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汗努尔哈赤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对于满洲社会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对于辽东地区相当发达的封建经济，又是一次历史的洄漩。

建州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努尔哈赤在历史政治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物质基础。

女真奴隶制已有长久的历史。明初的建州女真，奴隶制经济形态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它既出现了封建制因素，也保留着氏族制残余。在女真奴隶制形态下，奴隶的主要来源是虏掠：“劫掠人口、牛马、财产，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李朝世宗实录》第60卷）这是因为，“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燕山君日记》第17卷）。所以奴隶也叫“使唤人口”。据明朝辽东六件《信牌档》的不完全统计，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被虏人口竟达一千零八十九人。但女真内部也有少量债务奴隶或罪犯奴隶。此外，奴隶即阿哈被允许结婚后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隶。

女真奴隶主经常剽掠汉人和朝鲜人卖作阿哈。据朝鲜史书记载，许多辽东汉人“被童猛哥贴木儿掳掠到阿木河为奴使唤”（《李朝世宗实录》第36卷）。奴隶既用于家内使唤，又用于农耕、渔猎、畜牧、采集等生产方面，也用之于经商，做“贸易使唤人”。在猛哥帖木儿的斡木河时期，由于建州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朝和朝鲜封建经济的影响，在其奴隶占有制经济形态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因素。斡木河地区社会生产组织是封建制的。猛哥帖木儿在这里拥有大量的耕牛和农器，从事农耕。朝鲜史书记载，建州女真人，耕田交租，或“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李朝太祖实录》第8卷）。这就为后来努尔哈赤进行社会改革播下了种子。

建州女真辗转迁徙至苏克素浒河、浑河流域之后，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比较适宜农业生产；与抚顺毗邻，受汉族高度发达封建经济的影响；汉人的大批流入，以及通过“朝贡”和“马市”换回大量铁制农器与耕牛，使女真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耕牛和农器为建州女真“所恃以为生”。早在天顺三年（1459），建州卫头目从北京返回旧居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明英宗实录》第300卷）。到万历初年，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买回的耕牛、农器数量是很大的。如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的十七次农具交易，女真人买进铁铧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一次为一千一百一十三件；同月二十九次买牛交易，买进耕牛四百三十头，其中一次为九十七头（东北档案馆藏：明档乙107）；同月的二十七次交易，参加的女真人共有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人，平均每次五百一十人，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一百八十人。

同时，建州等卫女真人到北京“朝贡”，人数众多，“借贡兴贩，显以规利”（《明神宗实录》第495卷）。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祖宗朝建州、海西诸夷世受抚驭，故进贡许一年一次，每次贡夷数逾千名，天顺、成化间为其供费浩繁，量议裁减，嗣后仍复加至一千五百名”（《明神宗实录》第530卷）。即到万历中期，“海西每贡千人，建州每贡五百人”（《明神宗实录》第373卷）。他们车辆辐辏，汇聚京师，熙来攘往，开市贸易。在返回时，将所买货物装车，货位高达三丈余，仅瓷器一项，有时“多至数十车”。尤其是建州灭哈达之后，原哈达的三百六十三道敕书，“奴酋夺而有之”（《明神宗实录》第519卷），扩大了对明朝的直接贸易权。由于“朝贡”和“马市”贸易的不断扩大，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进入女真地区，促进了女真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建州女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也有渔猎、采集、畜牧、矿冶、手工业和商业等部门。努尔哈赤在费阿拉“称王”后，建州女真的农业经济，由于普遍使用耕牛和铁制农具，以及耕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申忠一到费阿拉，见婆猪江、苏克素浒河一带地方，“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恳”；粮食产量较高，“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7）。后来李民寏也有同样记载：“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并大量种植山稻，如兵士出征打仗，常携带蜂蜜炒米。努尔哈赤强调说建州不同于以吃肉衣皮为生的蒙古，而是以“种田吃粮为生”（《满文老档·太祖》第13卷）。所以他重视女真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出征不违农时；不许将牛马拴在果树上，以防啃磨树皮；牛群毁坏庄稼，牧人要鞭二十；牧畜踏坏农田，每匹罚银一两。他在春耕季节，带领诸贝勒大臣等出城巡视农耕。他还责令额真要重视种植粮棉，如额真所属诸申等秋后衣食不足可告状，然后将其从收成较差额真那里，拨出交给收成较好的额真，以示奖惩。

