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爱与苦难一样深(2)

作者:张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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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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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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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510字

轻视和屈辱还不算什么,最难熬的是饥饿。天黑了,外面飘着雨雪,三郎还在四处奔走,他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鸵鸟,直到给巢里的雏儿找到钱、找到食物才能安心返家;而他的爱人,却在旅馆里对抗着饥饿。茶房举着托盘敲开她的门:“包夜饭吗?”那托盘里的肉饼、炸得金黄的番薯和松软的面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她更饿了,却只能关了门,数着分秒等她的郎华回家。


“饿了吧?”


我几乎是哭了,我说:“不饿。”为了低头,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他冰凉的脚掌。


他的衣服完全湿透,所以我到马路旁去买馒头。就在光身的木桌上,刷牙缸冒着气,刷牙缸伴着我们把馒头吃完。馒头既然吃完,桌上的铜板也要被吃掉似的,他问我:


“够不够?”


我说:“够了。”我问他:“够不够?”


他也说:“够了。”


隔壁的手风琴唱起来,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吗?手风琴凄凄凉凉地唱呀!


——(萧红《雪天》)


夜里,饥饿将她唤醒。天还不亮,旅馆过道别人的门上,已挂着“列巴圈”(俄国人称面包为“列巴”)。昏黄的夜灯下,“列巴圈”在过道别人的门前召唤着她。她忍不住轻轻开了门,起了偷的念头。


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第二次也打开门,这次我决心了!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的“饿”,为着他的“饿”。


——(萧红《饿》)


她一次一次打开门,又一次一次合上门。饥饿与自尊在争斗,最终她退回房间,选择了向自尊妥协。


只有饥寒,没有青春的岁月,消耗着两个年轻的生命。“郎华还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产后虚弱的身体,像一个空旷的原野,塞满了寒风,饥饿,和苦痛。


一个月后,郎华终于谈妥了一份家教工作,每日早晚教一个男孩子国语和武术,条件是对方无偿提供住所,与学费两两抵消。


于是,他们有了新家。道里商市街25号,一座带长院的小房子,虽然它不属于自己,对他们而言却有非凡意义。生活虽也饥寒,却是全新的。没有仪式,没有亲友的见证,他们彼此怀着珍重心,将这里当成了新婚的居所。在欧罗巴旅馆,她曾说“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从商市街开始,他们从情人,变成了夫妇。


玻璃窗子又慢慢结起霜来,不管人和狗经过窗前,都认不清楚。


我们不是新婚吗?他这话说得很响,他唇下的开水杯起一个小圆波浪。他放下杯子,在黑面包上涂一点白盐送下喉去。大概是面包已不在喉中,他又说:


“这不正是度蜜月吗!”


“对的,对的。”我笑了。


他连忙又取一块黑面包,涂上一点白盐,学着电影上那样度蜜月,把涂盐的“列巴”先送上我的嘴,我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盐太多了,舌尖感到不愉快,他连忙去喝水:


“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


盐毕竟不是奶油,带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甜,一点也不香,我坐在旁边笑。


——(萧红《黑列巴和白盐》)


流浪许久的患难情侣终于有了自由的港湾,这小小的房子,既不华丽也不暖和,却再也不必因交不起房租像野狗一样被驱逐被侮辱,也不需看房主的眼色忍气吞声像寄人篱下的无赖。这欣喜使他们对未来生出了无限憧憬,活着,爱着,真好。


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够足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我的任务是飞呵飞……寻找可吃的食粮,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我顾不了那整日盘旋在空中,呼哨着的苍鹰,也顾不了那专以射击燕雀而取乐的射手们。


——(萧军《为了爱的缘故》)


这段文字真是温暖,暖到了心底里。我甚至觉得,在他所有回忆与萧红生活的文章中,这段文字最见温情。他有豪侠情结,像个末世英雄,不轻易流泪,也绝不轻言放弃与妥协,他的骨头是坚硬的,棱角是坚硬的,甚至行事的风格也是坚硬的,却唯独留了一寸柔软心,住着他疼爱的女人。


然而,商市街的日子,是活生生的现实。再温暖的爱情,在冬天,也无法融化现实的冰墙。


屋外飘起了霜雪。哈尔滨的严冬如此冰冷,那凛冽的寒,和疼痛一样难忍,弥散在周身,仿佛连骨头都起了石化反应。产后留下的后遗症与长期虚弱形成的病灶,此时一齐显露出来。时不时就会发作的腹痛,与寒冷和饥饿轮番来袭。


