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开始时战争的传闻似乎并没有引起尼采的兴趣。他的唯一一种因为大众舆论而产生的不安被他记录了下来：“不要战争，否则政府会因此而变得过于强大。”

这个想法是尼采和瓦格纳在特里伯森谈话之后所达成的共识。

在路易二世统治着的巴伐利亚地区，尤其是德意志南部、莱茵河地区，瓦格纳声名远播，受人欢迎；然而在德意志北部，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却并不欣赏他，所以瓦格纳不希望有任何战争危机，“那必将会导致德意北政权普鲁士的权威进一步增加”。

7月14日，康复中的尼采躺在长椅上给欧文写信。他谈起瓦格纳和汉斯·冯·布娄，谈起艺术和友谊之间的种种问题：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普鲁士和法国公开宣战了，战争像魔鬼一样降临，我们的文化早已变得庸俗无聊，战争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

如今，战争来临，我们所有的抱负都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走向终结，天啊，这是多么阴沉的景象啊！大量修道院必将被修建，而我们将放弃自己的信仰成为第一批修士。

尼采在信末写上了“忠诚的瑞士人”的署名。在获得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资格的同时，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尼采在这个名字中宣告了自己那超脱的心态：他已经决定去做一个沉思者了。

尼采因瑞士人的国籍而免除了兵役，于是他和妹妹伊丽莎白便一起安静地住进了一个山中客店里。

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论述古希腊抒情性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对狄奥尼修斯和阿波罗精神下了定义。

也就是在此时，普鲁士军队正在穿过莱茵河并且首战告捷，尼采面对这个消息并没能保持绝对的平静，一想到这次自己没有为这份丰功伟绩去尽一分力，一想到自己幽居在山中远离战争的威胁，尼采便心生愧疚。

7月20日，尼采给里奇尔夫人写了信，在信中他倾泻了占据自己内心的孤独之情：“很不幸，历史总是在相似的轨迹中前行，我们看到同一种文化传统被诸如此类的民族战争的灾难所摧毁。我对我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惭愧，我在炮兵团里所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正派得上用场，而我也已经为一场激烈的战斗做好了准备，以防战势出现逆转。你知道吗，基尔的学生全都踊跃地报名参军了。”

8月7日早晨，尼采从报上读到从沃尔特发出的电讯：普鲁士战捷，伤亡惨重。尼采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隐居地，返回了巴塞尔。在征得瑞士当局的同意以后，他参加了战地医疗队，并前往普鲁士参与战地治疗。

尼采穿过了占领地阿尔萨斯，看到了维桑堡和沃尔特的停尸房。8月29日，他露宿在离斯特拉斯堡不远的地方，那里的战火照亮了漆黑的夜晚。接着他开始向南边的乡间进发，此时普鲁士在那里设了一家巨大的野战医院，来自马斯拉图尔、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特的伤员都会聚于此，由于人数众多，很多伤员都难以得到及时的护理，只得等着死于伤痛和传染病。

负责人将一些伤员分给了尼采护理，他认真地工作着。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他对这种救死扶伤的工作产生了神圣的感觉。

这是尼采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带反感地去看待这些普通的大众。这众多的人，有的被击倒了，有的正等待着冲向战场。尼采敬重这些英勇的战士，他细心地照顾他们，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战争的威胁下，这些人的心中都带有捐躯的神圣情感。他们忘掉了自己，冲锋、唱歌、服从上司、战死。

尼采因无法上阵杀敌而导致的痛苦得到了补偿，他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了兄弟般的情谊，这种感情冲动使他激情高涨。

尼采很快便穿过了法兰西。他奉命护送伤员前往尔斯鲁医院。为了躲避车外的寒冷和阴雨，他和另外11个人一起被锁在了一辆货车里，他们在里面待了整整三天三夜。这些伤员中，两名伤员得了白喉，剩下的人都患了痢疾。

尼采在车上回忆起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德意志的神秘主义者的格言：“要到达真理必须要先走最险峻的路途。”

在这趟艰难的旅途中，尼采给伤员们包扎伤口，聆听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战争的呼吁。

在此期间，他坚持自己的思考。他意识到，在经历战争之前，自己脑子里面只有书，而现在他却懂得了生活。他在细细品味着这种痛苦的磨炼，从中发现了某种遥远的美。他写道：“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够继续自己的思考，现在我处于极端恐怖的环境之中，和那些伤员们躺在货车上的日子，夜晚很寂寞，我就在这寂寞的夜中探究着悲剧的深渊——幻想、意志、苦恼。”

尼采带着疾病和伤员到了卡尔斯鲁，他被传染上了痢疾和白喉。野战医院一名同事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护理。等到病情一好转，尼采就立即回到了在瑙姆堡的家。他回家并不是要休息，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思考当中。

尼采给正在法兰西作战的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是啊，战火改变了我们共同持有的对事物的观念。我和你一样，有了上战场的经历。在此期间，我坚定了自己的原则，我将保留它们，直至我死去，我目前的问题是身体康复状况不佳。曾经的生活气氛已经被战争带走，我能听到到处都是无尽的哀悼声。”

萨多瓦战役让尼采了解了战争，他从中亲历了战争的魅力。尼采被心中涌出的简单素朴、伟大崇高的愿望所深深吸引，因为他从中感觉到自己与民族之间那深深的联系。他牢牢地抓住了内心这种突发的感情，并将它培养壮大起来：“我感受到了一种爱国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尼采不再是从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忠诚的瑞士人”，转而成为了大众的一员，他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这场战争改变了他，他对战争怀有着无限的崇敬：“战争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生命力，让他们的灵魂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它迫使人们在理想的秩序中去寻找一种美和责任的秩序，迫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新的结局。和平时期那些遭人误解的抒情诗人和智者，在战争年代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他们。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人性得到了锻造，成为了真正勇敢和崇高的人性。”

尼采此时正饱受着病痛之苦，但他却重新拿起了笔。他在笔记上记下了自己的新思想：“古希腊的艺术是在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情况。无论是奴隶们工作的工场，还是自由人持枪弄剑的健身房和广场，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成就摩得斯岛的女神那展翅翱翔的形象，这些勇敢的人们也只能在悲剧中吸取战斗所需的勇气。”

尼采在他的笔记里，“悲剧的”这个词语不断出现，仿佛是尼采思维的原点，此时他就像一个试图学会新词的小孩，他不断在让自己重复着这个词语——“悲剧的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人，从至高的创造力和理解力层面来看，悲剧人物就是大自然本身，他在耍弄悲哀。”

悲剧的艺术作品—悲剧人—悲剧国家这三个层次也构成了尼采作品中的三个基本部分，他想以《悲剧人物》作为此书的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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