农业之外还有渔猎经济。女真人渔猎经济源远流长，如辽金元时海东青的捕猎，明初的貂皮贸易都可说明。但是，努尔哈赤兴起之后，貂皮、明珠等贸易，使其民殷部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尝，因此满洲民殷国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

可见渔猎经济在建州女真中有重要地位。后来明开原道薛国用也呈称：“盖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qi）富。”（《明神宗实录》第519卷）为着捕获貂鼠和捞采珍珠，到了采捕季节，女真人成群结队，或深入松林，貂巢其上，张弓焚巢，貂坠于网；或拥入河汊，猎架渔梁，幕棚马迹，珠采于袋。

畜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家畜的驯养比较繁盛。如申忠一目睹建州女真，“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之属”（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7）。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占有相当的地位。牛马的牧放非常兴旺。《建州闻见录》载：“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女真的雄马不骟，马匹也不喂菽粟，夜间圈围在不蔽寒暑的棚栏里，白天牧放在水草丰足的原野上。因马匹牧放的膘情直接影响其军事力量，所以努尔哈赤常常亲自检查马匹肥羸——肥壮的受犒赏，羸弱的受鞭责。

采集经济仍占很大的比重。采集主要包括挖人参、酿蜂蜜、拣松子、摘蘑菇、收木耳、拾榛子等。建州女真地区盛产蜂蜜。蜂蜜是努尔哈赤岁贡和市易的重要物品，“酋岁贡蜜，兼开蜜市”（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第20卷）。为建州蜂蜜事，有人敷衍出一个贻笑远人的故事。

人参在女真采集经济中占据首位。人参喜欢生长在露水浸润的丛林里，在美丽的小花凋谢后，结着圆圆的蒴（shuo）果。每逢采参季节，倾部出动，百十为群，深入密林，挖掘人参。女真人在挖参前，虔诚地默默祷告；挖参时，顺着参茎掘其根部，小心翼翼地唯恐误伤根须；挖完后，将人参放在河溪中洗涤泥土，用桦树皮包装，再回到原地祷告。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种植物像人参那样神圣，引出那么多的神话和传说。这是因为就某种意义说，人参是建州女真经济的生命线。为此，明廷官员试图以减买人参，遏制努尔哈赤就范：“奴儿哈赤擅参为利，该道欲于市易中默寓裁减之意，使商贩渐稀，参斤无售，彼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明神宗实录》第531卷）明廷一度停止互市，建州女真两年间腐烂人参达十余万斤。努尔哈赤为打破明人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对人参生产技术进行革新，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即改浸润法为煮晒法：

曩（nǎng）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

努尔哈赤的上述改革，不仅是对中药学的宝贵贡献，而且使女真人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更提高了他在女真人中的声望。

