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魏以达同志把我的《家》译成了世界语后十分高兴。三十年代中我曾经想望我的长篇有一个世界语译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动手试一下。那个时候我经常接触世界语书刊，使用世界语的机会较多。可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下不了决心，害怕开了头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后来别的事情多起来，我和世界语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世界语又由熟悉变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译自己作品的考虑了。

四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十载“文革”，但是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不减。我为近四十多年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感到兴奋。我个人的心愿也并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魏以达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删节本翻译，他根据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订过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么时候也出现一个完全的英译本！我不喜欢整章的删节。

《家》不是自传体的，不过我在书中写了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早已“过时”，可是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并没有“过时”。

当然它总有一天要“过时”，我是指到了污水给打扫干净的时候。但新社会总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要了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记昨天的事，我们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对我来说，《家》今天还是警钟，多么响亮的警钟！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语译本的序文。在翻译这的时候，译者曾来信要我为译本写篇短序，我说我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译本一共写了十篇以上的序，说来说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饭，决定不写什么了。后来见到译者，我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出版社准备发稿，来信中又谈起了写序的事，我一口答应，动笔写了六七百字，过两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话要讲。但在序文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我害怕读者会感到厌烦。我读就不看什么前言、后记，特别不喜欢那些长篇大论。

在短短的序文里我讲了两件事情：一，我对世界语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欢删节过的英译本《家》。

先谈世界语，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语之特点》。当时我不到十七岁，还没有开始认真学习世界语，我只是在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么杂志上读过宣传世界语的文章，自己很感兴趣，就半抄半写，成了这篇短文。短文发表以后，有一位在高级师范念书的朝鲜学生拿着《半月》来找我商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的事。我只好告诉他，我写文章是为了宣传，我手边连一册课本也没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讲习班终于没有办起来。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语写的中篇《秋天里的春天》。此外，我还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几期《绿光》杂志，在上面发表了两三篇像《世界语文学论》那样的文章，谈个人的印象，当然很不全面，因为我读书有限，只读了学会的半个书橱的藏书，而且不久连这些书也被“一·二八”侵沪日军的炮火毁得干干净净。这个学会在闸北的会所给烧光之后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间屋子，继续活动了一些时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后成立了新的世界语学会，但是我已经离开了运动。我是旧学会的会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法国回来不久参加了学会，后来又当选为理事。在“文革”期间“巴金专案组”的人审讯我的时候，就揪住这个“理事”，这个“会员”不肯放。他们问来问去，调查来调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参加过两个团体，另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也是这个协会的理事，别的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他们梦想发现什么“反动集团”，结果毫无收获，幸而他们只会使用斥骂、侮辱这一类的手段，没有采用严刑拷打（文艺界中吃过这样苦头的人确实不少），否则我也不可能在这里漫谈对世界语的感情了。这感情今天还存在。虽然我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做从前做过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关心世界语的事业，并且愿意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再过五年，一九八七年，将是世界语诞生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它应当有更大的发展。

三

关于《家》，几十年中间我讲了不少，现在似乎无话可说，其实也用不着我饶舌了。

这次我在序文里提到英译本中整章的删节，并且表了态，只是因为编辑同志来信说：“我们发现英文版有较大的删改，据说是你亲自为外文版删改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世界语版的内容以中文原本为根据，还是按照删改过的英文版。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表态了。其实我早就应该讲话。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那样的删改法。但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当时我只是根据别人的意见，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这“别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责任编辑，由他同我联系，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为了宣传，凡是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他的意见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我在“双百”方针发表前交出了删改本，英译本则在反右运动后出版，我害怕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不爱护自己的作品，却拿它来猎取名利，这也是一件可耻的事。英译本可以说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镜子。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吧。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