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政治上，苏轼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派，也不入司马光的保守派，可谓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自然在劫难逃。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又被贬到惠州，他在这里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绍圣四年（1098），一些反对派看到苏轼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即所谓的“天涯海角”所在地，这里可是历代贬官最远的地方。可是苏轼在此依旧活得丰富多彩，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创作在此时也极为丰富。

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1）正月，哲宗驾崩，年仅24岁，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爱戴元丰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作诗日：“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轼也是在这次的召还之列，年过花甲的苏轼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与苏辙决定聚首常州。

不幸的是，他在到达仪真的时候染病，坐船来到常州后，仍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益加剧，后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7月28日病逝，终年66岁。之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的峨眉山。

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苏轼绝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虽然一生命运坎坷，事业屡遭不顺，但是他却从不气馁，也不放弃，在逆境中却写出了很多传诵至今的豪放派诗词，表现了他变通的做人原则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在临终之时，苏轼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话中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未曾有所改变。

而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

如他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词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该词全篇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撼人心魄，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被誉为“千古绝唱”。吟诵这壮美的词章，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得亦不喜，失亦不忧；顺境思危，逆境亦乐，才是我辈应有的变通处世之道。

苏轼自大擅改王安石诗遭贬

北宋时期的著名宰相、改革家王安石，字介甫，他不但在政治上有极高的建树，而且博学多才，为时人所不及，大文豪苏轼就非常佩服他。

苏轼字东坡，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比王安石小15岁，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出口成章，被时人称为：“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苏轼曾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的门下做事。王安石很器重他的才能，然而，当时的苏轼还比较年轻，自恃聪明，常常说出一些得罪人的话。

有一次，苏轼和王安石坐在一起谈文字，论及坡字，坡字从“土”从“皮”，于是王安石认为“坡乃土之皮”。苏轼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听了呵呵笑了，但心中很不高兴，不过当面也没说什么。

又有一天，王安石与苏轼谈及鲵字，鲵字从“鱼”从“儿”，合起来便是鱼的儿子的意思。苏轼又调侃说：

“鸠可作九鸟解，毛诗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就是说鸠有七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只鸟吗？”王安石觉得苏轼是自作聪明，心里就十分反感，觉得他还欠历练。

后来，苏轼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任满回京。想当年因得罪王安石，落得被贬的结局，这次回来应投门拜见才是，于是便往宰相府来。

此时，王安石正在午睡，书僮便将苏轼迎入东书房等候。苏轼闲坐无事，见砚下有一方素笺，原来是王安石两句未完诗稿，题是咏菊。如果是会做事的人，肯定会夸奖王安石的文采一番，但是苏轼还是自以为聪明。

他笑道：“想当年我在京为官时，写出数千言，也不假思索。三年后，不想江郎才尽，起了两句头便续不下去了。”苏轼把这两句念了一遍，不由叫道：“其实，这两句诗是说不通的。”

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在苏轼看来，西风盛行于秋，而菊花在深秋盛开，最能耐久，随你焦干枯烂，却不会落瓣。想到这里，苏轼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变在王安石的诗后面添了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待写下后，又想如此抢白宰相，只怕又会惹来麻烦，若把诗稿撕了，不成体统，左思右想，都觉不妥，便将诗稿放回原处，告辞回去了。

第二天，皇上降诏，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在黄州任职将近一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秋天，这一天，忽然刮起了大风，风息之后，只见后园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苏轼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此时方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不由对友人道：

“小弟被贬，只以为宰相是公报私仇。

谁知是我的错了。我自以为是，真的是大错特错啊！”

苏轼与妹姝赋诗互斗趣

苏轼有个世称苏小妹的妹妹，此女能诗善对，人又聪明，据说其诗才不在其两个哥哥（苏轼、苏辙）之下。

苏小妹长得不胖不瘦，薄薄的丹唇，乌溜溜的大眼睛，再配上高高的额头，突出的双颚，一看就是一副调皮的样子。她从小就爱与两个哥哥比才斗口，一派天真，尤其是大哥苏轼满腮胡须，肚突身肥，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更是她斗口的对象，于是整天在家口战不休。

