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1)

作者:张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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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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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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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590字

她从此叫萧红


在青岛,三郎和悄吟虽然只住了不足半年,却度过了难忘的快乐时光。


在舒群的帮助下,他们分别找到了工作:三郎在《青岛晨报》任副刊主编,悄吟成了《新女性周刊》的编辑。


在青岛观象一路,舒群帮他们租到了一间临海的房子。那石块垒成的小楼十分美好,在房间凭窗远望,青山隐隐,海水湛蓝,似乎连高天上的白云也是浪漫悠闲的。


那段日子是幸福的。他们常在临海的居所邀舒群和报馆同事梅林喝酒聊天,烧俄国式的苏布汤款待他们,悄吟最拿手的,是用带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几个人吃得十分过瘾。有时,他们去海边的小山散步,去海滨公园闲逛,去浅水的海边游泳。与既往岁月相比,他们疼痛屈辱的青春仿佛刚刚愈合了伤口,海风和阳光,使他们初尝了人间的温暖与欢乐。


彼时的三郎和悄吟,浑身散发白山黑水的粗犷朴拙,骨子里却是纯粹的自然气息。在梅林眼中,三郎时常戴一顶边沿很窄的帽子,穿短裤草鞋,上身是束了皮带的淡黄色俄国衬衫;悄吟的装束也不同于青岛女人,不刻意雕饰自己,简单随意。生活的磨砺使这关外女子从表象到性格,都率性而真实。


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啊”。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


“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梅林《忆萧红》)


悠闲自在的岛城生活,在他们一生中,都算得上灿烂时光。温暖,安宁,内心情感的涌动,对当时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笔可贵的恩赐。这段时日,他们格外珍惜,生活也极有规律,每日最宁静的时间,两人互不干扰,埋头写作。


五个多月,只够窗外的野草从葱绿到枯黄,只够青岛的天气从炎热到渐冷,对他们而言,却是耕作与丰收的盛宴。三郎创作完成了长篇《八月的乡村》,而悄吟,续写她在哈尔滨时已写完前十章的《生死场》,于这年九月九日,完成了的后七章。奠定他们文坛地位的两部传世经典名篇,在此期间分别诞生。


他们的同事梅林,见证了这段珍贵时光。


悄吟的长篇《生死场》全部完成,她朗诵一二节之后,我读着她的原稿,笔触还是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


……


三郎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硬纸封面的原稿册,拍着它,并且翻动页面,如同一个孩子似的,傲然说:“哼,瞧我的呢。”


“那拿来读它呀。”


“但是不忙,还没誊清呢。”他说着放回书架里去了。


这是《八月的乡村》,后来在文坛上投下一颗炸弹似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确立萧军在文坛上地位的一部著作。


——(梅林《忆萧红》)


这一年,悄吟正是二十三岁的青葱女子;三郎,也不过才刚满二十七岁。苦难和才华,使他们在如此青春的韶光芳年,便成就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和双璧。这对患难与共的情侣,他们对彼此的影响与扶持,是这世上最动人的诗篇。


书稿完成后,因涉及反满抗日内容,一时难以出版。此时,他们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鲁迅。于是,一封署名“萧军”的求助信,寄到了上海。在给鲁迅的信中,他们倾诉文学青年的理想与困惑,并恳切地询问鲁迅先生能否看一看《生死场》手稿和合集《跋涉》,希望得到先生的指引。


虽然写信人素昧平生,但10月9日一收到这封信,鲁迅仍然立刻作了回复。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


……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有功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子可以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


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


十月九日夜


这位温厚的长者,给了他们最真诚的鼓励与扶持。这多么令人感动,尤其对两位在文学路上艰难跋涉的青年而言。收到先生的回信,他们欣喜若狂。两颗期待的心,仿佛阴霾的天空,乍然现出一缕金色阳光;又似乎是夜航的孤舟,瞬间发现了温暖的灯塔。充实,信念,方向……一种美好的力量,牵引着他们。两个漂泊无依的孩子,长久以来一直独自拼搏,当亲人般的关照和叮咛如暖风拂临,他们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


然而,病痛,又开始死灰复燃。沉醉于写作,过多地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当年分娩留下的病症日益消磨着她的身体,然而在《生死场》中流连忘返的悄吟,未能足够重视。她开始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有一次山东大学的女生苏菲小姐来探访,见她一边咳着,一边忙着做饭,于是建议她买一些杏仁露吃。她嘴里虽然应着,但苏菲第二次去向她提这个建议时,她已躺倒在床上。她很拮据,创作几乎分去了她全部的注意力,她顾不上买药治病。


