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尼采窝在巴塞尔的住宅里，深居简出。

1874年的新年，尼采是在瑙姆堡度过的。在那儿，他和家人在一块儿，家人的陪伴让他恢复了些许活力。他喜欢这种周年纪念日的宁静，这种节日适合进行沉思。

1873年12月31日，尼采写信给欧文：

看了卡尔·希尔德布兰特的《一个异端唯美主义者的书信》，我感到十分欢乐。这些文字是如此提神！我看得出，卡尔·希尔德布兰特是个懂得和赞美的人，他和我们心意相通，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愿新一年中社会欣欣向荣，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一个人的情感毫无选择，他要么充满希望，要么怀着绝望。我已经将希望永存我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保持我们的友谊并互相帮助，直至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

1874年1月，尼采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由于拜洛特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不幸，尼采开始备受焦虑和怀疑的折磨，他渴望能将这些痛苦一扫而光。

尼采用两行话对瓦格纳艺术进行了历史性的总论：“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因为其新颖而带有危险性。印象从来都来自于一些孤立的现象，而这些孤立的现象从来都是为了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在确立了这一总原则之后，尼采开始探讨“瓦格纳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艺术意味着什么？”这样本质性的问题。

尼采在自己私密的笔记本中写道：

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个时代将瓦格纳的艺术当作了自己的艺术，这种所谓的艺术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它是奄奄一息的东西。它建立在邪恶、贪婪、不定型、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它虽然披着简朴真诚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暴烈而又懦弱，缺乏崇高性。这种艺术只起到了拼凑的作用，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拼凑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依然吸引着现代德国人的灵魂。在反艺术时代里他是肯定并支配着自身的荒唐的艺术尝试，其作用只是以毒攻毒。

尼采的偶像消失了，其本质只是个舞台演员。尼采对此感到愤怒和绝望，他一直都在被这个巨大的怪物所左右着。他曾将自己的青春和真诚的热爱付给这个怪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欺骗的下场。

这些私人性的痛苦可以被忽略，但更为深刻的痛苦则源自尼采的受挫，因为他背叛了真理，所以他觉得丢脸。他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为真理而活的，而足足4年之后，他却恍然大悟，他是为瓦格纳而活。

尼采发现真理已经被自己忽视了，也许在自从他投入瓦格纳的艺术赞美中时，他就已经与真理擦肩而过了。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容忍自己迷失于幻象、和谐和语词的魔力之中。

2月份，《历史的运用与滥用》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尼采在这篇文章中将攻击的矛头直指现代人的骄傲——科学和历史，他也在书中评论了人类新近获得的才能，借助于这种才能，他们在内心中重新唤起了过去那些世纪里的情感，虽然这要让他们冒着贬低自己天性之完整并使自己的正直复杂化的危险。

来世之人：行为怪诞、精神亢奋、热血沸腾、不屈不挠。他是书本的敌人，是艺术家。在我自己的理想王国中，我将对那自称“有教养”的人赶尽杀绝，就像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这将是我的恐怖主义。

尼采就这样侮辱了上万名“教授先生”，对这些人而言，历史只是满足他们每日吃喝的面包。他们对尼采的惩罚就是这批人对他的憎恨与沉默。所有人都排斥尼采，没有一个人提到他的书。

尼采的朋友们试图为尼采的书找一些读者。欧维贝克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兼朋友、政治作家、普鲁士历史学家特莱斯克说：“如果你看了这本书，我敢肯定，尼采的这些沉思里有着最深刻、最严肃、最本能的效忠，这种效忠是献给德国民族的。”

对于欧维贝克的话，特莱斯克没有表示赞同：“你的巴塞尔是间闺房，德国民族的文化正在那里备受***。”

欧维贝克则回复道：“如果你看到尼采、罗门特和我，那在你面前的就是三个好伙伴，我们的分歧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在德国，存在于政治人与文化人之间的误解十分频繁，这简直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如此不幸的特色。”

特莱斯克反驳欧维贝克道：“碰上了尼采这个疯子，这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幸！他的说法是如此地不切实际，而最后他会落得一个强烈的丧心病狂的下场。”

