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任何一件事情发展到了极致就必然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正是“花无百日红”，花开到最艳的时候就是快凋谢的时候了，要想花开的时间维持得长一些，就不能让花开得太艳，这样花总是开不到极盛的状态，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凋谢。树上的果子熟透了就会自己落下来，往往遍体鳞伤，而那些还没有熟透的则可以稳坐枝头。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荣耀不可过早享用，更不可用尽。否则，就不是享受荣耀，而是在受罪了。

北宋大文学家王安石有一篇众人皆知的文章，叫《伤仲永》。说的是：金溪县有一个世代以耕田为业的农家，家里有个小孩叫仲永，小仲永长到五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见过诗书笔墨等读书写字的工具，可是突然有一天哭着喊着要这些东西。家里人对此感到很奇怪，可是家里从来没有读书人，只好找邻居借了来。小仲永看到这些东西很高兴，于是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还自己题写上自己的名字。诗的立意也很高，是以奉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为内容的。由于家里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父亲就把这首诗拿给全乡的秀才看。那些秀才们很是惊异这诗是出自一个五岁的孩童之手。于是，就试验他。他们随意指定事物，让小仲永做诗。结果小仲永都能立即完成，而且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于是，小仲永的名气远播，同县的人也都对仲永感到奇怪，渐渐地都以宾客的礼节来款待他的父亲，甚至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来讨取仲永的诗。他的父亲一辈子务农，看到这么容易就能发财致富，于是每天不停地拉着小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给人做诗，而不让他学习。

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举动，确实是有一定的天赋，如果加以培养，将来必能成才。可是小仲永的父亲目光太短浅了，太贪图眼前的利益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小仲永十二三岁时写的诗已经出现了退步，不能和以前相比了；等到小仲永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天赋已经没有了，和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个人即使有很大的荣耀，这个荣耀也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也不要过早使用它，更不要把它用尽了，要保持低调的态度。否则，过早享用，用尽了，尽管可能当时确实很风光、很快意，但是，已经滋生了恶的因素在里面，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

佛里禅师在当主持时，五祖法演送了他“法演四戒”，他是这样说的：“势不可使尽，势要用尽，祸一定来；”人们往往是顺着“势”去做某些事的，但没有想到，势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播下了毁灭的种子。“福不可受尽，福若受尽，缘分必断。”就像那些爱打扮的女子，整天顾影自怜，红颜老去，也只好自叹“红颜多薄命。”“规矩不可行尽，若规矩行尽，会予人的麻烦。”这就是，“好话不可说尽，好话基说尽，则流于平淡。”任何好话都不必说的过于直白，否则别人听起来就索然无味。

曾国藩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用尽了就有可能朝祸患方向发展。所以常以“花未全开月未满圆”来劝诫自己浮躁的好胜心，控制自己的前进节奏，这是一种聪明的举动。

曾国藩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官宦之家发现：大多数的官宦之家基本上经历一代后就衰落了，有的甚至彻底衰败了。但同时他也发现，一个虽很富有，但是却很低调的商贾之家却可以延续三四代，简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而如果是孝道之家，还可能延续八代到十代。这个研究发现让曾国藩惊出了一身冷汗，由此，他教导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是自己坚决地做到不过早享受荣耀。他深知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事情，他说：“做官的人总是比一般的人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如果你的官足够大，那就会有些事情你没有想到，但是已经有人替你想到了。家人也会跟着你尊贵、风光起来，家人说话也会变得有分量，做事情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之处。所以，做官的人就要保护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非常谨慎，对自己家人的行为也要高度注意。”

曾国藩说到了，也做到了这些。在很快被提拔为朝廷的三品大员后，按朝廷的规定，要把蓝呢轿换成绿呢轿，同时护轿的人也要再增加两个人，而且还要配备引路官和戈什哈。这是朝廷对官员的待遇，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他人都这么做，但是曾国藩却不这么做，不但轿子还是蓝呢轿，连引路官和扶轿的人也都省了，只是增加了两名戈什哈做护卫。