她想学着做个可人的主妇,为爱人做饭洗衣,安静地等他回家。这本是甜蜜的一件事,却被无奈填满。


把手放在铁炉板上也不能暖了,炉中连一颗火星也灭掉。肚子痛,要上床去躺一躺,哪里是床!冰一样的铁条,怎么敢去接近!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郎华还不回来,有多么不耐烦!连一只表也没有,连时间也不知道。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


——(萧红《搬家》)


为了生活,为了使巢中病着的那一只康强起来,三郎像一只勤劳的燕子,不知疲倦地飞着,找着,累着,忙着。除了早晚给房东的儿子教课,他夜夜出去,在刺骨的寒风里走五里路兼做另一份家教。乃莹守着冰凉的屋子,有时在过道里一站半天,怀着一份热切,等爱人回家。房东的女儿每每穿着很暖和很时尚的皮衣华服,高筒皮靴一路很响地从身边经过时,甚至会羡慕地回头:“啊!又在等你的郎华!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


她不忍三郎没日没夜的奔走,身体稍有好转,便通过熟人想得到一份电影院广告副手的工作。她瞒着他出去的那一天,三郎急得找她几次都没找到,担忧和焦急让他几近崩溃。夜里回来时两人便吵架了,又都哭了。在愁苦中三郎喝醉了酒,在地板上一边滚一边嘟囔:“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多么心酸的告白。


然而第二天早起,两人仍相伴着去画了一天广告。但第三天,电影院便另请了别人。广告员的梦,他们只做了一天。


这段贫穷的日子,却是两人最恩爱的时光。他高兴时,便给她取许许多多可爱的昵称:小麻雀,小海豹,小鹅……想怎么叫就怎么叫,每一声都是爱意堆积。


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细,跑不快,跑起来,两只脚尖内向。


小海豹——是说她一犯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两只大眼睛,俨然像一只小海豹。


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她也不示弱。他们一起去“破烂市”淘旧货,三郎将一顶“四个耳朵”的帽子戴在头上,瞬间,她的三郎就变成了惹人疼爱的小动物。


立刻他就变成个小猫样……他又把左右的两个耳朵放下来,立刻我又看他像个小狗。总之,他戴起这样的帽子,不像个小猫,就像个小狗。


——(萧红《买皮帽》)


虽然贫寒,因为爱情的缘故,精神的愉悦似乎让生活也渐渐好转。他们结识了很多文艺界友人,并很快融入其中,成为画家冯咏秋“牵牛坊”的常客,经常与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开展聚会活动。


早年读书时,他们就接受过民族解放的启蒙,都是宣传抗日的进步青年,而三郎,当年是因组织抗日义军失败才来到哈尔滨,因此,在“牵牛坊”聚会的日子,使他们有着归队的充实和快乐。1933年前后,他们参加了罗烽、舒群组建的抗日团体“星星剧团”,在剧中,扮演宣传抗日的角色。后来,虽然部分成员被伪特机关抓捕,剧团也因此被迫解散,但他们的生活,已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遇见三郎,她是幸运的。这幸运不独是救她于水火,不独给了她温暖和爱情,还在于发掘了她的才情,从而造就了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


大约就在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期间,三郎开始鼓励她创作。他们最初相恋,是从她的一首小诗开始,彼时在东兴顺旅馆,她灵性的才情,像春天浅草般清新动人,磁铁般吸引了他,他瞬间便做了决定:留下来陪在她身旁,解救她,与她共赴患难。


她的文字,天生有着纯粹动人的力量。他第一次读到的感觉可以用惊艳形容,时隔两年,甘苦与共的相惜相知,三郎对她的才华有了更多理性认识。他用伯乐的眼睛和自信,鼓励她写作,像鼓励一只试飞的雏燕。


1933年春天,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弃儿》,那是她自己的心酸写照。她将心底的痛痂生生揭开,一字一句地复述给人看。往后她的很多作品沿袭了这份悲情,不造作,也不故作呻吟,一件一件袒露在那里,纯朴而凄婉。


她感动了自己,也拨动了读者心弦。从此她一发而不收,在文学这条路上,开始远行。


逃出“满洲国”


1933年10月,秋天的哈尔滨。


三郎和乃莹,摘到了文学路上的第一枚果实。在友人舒群的资助下,他们的短篇合集《跋涉》,署名三郎和悄吟,在哈尔滨“五日画报社”自费出版,共收录六篇三郎的,五篇乃莹的。


沦陷后的东北,在恐怖笼罩下,死水一般的肃穆与沉寂。《跋涉》的出版,是黑暗布景中忽然出现的一束光,那些不屈的吟唱与呐喊,在暴雨来临前漆黑的夜晚,点亮了一窗灯火,成为无数人坚强温暖的指引。


