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杀是在上午九点钟发生的。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袁一平被刺中以后，他身板挺直地又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大厦钟楼的报时钟突然击响了，他才极不情愿地摔倒在地上。

钟声低沉、悠扬，像丧钟般悲哀而又意味深长。

二十几年以后，有人说，这一声钟鸣宣告了新一轮命运搏杀的开始。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地区在接连下了几场重雪以后，突然雪霁天晴，碧空如洗。刺目的阳光从漫天里无遮无拦地斜射下来，又被白皑皑的积雪反射回去，在半空中溅起无数亮点，金光闪烁，明媚辉煌。

王星敏说，那天的一切都显得太直接、太明亮了。一切掩饰都被揭去，透彻中充斥着不祥。

凶杀发生的地点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的热闹场所，近日由于每天都有数批知识青年从这里乘专列发赴山西省各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广场完全成了红旗和人头汇集成的海洋，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喧闹到极点。

然而，就在这个明亮辉煌的时间，这个冠盖如云、稠人广众的地点，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一个青年把另一个青年杀死了。他使用的是一把真正的凶器——三棱刮刀。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是一起突发性的斗殴致死案。

两拨青年因一桩琐事而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进而互殴，接着拔出了刀子，最后是一个人的死亡。

根据从现场提取的证言分析，这起案件背景单纯，不含任何政治性或阶级色彩；过程呈直线式，平淡得几无情节；从骤发到结束仅仅持续了半分钟。至于杀人动机，人们没有再费心研究，因为同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许多伤害案件一样，这起案件的动机也是既荒谬又简单的。

简单得令人费解，荒谬得完全不符合逻辑。

应该说，死亡是突然降临的，没有任何预兆，无法前期防范。除了两个当事者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别人无须负任何责任。

然而，在事过二十六年之后的今天，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仍不能忘记这个事件，无法平静地对待这个已成为历史的死亡。他们甚至把它当做自己以后十年苦难历程的起点。

人们告诉笔者，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带有神秘意味和启示性的死亡。它联系着为争夺命运而引发的更多死亡。

2

争吵是知识青年们在广场上与亲友话别时发生的。据目击者说，起因是为一件待运的行李。准确地说，是一只很漂亮的牛皮箱，橙黄色，华贵而醒目。当然，这只皮箱之所以会引起麻烦，不在于它哗众取宠的外表，而是它的实际主人，以及在以后引起了诸多猜测议论而一直未被证实的、皮箱里面的真正内容。

袁一平和其他几个学校方面委任的知识青年临时负责人在清点待运行李时，看见这只皮箱。袁一平犹豫了一下，他似乎有几分气恼，又有几分惶惑和无奈，望着皮箱愣怔了好一会儿。清点完行李，他又反过身来，用手拎起了皮箱。就在这一刻，他的脸涨得通红。

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这是谁的皮箱？”袁一平向周围的人问。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嘶哑。

无人应声。

袁一平突然笑了。他笑得很怪，既开心又痛苦，脸上的肌肉很难受地拧在一起。“妈的，好汉们都上哪儿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然后双手一扬，用力把皮箱抛向天空。皮箱沉重地摔回地面，又滚动了一下，落在一洼污脏的积水中。

这时，一个戴着一方花头巾的姑娘静静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很吃力地提起皮箱，准备把它再放回行李中。袁一平挡住了她。

“是你的？”袁一平颇感意外地问。

“嗯。”姑娘低着头，神情腼腆、窘促。

“行李牌上的姓名为什么是陈成？”

“陈成也要到山西去，他报了名。”姑娘说。

“嗬嗬。”袁一平又一次怪笑起来，“别做梦了，判决书已下，陈成马上就要吃枪子了！”说完，伸手就去抢皮箱。姑娘紧抱着皮箱不松手，被袁一平连箱子带人一起推倒在地上。

袁一平回身向自己的同伴说了句什么，有人递给他一把匕首。他拿着匕首，弯腰就向皮箱捅了一刀。

人们记得很清楚，直到这时，杨宏全才挺身站了出来。据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矮，身单力薄，但面目却清秀俊朗，一派小生模样。二十六年后人们提起他时，偶尔还用“小美男子”这个称号来指他。当然，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这种称呼其实是另有意义的。

杨宏全弯腰躬背地护住皮箱，低声说：“皮箱是我带来的，我再送回去。”他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乞怜成分，低眉顺眼地不敢正视袁一平。“是我，我带来的。”他又重复了几次，声音更低、更小。

