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统一中国以后，满、汉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几百万人的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既已入主中原，也就很容易地、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高踞于民族和国家之上，其政治、经济特权先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国中之国。不是他们为民族、国家、人民而存在，而是民族、国家、人民为他们而存在。中国全部社会生活，以及政府的各种活动，包括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都无不是以这个国中之国的利益为核心，围绕着这个国中之国旋转的。这种徐缓的、怪圈般的旋转，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形成了一个增熵趋势不可逆转的孤立系统。于是从其核心部位开始，就必然不可避免。

如所周知，后来的八旗子弟，退化到靠鸦片、古董、赌博、玩鸟，以及躺茶馆和泡澡堂子之类消磨空虚岁月的地步了。这群寄生在社会躯体上、寄生在祖先安排好的秩序上进行自然繁殖的软绵绵的寄生虫，已经丧失了任何进行生存竞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把光绪在其改革过程中宣布的“许旗人自谋生计”，体验为这是断绝旗人的生计，而忽然团结和振作起来。顺利地进行了一场以全反革命反对半革命的斗争。

对于一个以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统治集团来说，内部的是最大的危险。如果他们所统治的不是一个宝座崇拜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如此驯顺和乖巧的民族，他们早就混不下去了。生存危机迫使他们之中比较有远见，比较能感觉到不满的增长和危机的逼近，比较能意识到必须调整政策和秩序才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们，不得不为打开出路而采取行动。光绪皇帝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推进，而不是文化推进。

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包含着危机。一方面，维新运动迫使所有寄生在旧秩序上的寄生虫们做出必要的选择：“要么维持旧秩序，要么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秩序。由于无能与懒惰，也由于历史的惰性，他们即使知道大势所趋，也已经很难选择后者了。当他们意识到变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触犯到他们的特权时，他们就本能地结集起来，进行协同一致的反抗。愈是看不到前景，他们便愈是拼命地抓住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放。斗争得愈是坚决和顽强。斗争的顽强性与坚决性，以及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无耻性，使得这一群无能废物的结集，产生出一股强大的能量，足以有力地打击维新派进行变法的努力。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文化极为落后，人民极为愚昧，光绪的变法只能依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极少数知识精英，而不能依靠广大民众，只要收拾了这极少数人，就能挫败任何变革的努力，从而延长的过程，加速危机的到来。

也许光绪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错误：“他没有更多地照顾到自己所属的那个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后者内部矛盾很大，但是面对广大的汉人，还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广大汉人的痛苦之上的。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往往比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团结更加牢固，以致对于本集团中比较愿意照顾到广大汉人的利益的成员，他们宁愿抛弃。即使是皇帝，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到，旗人由于汉人的宝座崇拜而得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统治，但其自身从汉文化获得的宝座崇拜观念则不如汉人那么根深蒂固。在通过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确立了皇帝绝对专权的中枢政制以后，他们仍然部分地保持着贝勒议政时代均势民主思想的残余。所以一到关键时刻，可以以集团的名义把皇帝抛弃。而皇帝一旦被自己的集团抛弃，也就成了集团罪恶的替罪羊，而集团则因此保存下来了。

在回顾那一段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只看到旗人以武力为基础强行维持的社会秩序的统治，而不看到中原传统文化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的继续。其实前者的硬性钳制是依靠后者的柔性束缚才得以保持的。换言之，旗人的野性是以汉人的驯服性为条件才得以转化为控制效能的。满汉之间的所谓“民族同化”，不是强化了汉人而是弱化了旗人。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呢？有一则关于萧伯纳的传闻，某美女建议萧同她结婚，说这样就可以生下兼有萧的智慧与她的美貌的孩子。萧问道：“如果孩子面貌像我而智力像你，那怎么办呢？”当我们骄傲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曾经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异族征服者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又能比那位美女高出多少？

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也就抽掉了皇权的任何可以立足的现实基础。因为自为根据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没有根据。以致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只要能夺取宝座，也就能获得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往往是武力出政权，一掷赌干坤。“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必然也罢，偶然也罢，旗人集团的入主中原，以及它后来的、内讧和走向衰亡，都不过是无数这类事件中的一件。无论鹿死谁手，事情还是那样。规范、角色和刀具，表面上看起来是历史的主体，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具体现实的舞台罢了。

