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作为成本的一个要素的确无可怀疑，在任何产品的成本当中，制造产品所必需的劳动要占第一位。每一件产品所使用的劳动力都是从本来可以用于其他产品上的劳动力中抽来的。要不是除了劳动的效用之外，其次还要从经济上来考虑对它的使用的话，那关于这个问题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过度的劳动会变成负担并接着带来对人身的严重害处的重重后果。如果劳动带来痛苦、紧张和危险，那就有充分理由来认真考虑这些后果；单是由于这些后果，就可以把每一项劳动行为看作一种牺牲，这种牺牲只有肯定可以用劳动成果来充分补偿的时候才应该去做。通常所说的生产“要花费”劳动就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也就是按这个意义大多数经济学家才把劳动理解为成本财物的。决定对劳动的经济估价，以及劳动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的，不是效用而是劳动者的个人牺牲。断定这个概念中含有多少正确的东西，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困难任务之一，而随着理论的发展，又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劳动是按照它所包含的个人牺牲来估价的看法出发，逐渐发展到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财物、全部产品都是劳动的直接产品、和全部在我看来?夏林所提出的用以反对边际效用理论的例子，恰恰是那个理论的证明。在父亲讲话之后形势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很清楚，孩子现在想有多少苹果就可以有多少苹果了，而在以前他只有过一个，也就是说，有效供给业已增加到过分多余的地步。这样就得出边际效用理论所要求的绪果，完全改变了对苹果的估价。如果把夏林的反对指向那个认为价值仅是决定于效用而不是决定于边际效用的理论，那可能是对的。在我们的理论里，和效用一道，所有决定效用的利用程度和效用的估计程度的势力都要通过供给来权衡?的确，甚至连那些用生产条件来决定供给量的势力也要这样。成本都是劳动成本等等更广泛的看法，便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某种财物所必需的劳动牺牲是财物的成本价值的唯一来源，实际上，也就是财物价值的单纯的唯一来源。价值概念从价值同劳动牺牲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内容，井从价值量中获得自己的标准。正如导言里所讲过的，我们发现在亚当?斯密的着作中，价值的这个“理论上”的概念同其另一个“经验上”的概念发生冲突。李嘉图的理论体系目的在于证明这个“‘理论上”的概念几乎是在经验上的价值形成中实现的。最后，社会主义者则干脆要求“理论上”的概念的完全实现，而指责经验上的差距是干扰。和价值的这一概念相联系，又从同样的前提引出有关人类经济的起源与目的的另一个结论。人类经济的起源最终是来自一定要按劳动牺牲的价值来取得财物这一事实，而一切经济的目的又最终是使得生产财物所必需的劳动牺牲愈小愈好。这样，当我们努力去考察劳动作为成本财物的地位时，就会发现自己是陷入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的论战之中了。据我的意见，劳动理论的反对者对待这个理论并不是完全公正的。他们试图整个推翻这个理论，然而这个理论却决不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不符合事实，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那可以说，理论上这个理论是对的，只是经验上不能实现而已。想象有这样一种经济生活状况是可能的——这里单是考虑包含在劳动里的牺牲就可以决定价值，包括劳动本身的价值以及一切产品的价值。李嘉图的理论之所以获得普遍承认，只能用它是建立在可以想象而又吸引人的基本看法之上这一事实来解释。人们首先知道作为整体的“价值”的意义——不是作为理论上的概念，而是作为应用于日常生活细节上的概念——随后忽略这个事实，即对于实际生活的“价值”未作圆满的说明。我要努力尽可能明白地阐述劳动理论所能适用的那些条件。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这些条件和它们在现行经济情况下的实现相距得多么远。假定一个社会——对于劳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辅助品供应得很宽裕——拥有那么多可以随意使用的劳动力，却只有那么少的需要，以至这个社会只要作必要的努力来生产满足需要的手段，就能够毫不延迟地完全满足它所可能感觉到的任何欲望。在这种场合，这样生产出来的满足需要的手段，从其效用来考虑，就会没有价值，因为就象上面所假定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立刻得到这些手段而且过分多余。反之，考虑到生产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劳动的努力又必然给予这些手段以价值。被制造出来的和被占有的每一件产品都可能节省某种努力，即节省包含在这件产品的再生产中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保持住一经到手的任何财产都会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的大小则要决定于占有这种财物所节省的努力。一件产品，它的效用以强度来表示为100，它所需要的劳动等于10，就会有10个单位的价值；要是这种产品的再生产不需要任何努力，那就不会有什么价值了。从上述假定情况所引伸出来的价值和财富的概念，从形式上看可能是，如果价值和财富是从对财物所提供的效用的考虑引出的，那这些概念就应该发生；而实际上，它们始终完全不会是这样的。