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面对后金社会阶级的冲突、民族的纠纷，他采用军事镇压、政治笼络、物质赏赐、法律制裁和思想麻醉等手段，以加强其统治。本节着重介绍努尔哈赤以立法布令和思想麻醉来控制其臣民的情况。

后金汗努尔哈赤重视立法治民。他谕众贝勒大臣曰：“为国之道，存心贵乎公，谋事贵乎诚。立法布令，则贵乎严。若心不能公、弃良谋、慢法令之人，乃国之蠹也，治道其何赖焉！”（《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他又训道：“生杀之际，不可不慎。必公平和气，详审所犯始末，方能得情。”（《清太祖圣训》第4卷）努尔哈赤的“公”与“诚”、“慎”与“详”，且不去评论，但立法布令、整肃严明，却是他治国、治军、治民的一贯思想。先是，建州社会没有成文法，其不成文法、使人毛骨悚然。据申忠一所见云：

奴酋不用刑杖，有罪者，只以鸣镝箭脱其衣而射其背，随其罪之轻重而多少之；亦有打腮之罚云。（《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8）

另据李民寏之见闻：

有罪则或杀，或囚，或夺其军兵，或夺其妻妾、奴婢、家财，或贯耳，或射其胁下，是以临阵有进无退。（《建州闻见录》）

但是，无论成文法或不成文法，没有审判机关是不能保证法制执行的。随着努尔哈赤王权的不断提升，需要建立审理和惩罚机关。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设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即理事官）十人，并对审理程序作了规定：

（国人）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奏明三覆审之事；犹恐尚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

八旗军占领沈、辽之后，努尔哈赤再谕各贝勒、大臣，要每五天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在审理衙门对各种罪犯进行审判。时有受贿、荒怠之事，所以规定不许向有罪者索银，在审案时也不许喝烧酒、吃佳肴。并明令允许各地可以到赫图阿拉告状伸冤，如属实，给予免罪；如诬告，反坐定谳。

在执法时，努尔哈赤强调要按法规办事，虽子弟侄孙触法不贷。据《满文老档》记载，一次他的侄子济尔哈朗、宰桑武和孙子岳托、硕托，因得扈尔汉分与的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在赫图阿拉的都堂衙门里，穿上女人的衣服、短袍、裙子，加以羞辱。并画地为牢，监禁三天三夜。他还亲去四位贝勒幽坐的地方，叱责诸侄孙，向他们脸上啐唾沫。后金汗如此大动肝火，故作姿态，显然想利用这件区区琐事，既惩儆子侄，又严诫诸臣。不过，勋臣如罹重罪，他们因军功而获得的免死券，仍可得到赦免。

建州的刑法极为残酷。下面举几个例子。住在广宁的三个八旗兵被蒙古人杀死，命将犯人两手钉在木头上，两脚捆在驴腹下，骑着驴子押解到赫图阿拉行刑。阿纳的妻子烙家婢的***，命刺其耳、鼻。另如男人盗窃，妻子要规劝、告发；否则，其妻要脚踏赤红火炭，头顶灼热铁锅，处以死刑。伊兰奇牛录的工匠茂海，因奸污编户汉人妇女，命将他杀死后，碎尸八段，八旗每旗分尸一段，悬挂示众。但是，随着女真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受到明朝辽东刑法的影响，酷刑被逐渐废止。如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六月，后金宣布“废除刺鼻耳之刑”（《满文老档·太祖》第42卷）。

为着巩固后金政权，加强法制，努尔哈赤还指令翻译《刑部会典》和《明会典》。他在下达给阿敦、李永芳的文书中，要他们将明朝的“各种法规例例，写在文书里送上；抛弃其不适当的条文，而保留其适当的条文”（《清太宗实录》钞本）。后来，其子皇太极仿照明朝有关典章，制定出《登基〔极〕后议定会典》。会典的前二十条，都是有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的等级名号，效法汉族封建伦常，改革满族旧习。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法制思想，制定典章，这对后金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满洲政权的巩固，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后金汗努尔哈赤不仅重视立法布令，而且重视加强思想统治。他利用喇嘛教取代萨满教，作为麻醉部民的精神鸦片。萨满教，萨满又称珊蛮、萨莫、萨吗、叉妈，为满语saman的对音，是巫祝的意思。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萨满教，已不能适应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需要。恩格斯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同样，满族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因为原始的萨满教，不适应于满族封建主对农奴和降附蒙古族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而喇嘛教则既能怀柔蒙古族人民，又能成为驾驭满族农奴和奴隶的一条缰绳。因此，努尔哈赤在征抚漠南蒙古的过程中，汲取蒙古封建主统治经验，把长期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喇嘛教加以推崇，作为驯服满族人民和笼络蒙古人民，维护后金军事农奴主统治的精神工具。

喇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它和当地原有的本教长期互相影响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喇嘛教的形式。喇嘛教黄派首领宗喀巴，创立复杂的寺院等级制度，制定喇嘛教寺院的清规戒律。后来由于西藏新兴封建领主的扶持，黄教派逐渐取代红教派而成为执政教派，并传入蒙古族地区。喇嘛教按佛教信条，宣扬生命即是苦难，摆脱苦难的方法是修行。它劝说被压迫的群众，要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安分守己，忍受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喇嘛教的这一套说教及其宗教等级制，恰恰符合后金新兴封建主的需要。

努尔哈赤模仿喇嘛教的语言，劝谕道：

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在来世能生在一个好地方，福便得到了。（《满文老档·太祖》第4卷）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也以喇嘛教的信徒自居。据李民寏在赫图阿拉所见云：

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之。将胡则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崇奉喇嘛教，便要兴建喇嘛庙，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努尔哈赤授意在赫图阿拉城东高地，修建喇嘛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从兴建工程所用的时间，可知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曾发布过保护庙宇、违者治罪的汗谕。他对蒙古大喇嘛，“二聘交加，腆仪优待”（《大喇嘛坟塔碑记》），遣使迎至后金传教。乌斯藏（西藏）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即“不惮跋涉，东历蒙古”，来至辽阳。后金汗努尔哈赤对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敬礼尊师，培〔倍〕常供给”（《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八月，干禄打儿罕囊素大喇嘛死去，努尔哈赤敕令修建宝塔以为纪念。他又命派六十三户诸申种地纳粮，以供香火。

努尔哈赤大力提倡喇嘛教，使其原有的萨满教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萨满教与喇嘛教便发生了矛盾。在满族中关于《萨满与喇嘛斗法的传说》，则是这一矛盾的影子。

但是，努尔哈赤虽力倡喇嘛教，在女真内部仍设堂子祭天。古勒山之役临战前，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拜”祝（《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在费阿拉城有祭天之所。在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绕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堂子祭天礼俗，延及有清一代。

后金汗努尔哈赤，一手持法令，一手捧佛经，动之以残酷刑法，诱之以憧憬来世，威慈并济，硬软兼施，加强了对后金人民的统治。

努尔哈赤既创建八旗制度，又建立后金政权，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政治上日益强大巩固；同时，后金与明朝的矛盾也趋向激化。明朝与建州的矛盾，时隐时现达三十六年之久，终因后金汗努尔哈赤公然犯顺而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