杨宏全还想更多地解释什么，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了，身高力壮的袁一平死死地拧住了他的脖领子，并且用匕首顶住了他的眉心。

这时，袁一平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正是这句话，把他引向了死亡。他说：“杨宏全，你放明白点儿，这里已经不是青年湖中学，也不再有高二（七）班！”

事情发展到现在，如果杨宏全还能忍一时之气做出让步的话，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但是他显然被这句话激怒了。他的眼睛里冒着火，嘴里凶巴巴地骂着什么。同时，他突然用左手去夺袁一平手中的匕首，而他的右手却在挣动中伸向了自己的后衣襟，那里，掖着一把尖利的刮刀。

袁一平猛地往回一抽匕首，杨宏全的手掌立时被割得鲜血淋漓。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都没有了退路。

3

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劝止呢？广场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都袖手旁观而不及时制止这场斗殴呢？

二十六年后笔者曾无数次地问被采访者，你们究竟是什么心理？

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似乎一切发生过的不仅极其自然，而且相当合理。于是，平平静静地看着它发生，无动于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临。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他自称目睹了凶杀的全过程。此公在讲述这个过程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污言秽语随口而出，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那高级职称的真实性。然而一旦谈到凶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副教授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无法劝止，”他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仇杀。他们拼死争夺的东西，是命运。”

命运？为什么？

“命运不仅具有可变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对它的争夺只发生于同一类别的人之间。命运的可变性发生麻烦时，人们会奋起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却导致同类相残……”副教授循循善诱地对我讲述着命运的主题。

我无语。对命运这个概念，我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不轻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联结点，也就找到了他们命运的分歧点。”副教授说，“你要注意，这个联结点应该是形式和本质的完全统一。”

他们之间当然有联结点：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就在这天的上午，他们将要登上同一列火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说，在注销了北京市的城市户口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但是，这难道能成为残酷殴斗甚至是凶杀的理由吗？

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可是，他们从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不是应该忧患与共、相扶相济吗？

应该？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和统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种学者式的淡漠语气回答我。但是透过他那副水晶眼镜的镜片，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难以掩饰的伤感和冷酷。

另一位当年的目击者，现在辞去公职蹬客运三轮车的仁兄也认为无法劝止。采访他的那天，他让我坐在车上，拉着我沿二环路整整走了两圈，给我讲了许多旧人往事。他说：“能够阻止凶杀发生的人都不在现场，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狱中。”

我知道他说的是周奉天和陈成。他们都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又是当时全北京市有组织的黑社会集团的两个最重要的首领。

他说，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在场，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唉，人不是像传闻的那么坏。

说这番话时，他停住了车，久久地望着路边成片的高楼大厦出神，似乎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建筑物似的。神情凄清、茫然。

“北京变了，完全变了。”他说。

4

先下手的是袁一平。第一刀就戳进了杨宏全右大腿的内侧。进刀很深，蓝制服棉裤先是翻卷起一团雪白的棉花，随即就被喷涌而出的鲜血浸透了。再后来，整条裤腿都湿漉漉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袁一平缺乏格斗场上的历练。他或许经常下手打人，也不是第一次动刀子，但远不具备以命相搏、拼刺格斗的经验和心理素质。刺出第一刀以后，那句著名的决斗法则迅即在他身上应验了：先下重手的人必然最先胆怯，除非你真的想杀人！

袁一平当然没有杀人的预谋，而且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他是学生干部，与人争斗时凭仗的是势力而不是刀子，但是他仍然先下了重手，舍长而用短，这是他的悲剧。

刺出第一刀以后，袁一平和杨宏全似乎都被这个突然变故吓愣了。两个仍傻呆呆地相互扭扯和挣动，又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注意到，袁一平此时面色苍白、呼吸粗重、目光呆滞，显得极度紧张和恐惧。刀子还在他的手中，抓得紧紧的。持刀的手臂却高高地举向头顶，血水顺着刀柄流淌到他的手上和脸上，又脏又粘。

“他这时应该扔掉刀子，”陈成后来曾淡淡地评论说，“这样他紧张的心理会得到缓冲。”

而直到这时，杨宏全的那把刮刀仍没有从后腰里拔出来，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一把刀。

后来，袁一平先松开了手，这就注定了他的死亡。

据说，袁一平当时哭咧咧地怪叫了一声，同时用双手狠狠地推了杨宏全一把，几乎把杨宏全推倒在地；而他的匕首却在不经意中划破了自己的脸。他又愣怔了一下，竭力挺直腰板，大喘了两口气。但是，他随即就崩溃了。