价值可能是财物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是靠每个人彼免除不愉快的劳动痛苦时所感觉到的利益而有的。财富可能等于对保证免除劳动的痛苦的财物的大量占有。财富的利益可能是使人得到休息。贫穷好象并不意味着缺乏，而只意味着得不到休息，意味着痛苦。好象只要稍微增加一些努力就能很快追上先前占有的任何利益。用不着证明：上面所说的决不是穷人所了解的贫穷，决不是人们所实际估计的财富，决不是我们对之有任何体验的价值或经济。如果人们单凭痛苦就能够变得富有，那么，恰恰是那些今天最穷的人老早以前就会变成最富的人了。劳动理论所作的假定丝毫也不现实，我们的欲望太大，我们所支配的物质资源太有限，我们的劳动力又太小。决不能丧失经济上的占有而不丧失某些享受。决不可能把放用概念同经济目的及价值概念截然分开。这时还可以再问的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对劳动牺牲的考虑同对劳动效用的考虑是否总不结合在一起加入到对劳动的估价里面去作为成本财物，从而也总不加入到所有产品的成本价值里面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是从经验上被排除在外，而是从逻辑上被排除在外的。生产劳动决不能因这种劳动的成功与否所决定的效用而具有价值，也决不能因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个人努力而具有价值。一个劳动行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具有使用价值呢？在倘若劳动缺乏，人们必须放弃效用的时候，因为劳动是不能再度加以运用的；或者，在同样的情况下，重复一次服务要求放弃劳动的另外的用处，随着也放弃劳动的预期效用的时候，换句话说，在可利用的劳动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在没有过分多余的劳动力可利用的时候。一项服务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按照所包含的牺牲来估价呢？在倘若服务缺乏，人们也不需要放弃效用的时候，因为效用总是能够用绝不大于再一次努力的花费再行取得的；换言之，在所有可利用的劳动力并无预定的特殊用途，而可利用的自由劳动力又总是过分多余的时候。只有劳动既是可以

重复的同时又是不可以重复的，只有劳动力既是不足的同时又是过分多余的，劳动才有可能既按其本身效用又按个人努力来估计。凡在可利用的劳动力少于需求的场合，劳动价值就只能专门按照效用来估计。凡在可利用的劳动力超过需求的场合，劳动价值就只能专门参照劳动牺牲来估计了。即使在劳动价值是按效用来估计的场合，很自然地人们也不至不再考虑劳动的辛苦和危险。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不直接涉及劳动价值，可是只要人们觉得辛苦就是辛苦、危险就是危险，这种考虑就仍旧是一种考虑。这种考虑甚至还可能构成对估价的间接影响，因为在种种关系上它必然继续得到经济的考虑。这些关系可以一一列举如下。第一，在着手任何劳动之前，人们必须考虑效用是否胜过努力。只有那些成果胜过所遭受的辛苦的劳动行为才能加以合理执行。此外，在这里面还包含着，为什么单用辛苦的程度来估计的劳动在估价上不及从其收益方面获得价值的劳动高的理由。这一点又引起另一个重要问题。感觉劳动花费是一种负担这一情况必然多少影响到对劳动的使用的选择。象扎克斯所着重指出的，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用处较小的劳动使用比用处较大的先被选中，因为对比起来用处较大的劳动使用需要更大程度的努力。第二，一旦对劳动作出决定，就一定总要把劳动的执行安排得使辛苦和危险愈轻愈好。第三，感觉劳动是一种负担的事实，总的说来多少具有缩小劳动供给的效果。如果劳动不是繁重的、耗费精力的，那可以花费的劳动就会比现在所花费的多。象我们已经提出的，这样就通过因供给减少而把劳动的使用价值摆在较高一些的水平，使这一价值受到间接的影响。效用相同而辛苦程度各异的服务在价值方面受到这样的调节：愈繁难的劳动得到愈高的评价。但是这种结果只有在供给真正减少的时候才能跟着发生。只要对辛苦和危险的恐惧并不产生积极的阻碍作用，只要江存在着其他动机而把这种恐惧克服到供给一直不减少的程度，劳动价值就不会增加。经验表明，最使人疲劳、最消耗精力、最不利于健康的劳动使用得到最低的估价，因为这些使用是绝大多数人所最容易担任的，必然也是供给得最充分的。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十之八九，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会不同。绝大多数公民将一直只是适合于最粗笨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既是最繁重的，又是最简单的。这类劳动在共产主义国家也会供应得很充分，因而能够把这类劳动一直使用到以效用表示的收益尽可能小为止，反之，较好的劳动力就会由于人数较有限而需要加以节约，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也会象今天所做的那样，要作周密的考虑。总之，能为个人服务的估价提供标准的是效用，而不是辛苦。但是我们对劳动理论的考察还没有结束。这个理论的最大错误是关于估价问题，关于把资本作为成本的一个要素的估价问题。例如，如果棉线的价格降低，制线商就不肯为棉纱付出原先的价格。而如果棉纺商被迫向制线商开出较低的价格，那他就不能要求织布商付较高的价格。这样。织布商就因为同源产品棉线价格上的下降而获得较廉价的原料，而这却有助于织布业的扩充。——英译本编者注只有把利息和地租也算在成本里面的时候，这个定义才需要重新作微小的调整（参阅本书第五卷第十一及十二章）。利息和地租——或构成利息和地租的财物一并非生产财物。象生产财物一样，它们不过是生产计算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