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与青年诗人谈诗(1)

作者: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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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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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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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512字

——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谈话


关于我自己


有同志问我是怎样推开诗的大门的?这问题很难问答。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个人看到了我桌子上的一首诗,出于好意写了封信:“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他是寄到左联刊物《北斗》去的,想不到居然发表了。以后我自己也就采用这种形式:“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这样就开始写诗我本来是画画的,一九三二年七月我被捕了,关在监狱里不能画画。但可以写诗。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诗当作神,也没有把写诗当作一件英雄的事情,或者说是受了奥林匹斯山的什么神灵的召唤。总而言之,自己有话要讲,就用诗来发表吧!这样就成了一种习惯,不断写,不断发表,曾听人说,我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和《我的父亲》是姐妹篇,讲得很好。《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监狱里写的,一天,我从监狱的窗口看到外面下雪,忽然想起了我的保姆,想着,写着,就一口气写下来了,它是我第一次用艾青的名字,托人带给李又然,在庄启东编的刊物《春光》上发表的。不久,李又然又来信,说这打诗轰动了全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排除了有意识地写诗。《我的父亲》就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来写的。很强烈地想写这个典型。他的环境,他的社会关系,都是我有意识要写的。


对于这两首诗,我还想多讲几句。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写的,我的保姆你们可能认为很美,其实她长得不好看,诗里没有写她的相貌。她生了好多孩子,喂养我时已是第五个了,奶已不多,不可能哺育得很好。不过我幼小的心灵中总是爱她,直到我成年,也还是深深地爱她。《我的父亲》是在延安写的,和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相隔八九年。父亲这个典型完全是真实的,没有什么虚构。最近一个外国人想翻译这首诗,向我提出不少问题,例如,当时中国学生已受“进化论”的影响,那我父亲为什么还讲迷信?真迷信还是假迷信?我看是假迷信。他生活在农村,交往的却是县里的县长,镇上的警佐。警佐是吴晗的父亲,吴晗的母亲是我们村里人。小时我俩常一块儿玩。在那个地方,警佐很有地位和势力。另外,父亲还结交了军官、大学生,在“万国储蓄会”里有存款,订了《东方杂志》、《申报》,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么个人物。不过,他讲迷信有时又是真的。有一次,他头上被麻雀拉了泡屎,就递给我一个木碗,叫我去讨七家的茶叶,给他“洗晦气”,我不去,他一气之下把碗扣在我头上,血流了出来。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很不愉快的,父亲常打我。有一次我被打后,气得写了张纸条:“父贼打我!”放在抽屉里,他看见了,从此就不再打我。可见,有反抗他也害怕。我和家庭关系不好,还表现在从小不许我叫“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就使我直到现在“爸爸”、“妈妈”的音都发不好。这些都刺激着我产生反封建的意识和叛逆家庭的情绪。


我稍稍长大,就想赶快离开家庭;西湖艺术院的院长鼓励我去国外学我也想离家庭越远越好;就这样,我骗我父亲说外同留学回来可赚大钱,他给了我去法国的路费,我就跑出去了。从这些背景情况中你们可以看看,我同父亲的关系究竟怎样?是不是同情他?我说不!说“有同情”,可能有那么几句:他从祖上接受了遗产,经营了几十年,没增加也没减少。这是事实,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是有意识把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来写的。我不违背真实。


要写诗的人谈自己的诗很难,我觉得自己这两首诗在刻画典型方面,后者比前者要好。不过后者是在延安写的,那时实际上已开始“整风”,需要写工农兵的、大众化的作品,写那个东西,当时在延安似乎不大适合。


我过去每天都写诗,有时候在没有灯光的夜晚写,两句交叠在一起了,第二天把它们分开,一般都没有什么修改。现在有时候也改诗,那是感到诗中的观念不淸楚,要讲的东西不淸楚,或者为了念起来顺口,合乎内在节奏。


关于突破


同志们问我近期的诗歌与早期作比较,有哪些突破,准备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写诗时没有意识到要突破,我是有感就写,想什么就说什么,总是被什么东西包围了,才有突破的必要。突破总是对于处在一种包围状态来说的。假如说现在诗要有什么突破,就是诗被大话、假话、谎话包围了。今后准备有哪些突破呢?现在我不知道,诗的现状怎样?如果现在的诗都是一般化,调儿都差不多,或者说是陈同滥调,那就需要突破,我从来没有在写东西的时候想到要突破什么。