有一天，苏轼拿妹妹的长相开玩笑，形容妹妹的凸额凹眼是：

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苏轼形容妹妹长得难看，一般女孩子都会勃然大怒的，但苏小妹却不是，只见她嘻嘻一笑，当即反唇相讥：

一丛衰草出唇问，须发连鬓耳杏然；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

这诗讥笑的是苏轼那不加修理、乱蓬蓬的络腮胡须。

女孩子最怕别人说出她长相的弱点，苏小妹额头凸出一些，眼窝深一些，就被苏轼抓出来调侃一顿，苏小妹说苏轼的胡须似乎又还没有抓到痛处，觉得自己没有占到便宜，再一端详，发现哥哥额头扁平，了无峥嵘之感，又一副马脸，长达一尺，两只眼睛距离较远，整个就是五官搭配不合比例，当即喜孜孜地再占一诗：

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方流到口边。

苏轼一听，乐得拍着妹妹的头大笑不已。苏家兄妹戏谑起来，可说是百无禁忌，常常是语带双关，让人一不小心就着了道。

苏轼诗戏张先晚年艳福20世纪90年代时，美国有电影名叫《洛丽塔》，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未成年少女忘年恋的故事，该片引进中国时，有人用苏轼的诗句“一树梨花压海棠”来为这部电影命名，时人都说该名字很典雅很有象征意味。

原来这句诗是来源于苏轼说张先“老牛吃嫩草”的典故，苏轼和张先都是宋代词人，张先比苏东坡大40多岁，但由于共同的诗词爱好，两人结为词友，常有诗词唱和。

张先生性风流，“至老不衰”。他的词作以反映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为主打，是北宋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因活得潇洒，健康长寿，80岁了却老当益壮，娶下一个18岁的黄花闺女做小妾。

此时，苏轼正在京城供职于国家文史馆，干点编修国史的闲差，无聊之时，总好和情趣相投的文友们聚聚打发时光。得知张先耄耋之年又交了桃花运，便与一帮词友相约来到张前辈家，一来为道贺，二来为寻开心。

到张先府上，众人见了如花似玉的新娇娘后个个艳羡，就起哄一定要张老前辈谈谈80岁做新郎的感受。这老张头作艳诗本是拿手绝活，这会儿趁着高兴劲儿，张口便作一诗：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老张先不愧老当益壮，这把年纪了居然一点不糊涂，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瞅着老张头那个高兴劲儿，心说你先别臭美，看我如何编排你，遂脱口和上一首不无揶揄的调侃诗：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苏轼这首打油诗极具诙谐调侃之意，尤其是结束句“一树梨花压海棠”，堪称点睛之笔，既形象，又贴切。梨花色白，恰到好处地比喻了白头老翁张先；海棠红艳，形容娇艳欲滴的年轻女子别有一番神韵。一句话把老夫配少妻的床上情景图描绘得惟妙惟肖。

据说，张先虽已年过80，又与小妾共同生活了8年，并让小妾给他生下了两男两女。

苏轼因词得福

苏轼是写诗作词的天才，他的诗词总能别具风情，高出别人一个层次。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岁当丙辰，苏轼正在密州知州任上。这一年的中秋节是个很平凡的日子，但却产生了一首在文学史上永放光芒的不朽词章。

苏轼是因为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不同而被黜为密州知州的。在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的风习下，这自然有被贬谪的感觉。而这一年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在外，颇为失意。兄弟俩的父母没有了，仕途又都很坎坷，苏轼的心情有些压抑。

中秋夜晚，皓月当空，苏轼与客人在新筑成的超然台上赏月饮酒。欢乐之余，不免有些思念弟弟，感慨颇深，即兴写成《水调歌头》一首，其序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作此篇兼怀子由。”其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以明月为线索，隐显明暗交错，处处咏月，同时也处处在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起笔突兀高远，是对人生宇宙哲理的深沉思考。接着写欲脱离尘世而升上仙界，但又恐怕“高处不胜寒”，表现出对现世的热爱与眷恋。表面是写仙凡之念，实质是作者出世人世思想矛盾的曲折表现。