东北文坛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悄吟,在三郎的护佑下,走向了新的人生边缘。


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在整个的满洲文坛,受到了读者潮水般的好评。


……悄吟的,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都是很好的作品,至于作者描写的洁净细致,也有相当独到之处。


——(王秋萤《满洲新文学的踪迹》)


然而,两个月后,这本集子便遭到日伪统治当局的查封没收,关于这本书的恐怖传言也时有耳闻。更为恐怖的是,某日外出,他们发现被人跟踪,街上到处是宪兵的身影。回到居所关紧门,两人挤在昏黄的洋烛下收拾箱子,每册书都翻了一遍,生怕留下反满抗日的物证,连一张高尔基的相片,也扔进大火炉化为灰烬。


查验完毕人已松弛,坐下来,本以为再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痕迹——她随意地玩弄着一张吸墨纸,不经意间却赫然发现吸墨纸上有一行红铅笔的字迹: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她惊出一身汗,毫不犹豫将那张贵重的吸墨纸投进了火炉。


一本《世界各国革命史》,她神经质地站起来也要拿去烧掉。三郎按住她说:“疯了吗?你疯了吗?”她才一声不响地安静下来,直到灭了灯睡下,眼睛也大睁着,听着屋外的风声、院中的狗叫声和一切细微的声响。


郎华按住我的胸口……我的不会说话的胸口。铁大门震响了一下,我跳了一下。


“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谣传不要太认真。他妈的,哪天捉去哪天算!睡吧,睡不足,明天要头疼的……”


他按住我的胸口。好像给噩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


——(萧红《剧团》)


哈尔滨的形势越来越紧迫。但三郎,始终是一头顽强的狮子。“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他说得轻松,但恐怖的阴影到底还是越逼越近了。剧团成员接二连三失踪,耳边总有人悄悄议论“宪兵队前夜又捉去了谁”,“刚捉去的谁听说又与剧团有关系……”沦陷的东北,伪满洲国,家园已芜,已沦为侵略者的屠场。


逃亡,列入了他们的计划。


当时的紧张局势,对两个抗日进步文学青年来说,除了逃亡,再没有更明智的路好走。后来,哈尔滨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这是多么理性的选择:离开哈尔滨仅一周,罗烽被捕入狱;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左翼阵营中的友人接二连三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


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除了悲愤,再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往日的宁静生活,已在日本军刀和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下,消失殆尽。


这里是故乡,从出生到永远,一直都是。但只要伪满洲国存在一天,就是他们的地狱。


1934年5月,先期逃亡到青岛的友人舒群来信,邀请他们去青岛避难。6月10日清晨,他们在商市街的居所吃了最后一顿早餐,终于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熟悉的哈尔滨,向远方流亡。


我手提个包袱。郎华说:“走吧!”他推开了门。


这正像乍搬到这房子郎华说:“进去吧”一样,门开着我出来了,我腿发抖,心往下沉坠,忍不住这从没有落下来的眼泪,是哭的时候了!应该流一流眼泪。


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别了家屋!街车,行人,小店铺,行人道旁的杨树。转角了!


别了“商市街”!


小包袱在手上挂着。我们顺了中央大街南去。


——(萧红《最后的一星期》)


她多么不舍。故土难离,何况,她心酸又温暖的童年、她成长的屈辱和不幸、她情感的波折纷扰、她对理想的憧憬与觉醒,还有那埋在故园中亲爱的祖父,还有她与三郎患难中的相恋相依,还有那么多交织着甜蜜与苦难的往事……都在这一别中,成为不可触摸的回忆。


此后,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没有机会返乡一次。


她短暂的一生都在流亡中,数年后她躺在香港医院的病床上,对守护她的骆宾基说:“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流亡异乡的女子,带着对故土刻骨的怀恋,原谅了父亲曾经的蛮横。一颗苦难的赤子心魂中,盛满了千里之外那令人心酸的故土亲情。


1941年的“九一八”十周年纪念,病中的女作家萧红写下她留给世间的最后一篇作品《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萧红《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然而,这样美好的印象,只停留在东北沦陷前的记忆中。她与三郎登上“大连丸”号轮船驶往青岛时,这片土地上只有侵略和苦难。


6月15日,带着爱情和两颗欢喜心,他们踏上了岛城的土地。三郎后来回忆此时的心境是:“怀着鸟一般的欢心;火一般的爱!踏上祖国的海岸;投入母亲的胸怀!”


虽然前路不明,但他们总算逃出了“满洲国”,动荡恐怖中的生活,终于暂远了。一个全新世界的人生,在等待着他们。


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


不然丢了你,怎能感到有所亡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