曾国藩这么做是秉承了自己一贯的做人原则的，那就是低调做人，避免享用自己的荣耀。因为，朝廷有规定，四品以下的官员在路上遇到绿呢轿是要停下来让路的。否则，绿呢轿的护卫尽可以上去将不开眼的官员从轿子上拉下来。不但如此，还可以上交吏部按违制治罪。曾国藩自然也深知这一点，他不想这么招摇，所以，坚持还坐自己的蓝呢轿，保持其低调的本色。

后来，曾国藩又升至二品，按朝廷的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乘八人抬的八抬大轿。后来任湖广总督的官文还特地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曾国藩知道，自己的收入有限，不想养那么多的闲人。更主要的是，自己还年轻，不想太招摇。再说了，此时还不是享用荣耀的时候，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祸端。曾国藩也常常教导子女，要求他们也不可享用这样的荣耀，并多次向子女讲述过分招摇必然会招致祸端的道理，所以，曾家的孩子一直都坚持低调。

很多时候，人们常被眼前的荣耀迷惑，不明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道理，不知道适当的放弃反能赢来更多的得到，以致忽视了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和对生命境界的提升，使荣耀发挥了其反作用。

一日一心得

有一种美术手法叫做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拙劣者常常把画面画得满满的，却破坏了视觉的美感，高明者往往留下空白，反倒能给人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和回味不尽的意味。留白是画家的技艺，更是生活的智慧。

在言语上留白，不把话说满，可以免生过失；在行事上留白，不把事做绝，可以减少是非；在思想上留白，不胡思乱想，可以省去烦恼；在欲望上留白，不得陇望蜀，可以规避祸患；在交际上留白，不抹煞距离，可以保持尊重；在饮食上留白，不暴饮饱食，可以益寿延年；在饮酒上留白，不肆意酗酒，可以养生保健……

以退为进真智慧

曾国藩语录：吾见进而不己者败，未见退而自足者亡。

军事上有种说法叫“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意思就是说单纯守是守不住的，龟缩并不能保证不被对方攻克。我们看体育比赛，比如足球比赛，总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当一方龟缩在自己的半场拼命防守，另一方压过半场拼命进攻，拼命防守的一方虽然将自己所有的球员都布置在球门前防守，但是在对方的狂轰滥炸下仍不能保证球门不被攻破；拼命进攻的一方看起来很强势，但是往往只顾着进攻而被对方偷袭得手，反而丢了球。只有在立足防守的同时加强进攻，才能给对方足够的压力，也只有在进攻的同时做好防守才不会给对方可趁之机。

一些人为人处世也是这样，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以为这样才显得自己有分量，别人才会重视自己。而有的人则遇事唯唯诺诺、裹足不前，生怕露个脑袋就会被别人看见。其实，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为人处世要懂得进退，不可一味地前进，也不可一味地后退。要把握好“进退规则”，该进时不妨进一尺，该退时何妨退一丈，进退有态，才不至进退维谷。毛主席有过一句名言：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这句话道出了“退”的真正意义，所谓暂时的“退”正是为了更好的“进”。

《菜根谭》上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人处世遇事都要有退让一步的态度才算高明，因为让一步就等于是为日后进一步做好准备：而待人接物以抱宽厚态度为最快乐，因为给人家方便实际上是日后给自己留下方便的基础。

曾国藩领悟到了“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的做人真谛，并参透了“进退之机”等处世哲学。修炼出一整套“能屈能伸”的做人之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硬邦邦的人物。

曾国藩经常给家人和下属讲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在家吃饭。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在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阻在那里了。

看到这种情况，老翁急忙出门，赶上前去婉言说道：“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用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

那个人说道：“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想，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劝告，还不如主动示弱，便说：“来来，这么办吧：我下到水田里去，你再将货担交付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过去，我再将担子奉还。怎么样？”并且当即低下身子解袜脱履。那个人见老翁如此，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说道：“既然你都让步，我也没有道理占强。干脆我下田吧。”

