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读书不方便，只好胡思乱想。想得较多的还是跟作家和作品有关的事。这些事以前也想过，思考的结果便是几则“随想”。

我说过：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创作的甘苦。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作品换取稿费养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间我因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种种惩罚，给逼着写了检讨文章承认自己“用软刀子杀人”。这一切似乎说明作品属于作家个人：版权所有，文责自负。

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上我低头认罪，承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会后回到“牛棚”我还得写“认罪书”或“思想汇报”。写造反派要的大路货并不难，可是写完后交了出去，我却怀疑起来：难道作品真是作家个人的私产，可以由他信口胡说？难道读者不是“各取所需”，谁又能否定他们的聪明才智？

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只有午夜梦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对批判者的那些“永远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给批来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学会了一面用假话骗人、一面用“独立思考”考虑任何问题。

十四卷“邪书”决不是我的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做“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这两部，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