这样下去,她会生肺痨的——这是苏菲当时的感觉,但这话苏菲说不出口。她应该住到疗养院里去,不能再日以继夜地写作——这是苏菲当时的想法,但同样也没有说出口。她生命的长度,从此时开始,已受到了威胁和限制。


“悄吟一天到晚老生病,我可是不同,我差一天就炮兵学堂毕业了。”说此话时的三郎,已不知不觉发生了微妙变化。她一直病弱缠身,他当初的心疼着急被磨练得日渐麻木,渐至习以为常再到稍许厌倦了。生活,是多元也是多变的,正如情感,一天一天在日子的汤锅里煮得久了,总有一天,会退败了所有的颜色,只剩生活自己,仍是一张苍白的面孔。


这年秋天,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大搜捕中,参与地下组织工作的舒群被捕了。《青岛晨报》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也被迫停刊。报馆的同事随之星散而去,三郎、悄吟和梅林也搭乘一艘日本船逃离了青岛,与货舱里的咸鱼粉条等杂物一道,开始了新的流亡。


1934年11月初,他们来到了上海。


他们落脚在上海拉都路濒临郊外的一间砖制民房,虽然楼道黑暗,窗外却是碧绿的菜畦,那新鲜的菜叶,犹如他们新鲜的生活。


初到上海的快乐,在梅林的回忆里,单纯美好得活色生香。


“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悄吟手里拿了一块抹布,左手向腰里一撑,用着假装的庄严声调说:


“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我看一看她的伪装的脸色和傲视的清澈大眼睛,又看一看三郎的闭着的嘴唇,那边沿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颤动着,终于三个人爆发出大笑声。


“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三郎说:“是很难写作的。”


“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作诗罢。”


“这应该由先发现它的诗意的人去写一首诗。”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悄吟站在三郎面前咆哮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给你看!”


“a,你好凶呀,”三郎侧着头忍住笑声,“早晨吃过几块油饼的关系吗?”


他们就是这样有生气的。


——(梅林《忆萧红》)


1934年11月30日,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这对情侣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随即,他们在书店附近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结识了鲁迅的家人许广平与海婴。


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东北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笑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许广平《忆萧红》)


在许广平眼中,初次见面的东北女孩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


仅隔半个多月,鲁迅便在梁园豫菜馆特意为他们张罗了一次聚会,将他们引荐给彼时活跃在上海文坛的茅盾、胡风、聂绀驽与叶紫。为赴这次珍贵的邀约,悄吟花了七角五分钱,专门从“大拍卖”铺子买了块方格子布料,几乎是不吃不喝、不分昼夜一针一线地,亲手为三郎赶制了一件上衣。三郎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这体己的温暖和喜悦,彼时连初相识的朋友们都能够感觉到。


用方格子布缝就的直襟短衣穿在萧军先生身上,天真无邪的喜悦夸示着式样。——那哥萨克式,在哈尔滨见惯的——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而欢欣。我们看见的也感到他们应该骄傲,满足,欢欣。


——(许广平《追忆萧红》)


后来,为减少鲁迅先生与他们频繁通信的麻烦,他们索性搬到四川路与先生毗邻而居,做了先生家中的常客,时常聊天到很晚,鲁迅也不舍他们离去。为扩大他们在上海的交际圈,鲁迅除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国内作家,还陆续将他们介绍给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鹿地亘、绿川英子等,不遗余力将他们的作品推荐到国内外刊物去发表。这份深厚的师生情谊,真挚的爱与感动,直到鲁迅去世,在他们心中也不曾消泯。


1935年12月,由鲁迅作序的《生死场》终于由容光书局出版。对这部,鲁迅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赞她用“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中国女作家中“最有力的现代之一”,并由此断言作者是“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


《生死场》出版时,悄吟采用了鲁迅先生的建议,启用了新的笔名。因三郎笔名“萧军”,她便给自己取名“萧红”。中国文坛,从此诞生了一颗名为萧红的新星。


与萧军相比,鲁迅给予萧红的评价显然更高。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谈起这两部著作,总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生死场》连同《八月的乡村》,因鲁迅的写序推荐,在上海文坛掀起了巨浪,从而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并查禁,但当时的畅销局面,已是屡禁不止。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文学,坚定地席卷了上海文坛。