下片从月亮的转移变化，盈亏圆缺，联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从而得出不应事事都求完美无缺的结论。全词贯穿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最后以旷达的情怀收束，给人以鼓舞和启迪，人情味十足，感染力极强，是咏叹中秋明月的千古名篇。

南宋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说得虽然有些过头，其他的词也在继续流传，并没有作废，只是有些相形见绌罢了。仿佛是群星灿烂的天空出现一轮明月，其他的星宿马上就显得黯淡无光了。也可看出这篇词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有一天，宋神宗问现在宫外面最流行的曲子词是什么，太监便把这首词抄给了神宗。神宗看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几句时，深有感慨地说：“苏轼终究是爱戴君王的。”

于是下诏把远在黄州的苏轼调到离京师比较近的汝州。苏轼因这首词的创作而得以迁往内地，也算是因词得福了。

苏轼感叹世事如“雷泥鸿爪”

宋代词人苏轼有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很有趣，其中也有个故事在里面，其词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原来，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年轻时进京赴试曾到过渑池，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在洛阳之西，崤山之东。他们两人曾在那儿的一所寺院里住宿过，寺院里的老和尚奉闲还殷勤地招待他们，他们也在寺内的壁上题过诗。

后来苏轼又一次路过渑池，苏辙听闻后就写了一首《渑池怀旧》诗给苏轼看，苏轼便又回忆起那些情景，他来到当初的寺院里，其时奉闲已经去世，题诗的墙壁也已经坏了，想想自己漂流不定的行踪，不由得感慨起来，便在和诗中对苏辙说：“人生在世，到这里、又到那里，偶然留下一些痕迹，你知道像是什么？我看真像随处乱飞的鸿鹄，偶然在某处的雪地上落一落脚一样。它在这块雪地上留下一些爪印，正是偶然的事，因为鸿鹄的飞东飞西根本就没有一定。老和尚奉闲已经去世，他留下的只有一座藏骨灰的新塔，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到那儿去看看当年题过字的破壁了。老和尚的骨灰塔和我们的题壁，是不是同飞鸿在雪地上偶然留下的爪印差不多呢！你还记得当时往渑池的崎岖旅程吗？——路又远，人又疲劳，驴子也累得直叫。”

苏轼在这首词中大加感慨，他觉得，人生的一些经历真是充满了偶然。

如果说与渑池没有缘份，为何总是与它发生关联？如果说与渑池有缘份，为何又无法驻足时间稍长些？所以他觉得生活有时真是行踪无定，整个人生也充满了不可知，就像鸿雁在飞行过程中，偶一驻足雪上，留下印迹，而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

那么，在冥冥之中到底有没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这种行为呢？如果说，人生是由无数个坐标点所组成的，那么，这些坐标点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苏轼不由对人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疑问！

但是，人生有着不可知性，并不意味着人生是盲目的，过去的东西虽已消逝，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曾存在，人生虽然无常，但不应该放弃努力；事物虽多具有偶然性，但不应该放弃对必然性的寻求。虽然生活一直都有着崎岖挫折，但也要一样往前走，路再长，人再困，驴再叫，但不变的基调是一都在走。

事实上，若不经过一番艰难困苦，又哪里会有梅花扑鼻的清香，不努力学习，积极上进，又怎能考取进士，实现抱负呢？这就是苏轼：既深究人生底蕴，又充满乐观向上。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辗转做官与流浪中。但他并没因人生的坎坷而消极悲观，在逆境中随缘自适、旷达豪放，仍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王国维曾评价“东坡之词旷”（《人间词话》）。文如其人，一个没有旷达胸襟的人很难想像可以写出如此旷达的作品。中国历代都有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但是在失意中还能写出如此大量名垂千古的旷达之作的，苏轼是第一人。

我们从苏轼的诗文中可以透视苏轼这一人生态度。

陆游《诉衷情》里诉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