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曾国藩的行事坚忍绝学(3)

作者: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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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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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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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086字

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接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兴办团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对的却是重重压力,不仅要与太平天国斗,还要同湖南的官员斗,大有四面受敌之感。曾国藩的湘勇屡屡受到歧视,初办湘勇的日子是很屈辱的。咸丰三年(1853)九月的一天,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练勇发生严重殴斗,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鲍起豹发去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儿将曾国藩打死。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但是骆秉章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十分不满,多次薄待他,所以见他来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事后,谣言四起,说是曾国藩干预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但曾国藩为了自己报国剿匪之志,对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不与之计较,屈求坚忍地与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员排挤外,还有来自咸丰皇帝的不信任。有人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曾国藩一呼百应,跟随的人很多,他会不会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呢?咸丰皇帝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幕宾曾劝他将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员掣肘之事据实上奏,他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难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到衡阳去。”他还说:“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苦有很多形式,有辛劳,有委屈,有困难,有自己独立支撑,有别人的落井下石……每一种苦给人带来的打击都可能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承受每一种苦,挺住每一种苦,给自己带来的就是巨大的收获,有意志上的坚强,有人格上的完善,有心理上的成熟,有苦难再来时充足的心理准备和战胜的强大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是说,人生吃苦就是吃补,是补意志,补知识,补才能,补道德,补灵魂!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点都没错。洪秀全的失败与他不能“忍”是分不开的。革命尚未成功,已忍不住开始享乐了,学着当皇帝,杀功臣。最后使自己元气大伤,被人所灭。而反观曾国藩,兵败,被贬,猜忌,压抑,都没能消磨他的斗志,始终坚持修身养性,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能在凶险的官场上,适应复杂的政治局势,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正是凭借他的“坚忍”


曾国藩还经常将坚忍的涵养应用在很多方面,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一日一心得


如果说身处逆境需要坚忍,那么身处顺境则更需要坚忍。身处逆境时,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已经摆在了面前,有明确的需要克服的目标。而身处顺境时,坚忍更像是一种修身、涵养,也许没有什么摆在眼前的困难,但是其中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到,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所以,身处顺境时,更像是身处危机四伏的境地,需要全身心戒备,因为你不知道困难会从哪个方向来。


做事不可半途而废


曾国藩语录:唯做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要想自己能够成就大的作为,就必须在“恒”字上下功夫。任何成就大事的人,都以“恒”为最基本的,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即使他天赋异禀。


“恒”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我们常说的坚持、坚持不懈、坚持到底,毫不间断;第二层,就是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就必须全力以赴,把它做好;第三层,就是渐进,不断地积累、提高,这样才能积少成多、水滴石穿。


曾国藩的天赋不但谈不上异禀,相反却是天资平平的,某些说法甚至说是略显鲁钝的。而他的同僚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无不是人中龙凤。曾国藩既没有祖上的荫庇,又没有突出的资材,但最后却成就了“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的赞誉,究其原因,与他做事总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自然,曾国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到做事有恒心的。一开始做事,他也是坚持不下来,总是变来变去,这样总是一事无成,于是,他下决心改变,写下了《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尓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意思就是说,从我认识字以来,经历许多事情,到今天已经28年了,却仍然没有什么见识。从前所喜欢的,过了一段时间就鄙弃了;旧的喜好已经抛弃了,新的喜好马上又改变了。品德学业的努力,不能持之以恒,却推说是外物的影响。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不能改过,就恐怕连所谓过错都听不到了。人应该有恒心,正如三升三升的增添,久了就会满一斗。上天主宰着命运,我发誓要有恒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永不食言。


曾国藩通过刻苦攻读,成绩优异,被咸丰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对于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来说,这已经实现了寒窗苦读的目标,而且一些著名的前人也都是翰林出身。到了这个份儿上,换作别人可能不需要继续花时间苦读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人际交往上了。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课程,以多病之躯,十数年日一日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和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出山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自立的十二条课程外,他还要求自己: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都分别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就有了不小的收获。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起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从此后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起,更是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不管是行军,还是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从这几件事上足可以显现曾国藩做事超人的、持之以恒的毅力。