结果，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两不耽误，老翁在妥协中赢得了主动，赢得了时间。

曾国藩之所以老生常谈，自有他的道理，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家人和下属：退让，可以赢得扭转不利形势的机会。对方如果主动退让，表示他有力不从心之处，他也需要喘息，说不定他是要放弃这场“战争”；如果是你提出，而他也愿意接受，并且同意你所提出的条件，表示他也无心或无力继续这场“战争”，否则他是不大可能放弃胜利的果实的。因此退让可以创造“和平”的时间和空间，而你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引导“敌我”态势的转变。

随着湘军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湘军攻陷天京后，朝野上下弹冠相庆，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他位高权重，尤其是湘军实力太强，皇权感到了威胁的存在，因而在嘉奖的同时采取了打压、排挤的策略。曾国藩自己没有背叛之意，但是湘军的一些重要将领，面对朝廷的压制很是不满，面对这一切，曾国藩虽然也感到了不满，但他绝不赞同其下属提出的脱离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张。

曾国藩对朝廷的做法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首先，他对咸丰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压抑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会同陶恩培揭发其败状，请巡抚弹劾罢了湘军。曾国藩惊恐万状，抢先奏请将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获得朝廷的从宽发落，没想到咸丰帝下旨“交部严加议处”。于是曾国藩被革职，戴罪领兵作战。七月，曾国藩率师北征，连克岳州、武昌、汉阳、田家镇。九月初五，咸丰帝闻报非常高兴，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但七天后，咸丰帝改变了主意，只赏给他兵部侍郎的虚衔，并催令他迅速东下，攻收赣、皖。咸丰帝的做法表明了他对曾国藩集团的不信任。曾国藩深知，自己的集团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的相对独立极大地触动了皇权的利益，因而清廷才对他进行压抑、排挤和打击。

但对于清政府作出的一切决定他都表现得谦卑恭顺。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头上还顶着侍郎的乌纱帽。在屡遭挫折以后，曾国藩深刻认识到对朝廷的压抑始终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并不是上策，因此他同朝廷展开了有礼有节的斗争。如果说一开始是退让的话，那么现在他要“进攻”了。

他从稳定湘军集团内部入手，使湘军集团形成了铁板一块，朝廷也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了。他还大造舆论声势，他们自然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另外他们开始“自我吹捧”，为自己争取主动，即使朝廷怪罪下来，也可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他也会向朝廷主动争取一些权利，这些都是主动“进攻”的策略。

后人对此评价说：曾国藩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让步，采取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另一方面，到了涉及集团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又毫不迟疑地站在曾国荃、彭玉麟等人的立场上，与清廷进行斗争。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曾国藩，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不能不说是有着过人的手腕和智慧。

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一日一心得

“退让”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屈服、软弱的“投降”动作，实际上并非如此。退让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生存智慧。适时的退让可以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避免两败俱伤；退让有时还可以改变现况，转危为安。它是战术，也是一种韬光养晦、寻求生存的大谋略，更是立身于社会，功成名就、圆润通达不可不知的方法和技巧。

迂回曲折，藏巧于拙

曾国藩语录：1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

2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有话直说”，而如果你信了他的话真的直说，那你就要得罪人了。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的，这时候就要拐弯说。尤其是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或者批评对方的行为失当时，你就更不能直说了。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即使他嘴上说“有话直说”，他也绝不愿意听到难听的“直说”，因为直说的话直击要害，对人的杀伤力也最大。和人接触也是一样，有些人不好直接接触，那就需要通过朋友介绍，同事引荐。有时候为了消除对方的敌意，放松警惕，你更得需要迂回、曲折、绕弯子、拐圈子，这样的迂回战术才能实现你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围魏救赵”这个故事，就是曲线哲学，曾国藩正是这方面的大师。曾国藩在和同僚的相处中，很懂得迂回，尤其是向朝廷提出要求时，更是委婉曲折，目的是避免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他说：“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他都是尽量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对于那些比较敏感、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他更不会把话挑得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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