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利息是归给资本的收益，要是认为那个收益是与资本价值有关的价值的话。当就个别场合来考虑时，存在于资本价值和利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成是增值的百分率；只有当它通行于大量有关场合中的时候，才变成“利率”。利率是归给市场中所有的资本的一般增值百分率。在同一生产范围内，出现一个一般增值百分率，或至少是朝着这种百分率走的经常趋势，这一事实是起因于各种不同生产之间有着多方面联系。由于大多数资本、土地和劳动在使用目的的选择上有比较大的自由，牺牲某些其他生产来扩大任何单个生产，或是为了限制这个生产以扩大某些其他生产，几乎总是有可能的。每当任何一个生产表现特别有利或特别不利的增值百分率的时候，人们就要根据这种有利或不利的情况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只要各种生产之间还有竞争，由于寻求最有利的增值百分率，和力图使所有差别趋于均等，就必然要创造出一个一般增值百分率，或者，无论如何，必然要朝着这个目标走。目前对利率均等化最有贡献的组织便是货币市场，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大部分资本便在那里出借。当然，在货币市场里，最初只是决定借款的利息；然而借贷市场的状况最终还是影响着生产收益，因为它影响着用借来的资本来进行的工业扩充。但是，不仅借贷资本，而且属于企业者私人所有的资本，也永远朝着最高的增值百分率的方向移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一切资本都属于单一的经营者，即国家，资本将不再为生产而借出，从而借款利息将丁再影响生产的增值百分率。

但是这种情况仅仅使资本更为自由地从一个生产转到另一个生产，使资本不再受那些为现时私有制条件所反对的壁垒所阻碍。谁都知道，尽管有使利率趋于均等的倾向，利率实际上决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的统一或者说生产的组织决不是完善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象统一的货币市场那样的东西，任何象指挥生产经营的统一方法那样的东西更是没有的。现行经济制度的个人主义把生产分派给各个企业。在竞争的影响和追求赢利的欲望的驱使下，这些企业当然也被组织到互相连结的结构里面，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一个理想的生产计划所要表现的那种经济制度。可是我们发现：在那么多地方有巨大的漏洞；由于生产手段的过分积累摆得不是地方造成那么多的脱节；常常是有的事情做得太快，有的又做得不够快！各组生产相距愈远，这样的错误就愈大。例如，比起整个农业同整个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来，相对地说，农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彼此可能较为协调。从农业到制造业，以及从制造业到农业之间的转移，发生得很少，以致不足以使它们维持正常的平衡。象我们所说过的，这终于造成了各组生产之间增值百分率的差别。由于这种原因所引起的利率上的一切差别是一种不幸；这一事实是完全用不着强调的。每一个这样的差别都意味着对使用财物的那个首要原则的违反；这个原则是：这些财物必须首先用于最有利的使用，只有当没有足够的更有利使用可作的时候才允许对这些财物作不那么有利的使用。在一组生产中人们满足于较小的增值百分率，而在另一组中他们却可能获得较高的百分率。这种情况的有害后果决不仅限于资本的使用，而是影响更为深远，给资本的生产引错方向。产生很小利息的资本生产得过多了，而可能产生很高利息的资本却比应该生产的又少得太多了。反之，从经济上说，增值百分率的划一，以及划一的利率，如果存在的话，便是资本的分配与处理得到了很好的平衡的证明。它们证明，经济上所指明的资本使用的限度到处都受到同等的尊重，既没有什么地方落后于这些限度，也没有什么地方超越这些限度。根据那个原则——它要求资本的使用要以利率为指导；要避免所有不能取得惯例利息收益的使用——我们找到那个已经变成一种通常的语言的、有关所有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边际定律。净收益是总收益的一定份额。如果净收益的份额得到控制，资本的方向通常也就得到控制。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当把生产从某一点引向某一目的的时候，那些由于我们的生产制度的无组织性质所引起的增值百分率的差别就会消失。当然，即使在那里，某些差别还会保留着，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从一个生产到另一个生产的转移不可能使它进一步均等的差别，还会保留着。依各种事物的天性，由于各种事物在性质上是各种各样的，既不能牺牲其他生产而把任何一个生产增加到某一点以上，基于同样的理由，也不能为了扩大其他生产而把任何一个生产限制在某一点以下。决不能把农业资本全部移转到商业里面去，也决不能把商业资本全部转移到农业里面去。但是这里的观察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正是那些看来是简直不可能消除的差别，却总是被消除了，并且还是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消除的，这种手段甚至在资本不容许转移的场合也是能容许的；也就是说，是利用计算来消除的。这种情况究竟怎样发生，又有什么意义；下面我们就试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