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马贼歌谣记述了三江地区土匪的猖獗：

平东洋大蓝字，

压五省遮天蔓。

黑八爷半座山，

天南星闹得欢。

歌谣中提到六位匪首，平东洋、大蓝字、压五省、遮天蔓、黑八爷、天南星，他们一色胡子大柜，也可称为匪王。刀尖马背上行走的生命，各有独特的传奇故事……在我的另一本书的“后记”中，对东北土匪做了初步介绍——

“胡子”这个以其恐怖与罪恶，被喊打与被唾骂的称谓或阶层，在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留给今人的印象是模糊的、遥远的、陌生的。阶级的评价多少掩盖了道德的评判。给“胡子”定性支离破碎、偏颇、不完整和贪婪、凶残、打家劫舍。目睹者口传后人的多数是超乎常理的杀杀砍砍抢抢夺夺的血腥故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胡子”，常常带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有民族变节沦为日本汉奸走狗的；有死心塌地成为国民党的帮凶的；有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的。在关东这块蛮荒、肥腴、丰腴一样的土地上，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色天空的映衬下，把“胡子”的命运概括为这三种结局显然是客观、公正、实际的。但是有一点不应该忽视：“胡子”就是“胡子”。

“胡子”产生到形成强大的猖獗势力，始于明末清初关东富庶的黑土地开禁，中原人的闯进，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日俄战争后，这里变成殖民地，关东人被置于铁蹄践踏、官府压榨、恶人强食的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便揭竿而起，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成为“胡子”，绺子中人员成分囊括了关东社会各阶层人物。至于“胡子”产生、发展、消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罢，我写的这本纯粹“胡子”故事不回答这些问题，文学描写的“胡子”有它的缺陷，艺术的真实难免与实际事件有出入，但我力争把“胡子”写得像“胡子”。

土匪故事我写了几部，涉及的土匪头子众多，称他们大柜、大当家的、匪枭、匪王……这部书中匪王天南星便是众匪首中的一员，写他们与我少年的一个经历有关：那年荒春的三月，残冬的景象仍在冻僵渐醒的柳枝上逗留，这个季节无疑预示或者加深了我对“胡子”的印象。三江地区西部沟沟壑壑的赵坨子，火药味显然在几十年前就已消散，阴森的匪巢已被沙砾埋没，陡峭的坨壁上垂吊的笤条子周围布满指粗的圆洞，可以断定是三八大盖枪洞穿的弹孔，或许是当年藏匿树丛里的一个胡子被密集的子弹打碎。找到两枚锈蚀发绿的弹壳后，我见到露出沙尘中的一个白光光的骷髅头，当向他投去恐惧一瞥时，一道闪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一颗长长铜子弹头嵌入骷髅的前额。迟疑了许久，我颤抖的手捧起并不洁净的沙尘把骷髅头埋掉……死去的人是谁？这件事一直萦绕我的脑际，答案始终没有找到，匪王天南星之死，肯定不是子弹射入头颅，写他不是为了回答疑问，而是讲述又一个匪王的传奇，他究竟与其土匪有什么不同呢？有一首土匪歌谣这样唱：

当响马，

快乐多，

骑大马，

抓酒喝，

进屋搂着女人吃饽饽（***）。

书中讲述了匪王和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