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成功的一个前提是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父、祖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之路。

努尔哈赤后来统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统治的衰落与腐朽。因为建州女真毕竟是明朝全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进退，要受明朝总政治形势的制约和影响。当中央王朝强固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而称雄统一，是不可能的。董山被杀即是例证。当中央王朝衰落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兵统一称雄，则是可能的。到努尔哈赤降生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像一座柱斜梁倾的大厦，岌岌乎将要倒塌。明嘉靖朝的败落腐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四个焦点——外部的“南倭”与“北虏”和内部的“廷衰”与“边弛”，明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

“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匮竭。“南倭”之患，明初以来，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寇闯入，烧杀抢掠，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重耗库藏。

“北虏”之患，正统之后，尤为剧烈。正统己巳之变与嘉靖庚戌之变，皇帝被俘，京师被困，声威大减，元气大伤。其时，“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及黄台吉支党”（《明神宗实录》第9卷），内中俺答成为嘉靖朝肘腋之患。仅在努尔哈赤出生的前后十余年间，蒙古兵屡犯京畿，京师五次戒严。宣大总督方逢时疏言：“俺答益称雄桀，攻克诸部，虎踞朔庭，东连察罕，西胁番回，五十余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于征输，边鄙之民，死于锋镝……致我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尸载道，城廓丘墟，刍粮耗竭，外罹惨祸，内虞他梗，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之旰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5卷）明廷为抵御俺答汗骑兵南犯，“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明神宗实录》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发京边用银共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余两；其时“浙直以被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诸军兴征发停格，即岁入二百万之额且亏其三之一”（《明世宗实录》第456卷）。即每年实际岁入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四百五十余万两。尽管后来俺答纳款贡市，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天下财赋岁入还过四百万，北虏款贡侵淫至今岁费三百六十万，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明神宗实录》第262卷）。

“南倭”与“北虏”之患连年不断，使得明朝兵马疲惫，帑藏（ǎngzàng，国库）匮竭，“百姓嗷嗷，海内骚动”（《明世宗实录》第351卷）。历史表明，“南倭”与“北虏”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与“边弛”则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内在因素。

“廷衰”与“边驰”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内朽外虚。嘉靖帝一意修玄，大兴土木，生活糜烂，败坏吏制。他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道士邵元节投其所好，预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带，“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明史·邵元节传》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库，以符水祷祀见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后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甚至罢官闲居十余年的原参议顾可学，自言能炼男女之尿为长生药，因得“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顾可学传》第307卷）。时人有“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之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第2卷）。

嘉靖帝好大喜功，繁兴土木，天地分祀，修葺西苑，建三殿，缮二宫。如朝鲜进香使郑百朋在京所见云：

方大兴土木之役，其于阙门之内，土木瓦石等物积如后丘山，千官由其罅（xià，缝隙）隙出入，而礼部尚书夏言董其役事。又于阙内，方造延禧、敬圣二宫，此为皇帝祈祷之所，皆穷极奢侈云。九庙之梁，别作于他处。而至于迎梁之日，阁老及千官，皇帝落点随卫，而皆插花于头，肩荷红袱。梁之数七，而皆以金为饰。担一梁之人，厥数百余……又闻赴役之人，一日三万余人，而皆偿民佣之。故匠人则日给银七分，军人则日给银三分，耗费极矣云。（《李朝中宗实录》第80卷）

他生活糜烂，广采宫女，动辄千计。宫女受欺凌，遭笞楚，便演出一场“壬寅宫变”之剧。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谋缢杀嘉靖帝。据朝鲜使臣至京见闻，后奏其国王云：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见东西角头，将宫女十六人尸首。问之，则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共谋，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黄绒绳用力缢项，事甚危急，宫人张芙蓉觇知其谋，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则气息垂绝，良久复苏。命召六部尚书会议定罪。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李朝中宗实录》第99卷）

时嘉靖帝鼻孔流血，气息已绝。经御医“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明史·吴杰传附许绅传》第299卷）。嘉靖帝自“壬寅宫变”后，更“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所以，史称“世宗自甲午以后，三十余年不视常朝”。

其“廷衰”与“边驰”，相为表里。“边驰”之弊，嘉靖以来，日甚一日。那个“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的嘉靖帝，三十余年不视朝，“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谣云：‘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集》）。财用不足，信用才士，“点金”成钱，以充国帑。明朝中叶以后，辽东军备日驰。内臣贪黩，边将骄纵，牧地侵占，苑马倒失，屯制破坏，军伍逃亡。辽东明初实行军屯制，“军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毕恭：《辽东志》第7卷）；但至嘉靖朝，军屯制逐渐破坏，“名虽在册，军已逃亡，屯田半废，行伍空虚”（《明穆宗实录》第13卷）。辽东边备废弛，官兵掩败为胜，滥杀冒功。这种倒行逆施，既使辽东明军愈加兵衰势弱，也使辽东边民愈加离心背明。

总之，“南倭”之祸，“北虏”之扰，内廷之衰，边备之弛，都表明嘉靖年间明朝已经由强盛走向衰落。如《明见·世宗本纪》论曰：

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世宗本纪二》第18卷）

“因以渐替”，即是说明朝至嘉靖已由盛转衰。明朝的衰落，这就为满族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由什么人利用这个客观条件，登上历史舞台，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还需要有其主观条件。努尔哈赤的前述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他个人诸方面条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