我们都知道练习书法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情。正因为见效慢,很多人由于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而很难坚持下来。曾国藩一开始在书法方面也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他把练字没有恒心看作自己的“三耻”之一。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善于自省而改变的人,认识到了自己练字的无恒,他就加强自己恒心的练习。到了同治六年(1867)时,他在家书中欣慰地说:“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在曾国藩看来,“勤”字工夫也不仅仅是早起,而且贵在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他在给几位兄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心得时说:“现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做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曾国藩在给他的侄儿征瑞的信中又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以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勤快、勤奋是好事,但是需要长期坚持下来才能见成效。这就像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一样,他早年有不少性格和习惯方面的缺陷,比如爱和别人争口舌,暴躁易怒,玩物丧志,还有抽烟的恶习,这些要想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曾国藩在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的指导下,开始修炼“研几”功夫。及早地从自己的思想中发现不好的征兆和苗头,及时予以改正乃至剔除,让自己的思想始终沿着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为此,他每天把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修养、道德水平、学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这本身就体现了“恒”的第三个层次渐进,不断地积累、提高。


曾国藩说:“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剧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立志有恒,可为一流人物。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写道:“昔嶶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可见立志有恒多么重要,万事千万不可有借口。


一日一心得


梁启超说:“如无曾文正毅力,必为失败之人。”可见曾国藩在做事的恒心和毅力方面是非常为人所称道的。我们常说“坚持就是胜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或者说恒心、毅力、坚韧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激发潜能的必要条件。


凡事不能急于求成


曾国藩语录: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讽刺小故事,说:


有一个富翁大兴土木,想要造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他看见工匠们打了很深的地基,又在地面上立柱砌砖,连忙跑了过去,对工匠们说:“我要的是第三层,下面的一、二层我不要,你们这样做不是太浪费了吗?


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都会笑这个富翁傻,觉得这个富翁太急于求成了,没有一二层,哪儿来的第三层呢?其实,不光这个富翁,我们很多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当你只盯着结果的时候,这个毛病或者说是错误就不请自到了。本来是十步才能走到,你想三步并作两步就到达,不是拉伤了自己的腿,就是因为太急摔了跟头。


《中庸》中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说:别人学一次就会了,我还不会,就学他一百次;别人学十次就会了,我还不会!就学他一千次。如果真能照这样子去做,虽然再笨,也会变得聪明,即使再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


这段话说明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都需要狠下工夫,功到自然成。很多事情不是一次就能做成功的,但是做十次总有一次成功的时候,做一百次就可能成功十次、二十次。只要你功夫做到家,那么成功就会必然出现。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抱怨自己头脑笨,什么都做不好,其实,导致这些结果的真正原因往往就是功夫不到家,基础不牢固,因而在事情到达一定程度后就难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曾国藩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一生追求进德修身,甚至没有一天放松自己,而且在他平步青云的时候,反而更加加强对自己的要求,最后留下了让世人称颂的成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曾国藩位极人臣时随性而为,甚至恣意妄为,他当然是有这个条件和便利的,但就像很多位高权重者惨然的下场一样,他如果这么做,也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更加谨慎小心,以“稳”行事,他说:“事以急败,思因缓得。”他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曾国藩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短短半年时间内,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著。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


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1860)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曾国藩用兵最反对过速。因为太快则欠考虑,一有失误,就可能招致惨败。而且进兵太快,因为士兵素质不同,很难保证全军跟上。如果出现孤军深入的情况,那几乎就必败无疑了。僧格林沁攻打捻军,败就败在“速”字上。捻军最善于打运动战。在平原上将清军拖得筋疲力尽,各部队被分割开来,前后相差数百里。僧格林沁率5000人马尾追,中了捻军埋伏,全军覆没。曾国藩一反其道,以“缓”字为主,绝不轻进。同治七年(1868)八月,他给部下的批文中说:仰速即坚筑营垒,挖壕订桩,以待贼来扑我,我乃缓缓起而应之。断不宜出击贼。一面多办米粮,以备缓急。此外,曾国藩还以“无欲速、无见小利”告诫部下,作为用兵、办事的秘诀。


即使是在理财上,曾国藩也守一“缓”字。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他给部下黄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来理财之法,未有无中生有者,虚空腾挪,岂能恃为不竭之府?浮光掠影,百弊丛生。兹欲截断众流,莫如脚踏实地,洁己奉公,乃正本清源之道……渐次整顿,不在过求速效。可见,“不求速效”是曾国藩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缓”字诀在曾国藩居官处世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还将“缓”字诀传授给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要给朝廷上奏折,寄前将稿本送与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折片各稿读过,此次于鲍(超)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甚不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缓数日始发,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开大仗者。粤捻之交,不能久固,缓战亦我之利也。


由于担心奏折寄发后影响将领情绪,因此曾国藩主张缓一缓再寄。等时机更好再发,情况有变,还可随机改动,而一旦发出,则覆水难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