关于生活、想象、真实的世界的关系


我发现自己的诗里凡是按照事实叙述的,往往写失败了,如《藏枪记》,是我去家乡听了一个抗口游击战士的故事后写的。完全根据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事情写得很淸楚,但不感动人。而《吹号者》、《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尚太阳》、《火把》这些诗毫无具体事实根据,全是想象的,但成功了。我没行当过伤兵,也没有当过吹号者,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着着见过一次火把游行的场面,完全是凭想象构思的,而且写得相当顺利,长诗《火把》几天就写成了,这里,有一个叫题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凭想象可以写出好诗来?为什么根据事实反而写不出好诗来?想象是以生活积累为基础的,生活积累并不限在一时一事上。运用想象也不限制在一时一事上。过分要求生活的真实,反而展不开想象。


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哪些材料我要写,只是写者写者,写出来了。躲如写《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首诗时,我是预感到天要下雪了,想象开去,出现了雪的草原,戴着皮帽,冒着大雪的马车夫;雪夜的河流,破烂的乌篷船里的蓬发垢面的少妇……这首诗发表后,重庆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有人放喑箭说,中国没有戴皮帽、冒着大雪赶马车的。我说奇怪,中国没有这样子的?不过,实际上我写《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确没见过那个场景,而是面对欲雪的天气想象出来的。


另外一位《雪里钻》,那是罗丹跟我讲述的,他讲得很生动,我也是展开了想象然后写成的。总之,有时候根据人家讲的,可以写出好诗;有时根据人家讲的记录下来,不一定是好诗。这里面,生活、想象、真实的世界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来思考。


关于诗的散文美


我说过诗的散文美,这句话常常引起误解,以为我是提倡诗要散文化,就是用散文来代替诗。我说的诗的散文美,说的就是口语美丽。这个主张并不是我的发明,戴望舒写《我的记忆》时就这样做了,戴望舒的那首诗是口语化的,诗里没有脚韵,但念起来和谐。我用口语写诗,没有为押韵而拼凑诗。我写诗是服从自己的构思,具有内在的节奏,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和谐就完了。这种门语言就是散文美,我们可以爪自己民族的的口语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时代。有没有用散文写诗的呢?有。没有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只是叙述的方式。虽然苕来很格律化,其实也还是散文化,杜甫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整个是叙述的,是押韵的散文。像前边提到过的《藏枪记》便是属于这一种。


关于写得难懂的诗


有些人写的诗为什么使人难懂?他只是写他个人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只是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他才能领会,别人感觉不到的,这样的诗别人就难懂了。例如有一首诗,题目叫《生活》,诗的内容就一个字,叫“网”。这样的诗很难理解。网是什么呢?网是张开的吧,也可以说爱情是网,什么郁是网,生活是网,为什么是网,这里而要有个使你产生是网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有一种引起你想到网的媒介,这些东西被作者忽略了,作者没有交代淸楚,读者就很难理解。


不能够把自己最简单的、最狭隘的一点感觉,认为就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感觉;或者是属于个人苦思冥想所产生的东西,也要别人接受。什么东西是丑的,什么东西是丑的,每个人选择不一样,自己认为美的写上去了,别人不一定认为美,所以要寻求自己和人家之间相通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诗人感觉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诗别人就不懂。出现这种现象,到底怪诗人还是怪别人?我看怪诗人,不能怪别人。我认为:一方面,诗人自己认为的美与丑要和群众认为的美与丑和谐一致;另一方而,这种和群众和谐的美与丑,还得有适当的交通工具介绍给谈者。对有些事物,或许诗人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想得深刻一点,想得丰富一点。这远、深刻和丰富,总得让人家能够理解。有人说,我明明写淸楚了,你说不懂,是你的问题。言外之意怪群众文化修养太差,理解能力太低。有些东西是难懂,难懂的东西要人家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群众的文化程度提高,提髙到能够理解你的诗的程度;一种是把你的水平降低,降低到群众能接受的水平。就这两条路。要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现解你诗的程度,这工作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做的事情,这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程度、文化修养的问题。诗人自己就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里,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写出让更多人理解的作品。有种人傲慢地说:“诗就是这个样子,懂不懂是你的事。”其实,你既然要发表,总还是为了让人看,还是让人看懂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