

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暂时放下。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在家书中时常劝导子弟要孝敬父母。如：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而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

曾国藩对几个弟弟和子侄总是谆谆教导，他总是百忙中给诸弟写信，教导他们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曾家兄弟姊妹共九个，曾国藩是长子，又早有所成，他对待兄弟的态度，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包庇他们，他在家书中说：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情同手足”是人们用来形容兄弟关系之亲密的，那么“亲如手足”的兄弟应该如何相处呢？曾国藩认为应该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并不以自己人生有成，在外做大官而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靠“压”来使弟弟们折服。而总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循循善诱，或委婉相商。

曾国藩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他对待子女、兄弟要求尽“孝”道，作为朝廷官员的他，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主张孝大于忠的。比如他坚决反对墨絰从戎，即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他曾劝江忠源不要墨絰从戎，他自己却碰上了尴尬事。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面对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也算是做到忠孝两全了。后来曾国藩夫妇先后去世，其儿子曾纪泽连续在家守孝六年之久。

曾国藩继承了民族的、先辈的传统美德，在“孝友传家”方面做得天然无缝。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和借鉴。

一日一心得

家是一个人最坚实、最温暖的港湾，要想这个港湾能够随时为你提供靠岸的机会，就得精心维护才好。维护家这个港湾就是上要孝敬父母，中要友爱兄弟姐妹，下要教导子侄，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人格的完善和事业的成功。

身教甚于言传

曾国藩语录：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

在教育上，很多家长都懂得身教和言传的重要作用。口头上的教育、提醒和批评是免不了的，但是要注意方式和把握一个度，否则就会是“家长出了气、孩子不服气”，起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而如果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先做到了，那么孩子就会更信服、更愿意听从家长的教导。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生活的端正和完善上。”身教胜于言传的道理是值得提倡的。

据记载，汉文帝刘桓是一个较开明的皇帝，又是一位较开明的父亲，在对待后代的教育上往往身教胜于言传。一次太子刘启和弟弟梁王刘武同乘一辆车入宫。当时规定，所有的人到司马门一律要下车，否则就要加以处罚。刘启仗着自己是太子，没有下车，直闯入宫去。公车令张释之见了，一面追上去阻止，一面将此事上奏文帝。文帝接到奏章，并没有把刘启大骂一通，反而自己特地脱下皇冠，恭恭敬敬地向张释之认错，说：“是我管教儿子不严。”刘启也深受感动，从此不敢再犯。

我们从曾国藩的《日记》《家书》《札记》中看到了很多他教导弟弟和子侄的道理、思想，以及见解，一些是汲取前人的思想精华，但有很多是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亲身经验的总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不是个光严格要求弟弟子侄这样那样的人，他是一个自己先做到，然后再来要求他们做到的人。明代哲学家王船山曾说：“身教胜于言传。”曾国藩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说：“惟正己可以化人，惟尽己可以服人。”他主张欲正人先正己，只有自己做到了，一方面给他们树立了榜样，一方面就有资格教育他们像自己那样去做。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往往是比言传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注意身教胜于言传的父亲。凡要求孩子们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每次他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饭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里面的米吃了，以此教育子女珍惜粮食。尽管政务繁忙，但曾国藩有时间就为他们批改诗文，交换学习和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

曾国藩书法源于深厚的传统帖学基础，习字极其勤奋，不管是驰骋战场，还是赋闲在家，都不忘事翰弄墨，他对于子女临习碑帖也极其严格，这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以见到这类记载。他要求子女勤练书法，但同时他自己坚持一生练习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