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技术是最好使用生产手段的艺术。技术上的每一个进步不是增加产品的数量，就是改善产品的质量。甚至所谓“节省劳动”的机器最终也起着集约利用的作用。它把眼前在某一方面使用的另一种生产手段省了下来，留供其他方面或日后使用。产品质量上的改善提高了产品的价值。产品数量的增加固然减少单件产品的价值，但在同时（在价值的“上升阶段”上，为简便起见，目前我们只考虑这一点）又增加了全部产品的价值总和。所以，技术改善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在计算生产财物的生产贡献的收益等式时，把已知数列得较高，而未知数却维持原样。这样，或是全部生产要索的贡献要彼提高，或是仅仅所讨论的生产中的个别要素的贡献要被提高，视情况而定；不过，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某些要素的贡献必须计算得较低。例如，当某种降低成本的办法被采用到某一不可能进一步扩大的生产上——比方说，用在业已耕种到最大限度的有限面积上的葡萄酒生产上——去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呢？酒的收益维持原样，它的价值也维持原样，但是必须把比原先更大的收益份额归属于葡萄园，因为它要和较小数量的生产要素一起分享这笔收益。这样节省下来的生产要素能够而且一定要供另一种使用，它们增加可供其他使用的供给，而这种使用的需要却维持原样。最后结果必然是这些要素的生产贡献的减少。

由于技术改善的缘故而从它们原先的使用中被排除出去的一切生产手段，都有同样结果。节省劳动的机器的常见效果便是使工资降低，而工资下降最初又是由于它使劳动的贡献减少。即使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也会出现这方面的效果。可以用机器来代替的劳动越多，剩下的可以支配的劳动力也就越多，把劳动力投于这种使用所能产生的收益却要越小。如果说原先把劳动力投于这样的使用是错误的，那么现在不这样做又会成为错误了。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会改变的，它会取得另一种地位，并且必须把别的效果归属于它，如果归属是以自然原则——也就是，促进尽可能最有利的使用的原则——为基础的话。在生产受到某种特殊要素的限制的场合，通过技术改善所取得的主要好处便归给这些要素。可供广泛使用的生产手段，受到各个生产部门的变化的影响很小；只有那些影响这些手段的全部使用或大部分使用的技术改善，才对这些手段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只是在这些场合收益等式才发生显然对它们有利的变化。运输工具的改善——随着这种改善增加了许多种工业的利用——是有广泛意义的技术改善的例子，这种技术改善确是具有几乎提高全部生产手段的收益的力量。技术工艺的每一变化很自然地招致生产计划的某些变化，招致我们对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作出某些调整。这时别的成果好象更有吸引力，别的产品好象变成边际产品。在这一个世纪里面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许多劳动者从农业工作转到工业工作。这种转移总的说来对生产是完全有利的，对于地主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尤其因为它迫使地主按照制造业所出的较高代价来给留下来的劳动者报酬。它使劳动者离开那些收益较小的，然而在缺乏任何更大收益的机会下还是可以接受这些收益的职业，转到他们估计凭自己的力量能够取得较高生产贡献的别的职业里去。如果共产主义国家果然在技术改善以后发生类似的现象，那也需要用资本与劳动的类似转移来应付，这种转移的尺度也要通过对边际生产贡献的观察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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