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很缺乏指挥才能，而湘军则是他最大的资本，湘军也成就了他。之所以能够澄清宇内，要归功于他的知人之能。曾国藩善于识别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也善于用人以长来补己之短，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成就大业。他的识人之术、知人之智、用人之略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

不独揽功劳，学会推功让贤

曾国藩语录：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任何时候，一个团队想要取得更高的成就，光靠一两个英雄人物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讲求互助合作，个人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成就不了大事，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即使在古代，那些有大智慧者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讲求“和”，儒家提出了“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立人，就是培养锻炼人才，使其成材；达人，就是帮助人才去功成名就。

社会是一个金字塔，那些身处高层的位子总是越来越少的，对于身处高层的领导者来说，很多成绩的取得显然离不开手下人员的共同努力，但是作为“出头鸟”，如果不懂得“立人”和“达人”，如果总是把功劳独占，把责任推给大家，那挨打的日子就不远了。

《黄石公兵法》中有一项“推恩施惠”的主张，非常有见地。意思是：有功劳的时候，要懂得将功劳往上推；有利益的时候，则要懂得施惠给下面的人。

曾国藩尤为推崇孔孟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他还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作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孟子所说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都是“恕”和“仁”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则说明这个人见识广博胸襟广阔，否则就是见识短浅肚量狭隘。

曾国藩认为：“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比如在对待湖广总督官文上，因为长江水师改制的问题，曾国藩总是将官文的功劳摆在最前面。这样做是深谋远虑的，官文这个人很复杂。他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但他是个聪明人，背地里陷害你，表面上却恭恭敬敬，还要说湘军的好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贪名贪利，无定识，无风骨，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曾国藩这次给了官文一个大大的好处，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他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他们都做他的副手。这样一来，官文自然会站在湘军一边，还帮着曾国藩的湘军做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推一个满人出来做领导的做法是极为明智的。这体现了曾国藩的“推功让贤”和“与人为善”的思想。

对手下那些英勇杀敌、拼死疆场的将领，曾国藩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每每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曾国藩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及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曾国藩不光嘴上夸奖，还会实实在在地为他们争取功劳。自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对患难与共的有功者多次上疏，请朝廷给他们上次，予以提拔。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兄弟封侯荫子，湘军的诸多将领也得到了很大的荣耀。但是此时曾国藩更想的是为那些死去的以及活着而“有功未赏”者讨个说法。

光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一天，他就三次上疏。第一次是为攻打天京时阵亡伤残的501人恳请朝廷“议恤”。对准备“荣归故里”的数百人，他请求朝廷能够让他们衣锦还乡。第二个折子是对吏部的批评，因为他之前上疏为部下请功的保荐案被压下了22个之多，这些都是“积年有功之士，所保官阶，悬而无薄（兑现）”，这将使他们有被朝廷抛弃的感觉。但是办理这些案子需要很多年时间，这本身对他们就是不公平的。于是，他请皇帝下旨发交吏部，“将臣营自（咸丰）十年起所保各案，均免加考，报部核议，即照原单一体注册”，让现在仍在军营中的人感受到激励。第三个折子是密呈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他讲了几个自己内疚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有“冤屈”的，当然这些“冤屈”和他自己有关，他请求能够允许为这些人正名。这些人包括李元度、江忠源、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五人。申请对他们的奖励和抚恤。最后，朝廷基本都满足了曾国藩的请求，使曾国藩对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将士有了安慰。

反过来，曾国藩对极力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大名的曾国荃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古来的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曾国藩同时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因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最终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曾国藩推崇“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主张，同时他还懂得“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道理。这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彻悟。人的本性上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适当的欲望是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而欲望太盛就变成了一个陷阱。对帮助自己成功的人来说，一定要明白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你的成功，所以你的成功中有对方的功劳，千万不要独揽功劳。如果都揽到自己头上，难免会压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还会把自己压垮。

