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诗选》自序(2)

作者: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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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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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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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248字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总,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蟆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的镇区积雷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右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安。我也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诗人必须说真活。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沽,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活。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绝堂呈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的心中都有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像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像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要越敏感越好。何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


有人反对写诗要有“灵感”。这种人可能是“人工授精”的提倡者,但不一定是诗人。


把自己不理解的、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当作不存在、或者是认为非科学,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蛳壳里。


外面的世界是瞬总万变的:有时刮风、有时下雨,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有时悲哀。


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感到的兴奋、瞬息消逝的心灵的闪耀。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各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灵感”应该是诗人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


无差别即无矛盾。


对一切兴奋就是对一切都不兴奋。


诗人要忠于白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撤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进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活。



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而写诗又必须有技巧。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


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想象,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好一个“互相补充”!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互相补充”虽然只是不同感官间的事,怛它也同样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它使世界万物取得了沟通与联系。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于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淸楚。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时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


通过形象思维,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反之,也可以使原来在起的挥手吿别。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相补充”的方法。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的力法。


甚至在理论文章(也就是依靠“逻辑思维”所进行的文章)里,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例如在《共产党宣言》里: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至于莎士比亚,那是一个离开形象思维就不能工作的人。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时不在闪耀着形象思维的光辉。


例如“金钱”两个字只是一个概念,但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金钱”转化为许多具体的“人”了: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恨化为亲吻!


……


这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比喻,对为资本所统治的世界所发出的最深刻、也就是最辛辣的咒骂!


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


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例如拙作《珠贝》: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彩虹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珍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珍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字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他完全忘掉礁石是不时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同小化的礁石,这就记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以列宁说: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要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诽谤;


更不可解的怨仇,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中、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诬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意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〇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个公社的诞生”;一九四〇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活:


太阳;


使我想……


……


想起《马赛曲》、《国际歌》。


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


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冶上的武昌,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的时期,我提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房”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来嘲笑一首在内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


都因为他享着乩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着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已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像这样的一个流氓竟然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艺学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达几十年之久,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究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