人们说，他突然转过身，疯子般地向远处跑了。

杨宏全立即就追了上去。

这是一种本能的或下意识的追击，完全是由敌人的突然脱逃而诱发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说，他伤得很重，动脉肯定被切断了，流了大量的血。血水灌满了他的鞋窝，每跑一步都溅出一圈血点子。血是热的，地面上飘散起淡淡的白色雾气。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高马大的袁一平竟没能跑掉。而且，根据地面上的血脚印计数，杨宏全仅用十三步就追上了他。

十三个血脚印：数字和阴险与色彩的不祥竟组合在了一起。

广场上的人太多了。袁一平钻着人缝猛跑了几步，突然迎面撞在一位中年妇女的身上。应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了人性本能的善良，在与中年妇女碰撞的一刹那，袁一平竟猛地耸身向后顿住了脚步，从而使那位妇女仅被碰得趔趄了两下就站稳了身子，袁一平自己却不得不在原地停顿了下来。当然，他的停顿和迟缓也仅仅延续了半秒钟。

但是，半秒钟就足够了。杨宏全就在此刻扑到了他的身后。前仰而后扑，两股力相向作用，使杨宏全手中那把七英寸刮刀被齐根儿送进了袁一平的后心。他们合力杀死了他们自己。

根据目击者的陈述，这时，袁一平慢慢地转过身来，困惑不解地看着杨宏全；然后，他又缓缓地仰起头，眯着那双已经失去了神采的眼睛，怅惘地望着头顶上方湛蓝的天空和那轮血红色的冬日，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最后，他极不情愿地、慵懒地躺倒在广场高大的水泥砌块上。

他的姿势并不雄壮，四肢松软散漫地摊撒开，但是右腿痉挛了几下之后再也没有伸直，摆成了一个走了形的“大”字。

杨宏全脸色煞白，失血和惊恐使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他弯下身子干呕着，几缕涎液从嘴角一直挂到胸前，使那张曾经挺漂亮的脸看上去污秽不堪，像一个白痴。

当人们逐渐围拢上来时，他抬起了头，张皇无助地向人们望去，嘴一张一闭，似乎想解释些什么，但是他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后来，他紧紧地闭上双眼，一颗巨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急速地向下滚落，在蓝制服棉衣的前襟上溅落成无数水星。

后来有人说，杨宏全仰倒的姿态近乎是完美的，身板笔直，铿锵有声，像是在演舞台剧。

许多人特意提到，杨宏全倒地的位置恰好在袁一平的头上方，从而为那个不成功的“大”字重重地添了一笔，构成一个难看的，然而却令人心惊肉跳的“天”字。

天，一个没有精确含义的概念。它总让人联想到命运。

此时，杨宏全的老母亲正在广场上转悠着找儿子。

儿子早上是赌着气从家里出来的，他想把家里的洗脸盆带走，母亲没有同意。家里就这一个盆，全家人洗脸洗脚都用它，你带走了，你爸用什么？

儿子刚一走，母亲就掉了泪。她从邻居那里借了两块钱，买了一个新洗脸盆，送到火车站来了。

当所有的人都被这起瞬间发生的血案惊呆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此时此刻却表现得从容而又镇定。她就是那个戴着一方花头巾的姑娘。

她从水洼里拎起那只橙色的皮箱，用棉手套揩去皮箱上的泥渍，解下那方花头巾包裹在皮箱的外面，使它不再那么醒目扎眼。然后，她悄悄地又把它放回了行李堆里。

几分钟以后，这件标记着陈成名字的、沉甸甸的皮箱就被装上了行李车，发运到山西去了。

姑娘目送着皮箱被拉走了，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对于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流血惨剧，似乎完全不在意。

后来有人坚持认为这个姑娘就是王星敏，陈成名义上的女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许多材料都可以证实王星敏当时肯定不在现场。如果在场的话，她应该是可以制止惨剧发生的第三个人。

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呢？

搬运工人注意到，姑娘的左手有残疾，手背上那道深紫色的疤痕使她的手不能完全合拢。

这时，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中传出一个甜美的女声，通知赴雁北的知识青年们开始进站登车了。随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声又一声地代表首都人民向他们表示“最最崇高的敬意”。她的音调高亢而造作，亢奋中掩饰不住局外人的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