一日一心得

《老子》中有一句话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原意为任其自然存在，不占为己有。后用来表示立了功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如果一个人明知道干下去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他怎么会情愿再干下去呢？如果手下众人明知道跟着自己东征西杀没有发展，什么也得不到，他为什么要白白地跟着你玩命呢？

宽于待人，不可求全责备

曾国藩语录：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人无完人”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因此，与人相处时，不必苛求对方，应该以宽容接纳的心态看待对方，容许对方的缺点存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人太严格了，就没有伙伴。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用放大镜看对方的缺点，而应该用放大镜看对方的优点。如果过分地追求完美，不断指责他人的过错，就会失去朋友和合作伙伴。只有包容别人的缺点和过失，才能赢得人心。尤其是身处高位者，更应该有容人之心，唯有此才能使人愿意追随在左右，心甘情愿地为之出生入死。

曾国藩说：“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意思是说，大抵天下没有完全无缺的人才，也没有完全无缝隙的交情。只要能将大的缺点改正，小的缺点包涵，也就可以了。

曾国藩提倡“恕”，其中心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没有任何的根基，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说，断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者，“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曾国藩说：“敬以持身，恕以待人”，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在《答欧阳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曾国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要与人为善、宽于待人应该尊重和关怀他人。

待人以诚恕、宽容的思想在给其弟的信中也曾有这样的表述，他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谁都有顺境和逆境之时，得意时以谦让宽恕之心待人，就会为自己今后留下一条出路。”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从中体现出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的精神。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因此，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尽管如此，但曾国藩从来没有因此对左宗棠不满，甚至记恨他。相反他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此，他的保举才使左宗棠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曾国藩因为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而弹劾他，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说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关于曾国藩的宽和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他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刘的字体，但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刘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身边的人。同时，曾国藩也因为他的宽容大度获得了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少树了一些敌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超人的气量，做大事，要能容人，能容天下难容之人，更要能包容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能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互补缺失，共创大业。

一日一心得

宽容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更是建立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法宝，一个拥有宽容美德的人，能够对那些在意见、习惯和信仰方面与你不同的人表示友好和接受，宽容不仅对你的个人生活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对你的事业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一个人经历一次宽容，就可能会打开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门，借助宽容的力量，你才能实现自己伟大的梦想，成就自己的事业。

多结交良朋益友

曾国藩语录：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俗语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正是由于朋友弟兄的通力合作才让曾国藩成就了一番事业。我们也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古时候人交友和现在不同，古人交友如同求师。贾岛曾经说：“君子忌苟合，择友如求师。”曾国藩择友，注重的是对自己是不是有所裨益，结交的大都是高明之人，博雅之士。他反复嘱咐兄弟：“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

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益友有三种，损友也有三种。与那些待人耿直、宽容，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有益处；与那些走邪门歪道、谗媚奉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选择朋友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结交益友，会促使你进步，在你陷入危难时，益友会鼎力相助；反之，结交损友，会让你堕落，当你陷入困境时，损友会落井下石，让你的处境雪上加霜。

曾国藩深知朋友的重要，因此，他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认为择友是人生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一个人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否才华出众、品性优良紧密相关，因此，选择朋友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非常慎重！

曾国藩交友如此慎重，那自然就有择友的原则和标准，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就是说一个人若举止威仪，诚实通达，可以尊之为师；一个人若博学典雅，擅长诗文，可以待之为友。无论是尊为师，还是结为友，都应当长存敬畏之心，不能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渐渐地怠慢不敬，如果这样就再也不会从他身上获得教益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对曾国藩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唐鉴告老还乡后，咸丰帝连连召他入京，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1853年1月8日，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而湘军的崛起、强大称为曾国藩之后倚重的主要力量。

倭仁点拨了曾国藩很多的为人处世之道，和修心养性之法，这些虽然没有唐鉴的举荐来得直接，但却最是让曾国藩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这两位对曾国藩来说，就是可以尊之为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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