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的原稿曾经被《月报》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在那里印了出来。这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翻译过一篇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啰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是我的下一年才在《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和李石曾的旧译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译完《薇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八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遣我翻译了全本《夜未央》，回国后交给另一家书店刊行，译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过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时我便改用李石曾用过的旧译名，因为开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个短篇也由我编入另一本译文集《门槛》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唠叨，离开题目跑野马。这的确是我几十年文学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这样东拉西扯也可以说明我那几年的思想情况和精神状态：我很幼稚，思想单纯，可是爱憎非常强烈，感情也很真挚。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现；又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贤祠广场上卢梭铜像前诉说我的痛苦，我看不见光明。我写作只是为了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为了最初出版的书不好意思收取稿费，我或者把“版税”送给朋友，或者就放弃稿酬。当然开明书店是照付“版税”的。它是作家和教师办的书店，因此对每一位作者不论他的书是否畅销，它一样地对待，一种书售缺了，只要还有读者，就给安排重印。我最初写作不多，后来发表稿子的地方多起来，出书的机会就多了，向我组稿的人也逐渐增加。我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一幢石库门楼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客堂间。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个朋友在开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我的就这样给送到各种各样的报刊，用不着我携带稿子去拜访名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我有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心里的东西倾倒出来。我感觉到我有倾吐不尽的感情，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写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会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会编辑，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并不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读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人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我一个人生活简单，过日子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准备要是文章无处发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终不把稿费放在心上，我一直将“自己要说话”摆在第一位，你付稿费也好，不付也好，总之我不为钱写作，不用看行情下笔，不必看脸色挥毫。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在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审查，我有半年多没有收取稿费，却在朋友沈从文家中做客，过着闲适的生活，后来又给振铎、靳以做助手编辑《文学季刊》，做些义务劳动。此外我还可以按时从开明书店拿到一笔“版税”，数目虽小，但也可以解决我一个人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二年后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我的作品不断地增多，也有了来找我约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在开明主持编辑事务的是夏丏尊，他就是当时读者众多的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明”，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我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但我很少去书店，同夏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更难得同他交谈。我只记得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上海，他来找我，坐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党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体不好，近几年在上海敌占区吃够了苦，脸上还带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同我住在一个弄堂里，可是我不久又去重庆，第二年四月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锡琛“老板”也不熟，他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脱离《妇女杂志》，才动手创办《新女性》月刊。他这段反封建的个人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我和朋友卢剑波都很感动。剑波先给《新女性》寄稿，我看见剑波的文章发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两篇，都给采用了。我同章并无私交，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索非同章处得不好，说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湾，便脱离开明一直留在那边开办新的书店。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里工作，我并不清楚，当时我也很忙，只能应付找上门来的事，后来听说章做了“右派”，这时我记起了索非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讲话“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进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却会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有些惋惜。有时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语：“不管怎样，他办了开明书店，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敢听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不仅是章老板，还有几个我在开明的熟人都给“错划为右派”，其中在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这些人今天也许会在泉下拜读新编的纪念文集，知道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有好的传统和好的作风，对祖国的文化积累也有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必为过去的一切感到遗憾了。

二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新编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照片的文章，作者认为它是在书店成立十年纪念的日子拍摄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记得是为了减少“版税”。原来的税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这次书店请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论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听索非说，在开明出书拿版税最多的是英语教科书的编者林语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当时是一本畅销书。他们两位同意减少稿费，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我对稿费的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满意，何况当时在开明出书的作者中我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后来在抗战期间开明几次遭受较大的损失后又减过一次“版税”，税率减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卢芷芬给我看一封开明负责人的来信，要他跟我商谈减少稿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开明已经出了不少作品，跟书店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店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内地各个分店结交了不少朋友。书店的情况我也熟悉，它提出减少稿费，我不好意思断然拒绝。而且我个人对稿费的看法，一直不曾改变，今天还是如此。读者养活我，我为他们写作。我在这里重提这件事情，不过说明开明书店毕竟是一家私营企业，为了发展这个事业，它还要考虑赚钱，它似乎并没有讲过要“为人民服务”。不用说，它即使讲了，我也不会相信，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喜欢讲漂亮话的人做起事来不见得就漂亮。但是我同开明接触多年，我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只想勤勤恳恳认真出几本好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都把开明看做忠实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开明负责人便是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个人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一九五一年，开明还不曾结束。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谈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一九三八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打算出一些翻译（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孚兄是《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做编辑，我的大部分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这本书的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宁。一九五三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争先翻印通俗、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

五月三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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