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县政府同意贺文慈辞职的批复文件已经下发了。怀着一份解脱的喜悦心情，贺文慈回到了洪家关故里，从此真正当了农民。

在贺文慈看来，当一个农民自由自在，种田种地，自食其力。要发家致富只要自己勤快些就行。但是，他的想法很快就在现实中碰了壁。从解放那一天起，农村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没有停止，先是土地改革，接着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再到反右和“四清”运动。贺文慈身不由己，在每次运动中几乎都成了被整对象，这原因就在于他的一段历史问题被人揪住了尾巴。而这段历史问题，就是他当过芭茅溪乡长和乡自卫队长的那段经历。

最早来清查他的历史问题的人，是县公安局的人，那是贺文慈辞职回家后不久的一个上午，两个带着短枪的公安人员，来到了贺文慈家中。其中一个说：“贺文慈，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人，要调查一段历史案子，请你跟我们到县公安局去配合调查这段案子。”

贺文慈回道：“是什么案子？”

“你去了就知道了。”另一位公安人员回答道。

贺文慈随即跟着两位公安人员到了县公安局。这一去就住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中，办案人员重点是查问他在芭茅溪当乡长和任民团自卫队长的那段历史。

公安局的审案人员曾反复追问他这样一个问题：“贺文慈，你当游击队长多年，为何又接受国民党县府的任命当过乡长和民团自卫队长？”

贺文慈如实回道：“我那时有几点考虑，一是不接受任命的话，国民党会继续命令围剿我们游击队，这对保护游击队的实力不利。二是我只答允任命，不服他们的调动，仍有自己的独立性。三是贺龙当年叮嘱我留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伤病员、保护父老乡亲，贺龙曾要我以办民团为幌子，迷惑敌人，我想，答允国民党县府的任命也就是一个策略而已。所以我就接受了他们的任命。”

“不管怎么说，你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乡长和民团自卫队长，这是事实吧？”

“是事实。”

“那好，就凭这一条，你就是个历史反革命！”办案人员最后道：“你的问题我们会报给县政府，怎么定性，你等通知吧，现在可以回去了。”

贺文慈于是又回到了家中，不过半月，县里派来工作组到洪家关村公开宣布：“贺文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决定让其留村实行戴帽管制三个月，强制劳动改造。”

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此沉重地戴在了贺文慈的头上，听到公开宣布的那一刻，贺文慈差点昏倒在地。

“我要申诉，我要抗争。”一个顽强的信念不久在贺文慈心中渐渐升起。自从宣布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他感到自己无比的心酸屈辱。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开始了漫漫的申诉与抗争之路。

有许多次，他毅然跑到县政府找到马县长当面申诉道：“马县长，我不是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给我戴这顶帽子啊！”

马县长叹口气道：“你的问题是县公安局调查审定的，你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乡长和民团自卫队长，这就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乡长和民团队长难道就要划成反革命？”

“那当然，乡长和民团队长是国民党才封的官，你站到敌人那边去了，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我接受封任那只是个策略，向胖子最后还是我抓获的，我有什么罪行，为什么是反革命。”

“你接受过国民党的任命就错了，请你不要再辩驳了。”

“我要申诉，我没有错，我要找贺胡子给我证明清白，贺胡子当年就是叫我以民团为掩护而留下来保护伤员和群众的。”

“你去找吧，我怕贺胡子也不会给你证明！”

贺文慈走出县府，真想只身到重庆去找贺龙，但又放心不下家里的事情，想到自己又弄不到证明，路上若被人查出是反革命，到时被扭送回来，也到不了重庆。于是只好又回到家里，决定给贺龙写封信去申诉一下自己的处境。

贺文慈冥思苦想，提笔写了一个晚上，终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信，内容略曰：“我今深陷冤枉，已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罪名了。胡子，你是了解我的，当年长征前夕，我要求随主力部队远征，你劝我留下来，为的是要保护伤病员和众乡亲，你还叫我必要时办起民团，以掩护自己的合法身份。多年来，我就是照着你的嘱咐去做的。我带游击队，一直坚持与敌人周旋。解放时，临时县政府还让我当了一届乡长，并协助解放军抓获了向胖子，后来又是我自动辞职才回老家的。谁知道回家当了农民，县公安局又追查我的历史问题，给我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觉得真是冤枉得很啊，胡子，我写信给你，我相信这事只有你才清楚，我到底是革命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请你无论如何要写个信来给我证明清白啊！”

信写毕，贺文慈就投给了邮局，过了不久，贺文慈收到贺龙以云卿名义拍的一份电报，内容为：“善臣弟，信已阅，你定性的问题我已给有关部门去电报以证明，请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拿着这封电报，贺文慈不胜激动，第二天，他来到县公安局，找到有关办案人员道：“贺龙给我来电报了，他说给你们也发过电报，你们收到没有？”

一个办案人员回道：“我们收到了，不过，关于你的问题我们还现在还不好给答复，你还是去找县领导吧。”

贺文慈再到县府去问马县长，得到的答复很含糊。马县长说：“你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和民团队长是事实，按政策，划分历史反革命没有错。”

“贺胡子都证明我没问题，你们为啥不纠正？”贺文慈气愤地问。

“贺胡子只能证明你以前的历史，参加民团自卫队的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嘛！”

“不清楚？那难道我就只能把这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戴到底了？”

“话不能这么说，党的政策是不会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吧，以后，可不许乱说乱动。”

“苍天无眼啊！”贺文慈无不悲伤地感叹道，然后只得郁郁地回到了洪家关。

申诉无望，黑帽难摘，贺文慈从此只有默然地忍受着劳动管制。

年复一年，转眼到了1960年初冬，一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队长征求大家意见道：“现在已到冬季，生产队的8只牛需要进山守牧。

你们谁愿意上山去守？”

“我报个名吧，我愿意去守！”贺文慈首先响应道。

“你年纪大了，山上冷，你吃得消不？”队长问。

“没问题，我这人习惯在山上住！”贺文慈又道：“不是我吹，过去我们打游击的时候，常常都是露宿山头过夜的。”

“文慈叔上山守牛很合适。”有社员赞成道。

“好，文慈叔报了名，就算一个吧。”队长又道：“守牛要两个人，还有谁愿意去？”

“我也愿意，让我跟文慈大哥做个伴吧！”懒虫童文安报名道。

“要得，文安叔愿意去最好。”有人又发言道：“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过去是老搭档，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队长也立刻同意道：“行，这事就这么定了。这放牛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了。”

第二天，童文安与贺文慈一起，即赶着8头黄牛上了马夫寨去放牧。

马夫寨距洪家关约有三公里多路，此山主峰有700多米，山腰之间有许多起伏的缓坡地带，里面长有茂盛的灌木丛和青草，很适合牧羊过冬。每年冬季，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牛群，都会被集中赶到这山上来放牧。

中午时分，贺文慈与童文安赶着牛群到了牛角山的木峪里，此地有两间卵石砌的空房子，一间是关牛的牛栏，一间是守牛人的住屋。

两人把牛赶进灌木丛，任其自由寻吃青草，接着又一起到卵石房内铺草置被，安好地铺。贺文慈又捡来一些干柴，升起一堆柴火。再提了一桶水来，用三块石头搭起架子，上面放铁锅煮起饭来。

一会儿，苞谷饭闷熟了，屋内散发出一股清香。童文安这时将一个老南瓜剖开把皮剥了，用刀切成一块块的，放到锅中干炒，因为没有油，只好用清水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