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同明军正面交锋。此前，他对明朝佯示觳觫遵命，未敢宏图大举。他袭破抚顺，碰了一下明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获得了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这刺激了努尔哈赤更大的贪欲——统兵蚕食辽东。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后，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同时，他的军事战略眼光仍向着北方，先后有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派兵征萨哈连部；招服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遣兵征服东海沿海散居诸部。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大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从此，他的军事战略眼光转向南方。随后，发布“七大恨”告天，是后金汗努尔哈赤把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的标志，也是他的兵锋由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公然指向明朝的标志。

发布“七大恨”告天的背景，主要有三：其一是努尔哈赤深知万历帝晚年政治更加腐败，辽东军备更加废弛；其二是努尔哈赤已基本完成女真的统一（除明支持的叶赫部外），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其三是辽东女真地区灾荒严重，景象悲惨。据朝鲜《光海君日记》万历四十五年即天命二年（1617）四月二十三日记载：

今年民间饥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莩（piǎo，同“殍”）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种之望，而种子、农粮俱乏，至有抱农器而饿死于田野〔者〕，极为矜恻。（《光海君日记》第114卷）

水灾严重，农作失稔（rěn，失稔意为歉收），不仅限于朝鲜，而且殃及建州地区。朝鲜平安兵使李时言，据后金女真人罗可多等所报驰启：

……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而年条所纳，亦未毕捧，其间需用，势似难继，是用为虑。其赤身乞食，其情虽似可矜，而桀骜之心有同饥鹰，在我防备之道，不可小缓；而赠给杂物，亦不可不预为算定，请令庙堂斯速指挥。

上录驰启除奏报后金地区灾荒惨重外，还谏言加强防备。这远比明朝辽东的庸劣官将有见识。

女真人遭遇凶年，饿殍塞路，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后金汗努尔哈赤怎样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翻开中国封建社会史册，在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往往在大灾之年爆发，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阶级矛看更加激化；在边疆地区，严重灾荒也使本来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正是选择这个有利时机，发布“七大恨”告天，把女真人的不满、怨恨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胜利和掠夺汉人财富，以缓解后金的社会危机。

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埸（yi，疆界），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yi，收割）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li，骂），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七大恨”的第一条，诉说明军“起衅边陲，害我祖、父”，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早在成化年间，明军先后两次对建州女真“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李朝世祖实录》第43卷），杀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和董山；据不完全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二十余名，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焚荡之余，幸存者过着“结草穴土而居”的悲苦生活（《李朝成宗实录》第112卷）。明军又在万历初的十余年间，以追剿女真“犯抢”（“犯抢”是应当反击的）为名，曾先后五次“搜讨”，共斩杀三千八百五十余级，对女真社会生产力破坏极大。明朝辽东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杀夷冒功”，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所以“七大恨”开宗明义说：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这就倾吐了女真人对明朝封建统治者的愤恨。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诉说明朝偏袒哈达、卫助叶赫，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分裂政策的不满。明廷对哈达、叶赫、建州的基本政策是：“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这正如明礼部侍郎杨道宾所疏言：

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折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打破明廷分裂女真的传统政策，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这就表达了女真人的共同愿望。

但是，像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女真人民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又具有女真贵族的局限性。

就以努尔哈赤借叶赫老女抒发隐恨为例。叶赫老女为叶赫贝勒布斋之女。布斋在古勒山之役中被杀，叶赫请尸，努尔哈赤命剖其半与之，由此结下不解之仇。后其女多年未嫁，遂称老女。努尔哈赤利用老女，作为兴师攻明的一种借口，如王雅量所疏言：“夫奴酋，冶容之人何求不得，而斤斤一三十五岁之老女？且夷俗何所不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体面？所系不过留其不了之局，以兴问罪之名，乘间窃发，基图渐大，渐可蚕食，此奴之本志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43卷）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谈叶赫老女之事，不过是借题发挥，以作为兴师攻明的借口。

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的掠获，以缓和其因灾荒而加剧的社会矛盾。“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师攻明，计袭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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