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完《序跋集》序，意犹未尽，于是写《再序》。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做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啰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翻看几十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序跋，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说了真话的。

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完全不是。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一九五七年编辑我的《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

那两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一九三○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愧悚。留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间它们是我的罪证。现在它们又是我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脚印。要批判我，论断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们。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我把自己有的东西陈列出来，让读者们讲话。一定还有遗漏，但决不是我有意为之。不过我并没有搜集为非文艺译著写的序跋，心想编一本集子总得有个范围。其实这也是一种框框。可见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近两年常常说要认真地解剖自己，谈何容易！我真有这样的勇气？

我想起来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里讲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讲话结束，我在门厅中等候车子，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却使我头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有一位朋友劝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我感谢这两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话。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还是这样想的：第一，人活着，总得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事情；第二，即使我一个字都不写，但说过的话也总是赖不掉的。何况我明明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出过那么多的书。我还是拿出勇气来接受读者的审查吧。

有人责备我：“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厌倦？”他用了“厌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却是恐怖，不是厌倦。今天我的眼前还有一个魔影。手拿烙铁的妖怪在我的这本集子里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审查？那是一场大骗局。我忘不了那些骗子。我说审查，是指读者的审查，多数读者的审查。”我这样回答。“我相信不会再出现那样的空白。”

是的，一纸勒令就使我搁笔十年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

六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