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编选过不少的集子，有长篇，有短篇；有创作，有翻译。我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这一回编选《序跋集》，我感到了厌倦，说句老实话，我几乎无法完成这工作。

为什么呢？……我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衰老”。固然我现在拿笔写字手就发抖；我越是着急，手和笔尖都停在原地越难移动，但我也挣扎着抄写了一些较短的前言后记。而且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国煣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别是那些滔滔不绝的“代序”都是她抄录的。我应当感谢她。

为什么呢？……是不是在编选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实编选工作并不繁难，何况我（一）定下了一个范围：只收文学著译的序跋。（二）又声明会有遗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这是事实。但先来一个声明，等于网开一面，留一条出路：反正有遗漏，多一篇，少一篇，关系不大。我也用不着苦心“求全”了。

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厌倦呢？是由于五十四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一大堆前言后记吧，我看一定是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还在奉贤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工宣队老师傅带着我们机关“造反派”到我家去抄书，拿走了几本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书架上，我想它们该是最保险的吧。没有想到给没收的偏偏是它们。后来我回家休假，萧珊讲起这件事，我们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阵，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们过去写的文章并不都证明他们生来就正确，而且一贯正确，因此不利于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们，还是将它们没收烧毁为妙。

我坚持这个看法，我有够多的经验和体会。我写过多少很不正确的文章，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一篇，就斗一次，还要我写检查交代。不让我看原文，也不对我说明文章的内容，却要我像猜谜一样承认有罪，我实在应付不了！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我的这种想法，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接连不断的多次运动的后果。倘使我迟生几十年，就不会背上那么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个字也不会写，更有可能不让人抓住辫子。我有幸躲掉了几次运动，可是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揪住算总账，一笔也不放过。那么重的包袱！那么多的辫子！我从小熟悉一句俗话：“在劫难逃”，却始终不相信。但听惯棍棒声音的人很难说自己毫无余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辫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们一一地清理。这决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么想把它们一笔勾销，一口否定。然而我无权无势，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把包袱和辫子完全摊开展览出来，碰碰运气。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难逃”嘛。

我又想起一桩往事：我开始写第一本《灭亡》的时候，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里，离先贤祠很近。我经常在飞着细雨的黄昏，在先贤祠前广场上卢梭的铜像下徘徊。我尊敬卢梭，称他为“老师”，一，我学习他写《忏悔录》讲真话；二，我相信他的说法：人生来是平等的。五十四年过去了，可是今天还有人告诉我：人是应该分为等级的。那么根据我几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大概属于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将进入八十高龄，看来到死我也不会上升为批人的那个等级了。因此对着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我不会感到心情舒畅。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五十四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里毫不隐蔽地当众展览了。

“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胁我，说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产主义社会”。说话人的凶相我至今忘记不了。我不想死后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进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能把我的灵魂带进“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须走遍“地狱”和“炼狱”，我也心甘情愿。

结束了这个使我感到厌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气，觉得轻松多了。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励我编辑的，我感谢他的帮助，我还请求他允许我把我的《序跋集》献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我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