此时,他们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她以“萧红”成名,取他的一个字,似乎带着他的体温,走到哪里,都让人心安。


他却是乱世豪杰,有着侠义情怀和英雄情结,对苦难弱小,他天生有着疼爱的怜悯;对新鲜自然之美,又总是先天的难以抗拒。于是,当她一步一步从苦海脱身日渐强大成为“萧红”,他好像忽然间,失去了英雄的气魄与魅力。


苦难和一文不名,使他们紧紧相拥,成为不可拆分的恋人;而盛名下日益繁复的人生,使他们彼此间的温暖,渐渐被狂风吹得苍凉。


心的苦杯,积满了沙粒


1936年,对萧红来说,是一只苦杯。她一口一口饮着,饮不尽这蚀骨的苍凉与哀寂。


她和萧军的情感,出现了裂痕。一个在哈尔滨便已相识、名叫程涓的女子,来到了上海。这是1936年春,她痛苦的根源。


而早在哈尔滨,这女子与萧军之间的暧昧情绪已刺痛过她的心。在《一个南方的姑娘》中,她回忆了这女子的出现,以及与三郎的微妙感情。


那时,这宁波姑娘还是一名中学生,因仰慕三郎的才华,在别人引荐下认识了三郎,并到他们家中来做客。


我慢慢地看着她,大概她也慢慢地看着我吧!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净。


……


她渐渐对郎华比对我更熟,她给郎华写信了,虽然常见,但是要写信的。


……


我看她近些日子更黑一点,好像她的“愁”更多了!她不仅是“愁”,因为愁并不兴奋,可是程女士有点兴奋。我忙着收拾家具,她走时我没有送她,郎华送她出门。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是在门口:“有信吗?”


或者不是这么说,总之跟着一声“喳喳”之后,郎华很响的:“没有。”


又过了些日子,程女士就不常来了,大概是她怕见我。


程女士要回南方,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把要诉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萧红《一个南方的姑娘》)


在哈尔滨,二人的关系也许仅止于好感,彼时二萧的患难之情仍坚不可摧。事隔数年,这女子带着暧昧的“愁”在上海与萧军相会时,已愈发成熟而有风韵,二萧之间,也不复最初患难时的亲密无间。


在萧军的心里,一个健康美丽,一个病弱多愁,他情感的天平,倾向了前者。


萧红是多么敏锐的女子,她的文章虽有男子的英勇之气,但内心,何其纤弱,何况,伤害她的人,是曾千般呵护万般疼爱着她的三郎,是她今生最爱的男人!她的心是一只苦杯,倾满了委屈失意、忧愁和孤寂。


这一时期,她在极度忧愁中写了《苦杯》组诗,自言自语倾诉着心底的苦痛。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萧红《苦杯》)


在这个男人心中,她曾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曾经拼了命也要救她于水火,即便在医院她生下别人的孩子,他依然为她心疼,以命相搏地对医生吼:“如果她从今死去,我杀了你全家!”可是如今,当她习惯了被他呵护,他却漠然转身,将曾经许给她的深情,转赠给了别的女人。


然而,让她更绝望的是,他甚至像个暴君一样开始打她。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到床上哭,怕是他看到;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萧红《苦杯》)


身体的伤,她尚能遮掩;心底的伤,只能浸着泪水独自承受。爱得越深,痛得愈烈。她再也无法忍受这日复一日撕裂般的痛楚和煎熬,尽管彼时,他与那女子进展得并不顺利,已从短暂的出轨中回心转意,但她无法原谅他的背叛和不忠,尽管她多希望自己可以不介意。


她郑重地与萧军谈了一次,为抚平心底的伤痛,她决定东渡日本,让彼此冷静。


为送别即将远行的萧红,在她启程的前两日,鲁迅夫妇特意为她饯行,并反复叮咛远行在外的一应事项。然而,到日本仅三个月,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便传到了扶桑。这场饯别,成了她与鲁迅最后的相聚!


初到日本,虽然她与友人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同住,但时间仍然一点一滴都显得漫长。失意忧伤和时而剧烈的腹痛,折磨着萧红。后来,因黄源父亲患病缺乏经济支撑,许粤华于八月底便回了国,她的世界便只剩下了孤单。


为填满空寂惆怅的日日夜夜,她上了发条一样写文章,苦学枯燥乏味的日文,然后就是一封接一封给萧军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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