尼采的朋友对尼采的书遭遇冷遇表示了怜惜，他们都赏识这本书。

欧文写道：“这是又一个晴天霹雳，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就跟地窖里放出的烟火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可是我相信，终有一天，这本书会得到人们的承认，人们会看到作者的勇气和精确。尼采正是以这种勇气和精确提醒我们要直面我们最致命的创伤。”

欧维贝克写道：“我们的朋友所承受的孤绝感越来越多。失去了支撑自己的树枝，那必然会受到伤害。”

格斯道夫写道：“对尼采来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毕达哥拉斯一样在5年的时间里不读也不写。一旦在这两三年内我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了，我就要收回自己的产权，并将它送给我的朋友作为避难所。”

尽管这些人对尼采的命运怀着同情和关切，却并不知道尼采的悲伤和孤独究竟有多深，他们更不知道，甚至当尼采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依然感到孤独。

一场思想革命已经将尼采从这本书中拔了出来，所以这本书的失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写信给欧文说道：“至于我的书，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是我写的。我已然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谬见和错误，由此，我直面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并否定了它们。”

他对格斯道夫这样说道：“此时此刻，许多东西在我的体内膨胀着，它们看起来十分极端并且大胆。我不知道如果要将它们传达给我最好的朋友们，该采用何种方式。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以文字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

一天晚上，尼采和欧维贝克单独在一起，他们谈论的话题正好是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一种突如其来的愤怒袭来，使得尼采痛斥了这部虚假的浪漫作品。

欧维贝克对尼采说出的话感到吃惊。从那一刻起，尼采更加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在他看来，这种隐瞒是十分可耻和虚伪的。

1874年4月1日，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具备永久写作的能力。自此以后，我只寻求一点点自由和一点点真正的生活气氛。我对成功的前景感到疑虑重重。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即使我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也消耗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了。这是我内心中最为真切的恐惧！而一个人完全看清楚了自己的挣扎，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4月4日，尼采给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仍然充斥着忧郁：

你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别人送的鲜花，我现在才明白，这些沉默的花能用它们那无穷鲜活的色彩与我们进行交谈。它们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有生活和希望存在着，光明和色彩一定会普照大地。我们是多么容易丧失这种信念啊！我们应该对肉体上的痛苦感到庆幸，因为它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遗忘在别处遭受的磨难。这就是我的病痛哲学，它给予痛苦的灵魂以希望。我将会把积压在心中的一切都一吐为快。也许经过这种全面的忏悔，我们会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即使程度十分轻。

尼采终于开始工作了。他察觉到自己必须回到在自己最初几年里帮助过他的那位哲学家那里。他想把自己第三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奉献给叔本华。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

如果叔本华“使你不安，给你压力”，如果他缺乏提高你、引导你的力量，如果在他的引导下，你不能穿过外部生活的刺痛到达悲哀的却是欢愉的内心状态，那么你就不能自称已经理解了他的哲学。

他再次回到了青年时代的感觉之中。叔本华对他来说，完全是一首悦耳的歌曲，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孤独、勇敢的思想家的。那一刻，音乐填满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停下了手中写作的工作，创作出了一支友谊的颂歌。他给欧文写信说道：“我的歌是献给你们所有人的。”

伊丽莎白又来到了尼采的身边，这两兄妹离开了巴塞尔，安顿在莱茵河瀑布附近的乡村里。在这里，尼采似乎回到了童年，寻找到了孩童时的欢乐。尼采的快乐来自自己，因为他成为了他自己。

他和妹妹在一起经常做的活动就是散步、交谈、欢笑、憧憬和。他在读叔本华，还有蒙田。他试图与他们共同生活。

与此同时，尼采还了一个年轻思想家爱默生的作品，爱默生是个预言家，他最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纯粹的情感。对于这个作家，尼采还有着深深的欣赏，因为这个人与他的理想更为一致。

早在普尔塔求学的时候，尼采就读过爱默生的作品，爱默生的语言对于尼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1874年春天，他重新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于是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