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建州女真早在明初就有冶匠，但“箭镞贸大明铁自造”（《李朝睿宗实录》第2卷）。后又能淬（cui）火，“设风炉造箭镞，皆淬之”（《李朝成宗实录》第255卷）。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女真经济中发生一件大事：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矿、冶炼。这更促进建州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主要有官营军事手工业和家庭民用手工业两种。如申忠一往费阿拉，见“峰上设木栅，上排弓家十余处，栅内造家三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2）。其后汗城的官营军械工匠，“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程开祜：《筹辽硕画·东夷奴儿哈赤考》首卷）。手工业内部有分工，“银、铁、革、木，皆有其工”（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工匠有女真人，如朝鲜通事河世国见费阿拉的“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李朝宣祖实录》第69卷）。但后来更多的工匠是汉人，也有朝鲜人。这些善手工匠加速了建州手工业的发展。“一自铁人入去之后，铁物兴产”（《李朝宣祖实录》第134卷）。他们制造的锁子甲等，坚硬精巧。明官员徐光启言：后金“兵所带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马亦如之”（《明经世文编·徐光启辽左阽（diàn）危已甚疏》）。《满洲实录》称征叶赫“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金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后金社会已能淘金、炼银，掌握焊接技术，炼制黄色火药成功，并接管明朝辽东的铁矿、冶炼设备和大批工匠，从而手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手工业中，车船、纺织、制瓷、煮盐等均有所发展。女真人的陆路运输用独轮车，“家家皆用小车”；水陆交通用船，制造的“小船可乘八九人，极轻捷”（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船的数量较多，据朝鲜备边司启文称其“造舡千艘”（《光海君日记》第7卷）。这或有所夸饰，但足资说明建州造船手工业的规模。天命初为进取萨哈连部，在兀尔简河造船二百艘。女真人的纺织，李民寏目睹“女工所织，只有麻布”（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自从汉族缫丝、棉织技术传入建州，其纺织业有了发展。如攻抚顺时遇雨，四旗后金军有雨衣，“弓矢各有备雨之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攻辽阳时，自称“旌旗蔽日”。显然后者含有夸张之意。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已能织蟒缎。女真人的制瓷是在占领辽阳之后。先前他们用木制碗、盆，后来逐渐使用汉人烧制的绿碗、盆、瓶等器皿。女真人的食盐，先是来自“贸盐”（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后明廷断绝盐路，建州吃盐困难。努尔哈赤说：“包衣阿哈们逃走，都是因为没有盐吃。”（《满文老档·太祖》第21卷）于是，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六月，努尔哈赤派兵去东海煮盐。据朝鲜国王李珲奏言，“俄倾之间，收得四百余驼”（《明熹宗实录》第13卷）。收得的食盐，按男丁分配。努尔哈赤特命给修筑萨尔浒城者每人半斤盐，以资恤励。至占领辽东海、盖、复地区，许灶户不纳公差，鼓励多煮盐。如盖州一次贡赋盐一万斤（《满文老档·太祖》第26卷）。后金的食盐问题始得到解决。

建州手工业的发展，是与努尔哈赤重视工匠分不开的。他出于征战的需要，对进入女真地区的工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李朝宣祖实录》第134卷）。夺占辽沈地区之后，更为重视工匠的作用。努尔哈赤在下达的文书中说：

有人以为东珠、金银是宝，那是什么宝呢？天寒时能穿吗？饥饿时能吃吗？收养国的贤人，理解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制造出国人不能制造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之宝。（《满文老档·太祖》第23卷）

后金汗在文书中视工匠同贤人，列为国中之宝，这是难能可贵的。显然提高工匠社会地位，给予各种优厚待遇，有利于建州手工业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他们仍处于工奴的地位。

还有商品交换经济。建州通过“朝贡”、“马市”和行商，同明朝、蒙古和朝鲜等进行贸易，以貂皮、人参、东珠、马匹、皮张、干果、蜂蜜等，换取牛、铧、锅、针、盐、布、猪等。努尔哈赤在青年时期即往来抚顺经商，后多次到京师边“朝贡”、边贸易，又曾一次派三十名商人往黑龙江地区做生意，还在家中同蒙古商人交易，也通过女真商人把光海君咨文从朝鲜王京带回赫图阿拉。建州商业的活跃，推动其生产的发展，促使其生活的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女真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所以“掠钱无所用，高积如山”（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第20卷）。随着商品交换经济的发展。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616），“铸天命通宝钱”（《清文献通考·钱币考一》第13卷）。今天见到的是用红铜铸造的“天命汗钱”。它一面无字，另一面为无圈点满文：左为abkai，汉译天；右为fulingga，汉译命；上为han，汉译汗；下为jiha，汉译钱。但努尔哈赤的铸币并未大量流通，后以“银子充足，不必铸钱”，而停止铸币。当时主要流通的货币，仍是明朝的白银。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设置管理贸易的额真，商品的价钱和税收，援依明例，并允许原有商人继续开店做生意，只是对偷税者实行惩处。

总之，后金汗努尔哈赤从巩固其统治和征战需要出发，重视建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关注商品交换的发展。努尔哈赤同其他各部女真首领相比较，确实对建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真人民生活的提高，更多地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因而赢得女真人的拥戴，击败角逐争雄的对手，取得统一女真各部战争的胜利，也夺取对明战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女真的各部统一，对明的战争胜利，不仅促进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其经济的改革。所以，在建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有许多严重课题摆在努尔哈赤面前，亟需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