“历历维新梦，分明白日中。”这件事有点悲壮，有点残酷。但也有点荒唐可笑，有点令人忧伤。一个泱泱大国亿万苍生的命运，竟然要由小小一个特权集团内部斗争、幕后交易的谁胜谁负、谁得谁失来决定，岂不既可悲而又可笑。为什么亿万人的意志竟然对历史道路的选择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们都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都是武力出政权，而不是人民意志出政权。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舞台，就显得非常之狭小了。小到故宫绛红色的围墙，就可以把它深深地隐藏。在那围墙后面演出的戏剧，有许多是人们当时没有看到、而现在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的。透过绛红色的迷茫凝视着凋零的沉寂，我们不禁要问，彼得大帝为俄国能做到的，明治天皇为日本能做到的，光绪皇帝如果更策略一些，是否有可能为中国做到呢？如果他做到了，后来的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是否还会如期爆发呢？

不知道。

原载《读书》杂志二00五年第十期

留在沙路上的足迹

离开大西北，已经整整三年了。那扑面的飞沙，那连绵不断的雪山，那茫茫草原，那苍凉肃远的沙漠和雄浑阔大的戈壁，那永远覆盖着一层轻尘的忧郁的乡村，那一往无垠的被朔风吹拂着的银色的凤尾草……至今犹在我的梦魂中缭绕。

但是最使我怀念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朋友们。那些长期患难与共，在惊惶恐怖的日子里可以信赖的朋友们；那些在流放地偶然相逢，慷慨悲歌倾心相许而匆匆别后永远不曾再见的朋友们；那些在闪抖的篝火边弹着忧郁的吉他，相对无语而心灵始终相通的朋友们；那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不避嫌疑无数次款待，并冒险替我收藏和转移文稿的朋友们；那些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改善了我的处境，而又不把恩惠当作债务时时提醒我感激和报答的朋友们……。

《“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论析》一书的作者韩学本，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与他原先并不相识。1977年才见面。那时他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我在酒泉戈壁滩上劳动改造。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和辛安亭先生（当时兰大校长）都希望我到兰大哲学系任教。我说这恐怕难以办到。他说不，现在形势改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只要你愿意，一切困难由我们来克服，你就不用管了。他告诉我形势如何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然后他走了。连水也没有喝一杯。在苍茫的暮色之中，留下历史进步的最初信息，留下沙路上一连串深深的足迹。

半年以后，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通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调我到“新的岗位”兰州大学哲学系报到。我一到兰州，韩学本和他的夫人何凤仙（她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就设家宴为我“接风”。我这个衣衫槛褛、蓬首垢面、二十多年来像抹布一般被人们踩踏和鄙视的贱民，在他们家被作为贵客隆重接待，连孩子们都用尊敬的眼光来看我。斯情斯景，今犹历历在目。

后来我才知道，在调我的过程中，老韩遇到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受到大大小小无数压力。有许多问题，是由辛安亭先生亲自奔走才得以解决的。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招来许多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该对一个“右派”这么“感兴趣”。在当时，这是十分严厉的斥责。这类指责往往带来不祥的后果。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要顶住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由老韩调进的受迫害的专业人员不仅是我一个。像北大哲学系毕业，由于批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在中国科学院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最后当了农民的杨子彬；以及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坚持民主要求，被逮捕监禁十多年释放后也当了农民的张书城等等，都是那时到兰大的。我们到了兰大，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像住房问题、平反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如果老韩不闻不问，我们的生活、处境就会极其困难。如果老韩进行干预，他就会受到上、下、四周的更大压力。他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去跑，又容易激动，常常同有关部门吵得面红耳赤，反而增加了解决的难度。他为此对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很抱歉。

老韩的专业是马列主义原理。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马列主义，对所有的经典著名作都十分熟悉了。但依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这几乎是石破天惊的“怪话”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时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发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兰州大学哲学系，公认为所谓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能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老韩并不与人辩论，当大家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木然的表情里有一种孤独者落落寡合的神色。

他把被教条主义者判定为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在黑格尔影响下带有唯心主义成分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那时他对我说，忽视这部著作，造成了我国以及苏联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片巨大的空白。他说应该填补这一空白，这是我们这一代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种“忽视”绝不是偶然的。手稿中的中心概念是“异化”。而对于“异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当前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我说，如果你真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恐怕你这个系主任也就当不成了。他回答说，他，作为一个员，有必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他说他准备写一本书，来阐述和说明被误解了的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他说：“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

我不知该说什么。劝人豁出去不好，劝人后退也不好。于是乎我就沉默。我希望将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后来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频频来信，讨论《手稿》的问题。显然，他是一头扎进去了。不久，他寄来一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仍然谨守着正统的信念，但却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闯入了一个重门深锁的理论禁区。我拿到《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去，大家都为他的理论勇气所感动，立即以头版头条发表了。

此后很久，他都没有来信。我写信去，不知何故，也没有得到回信。逐渐地也就淡漠了。忽然兰州传来消息，韩学本被解除了兰大哲学系主任的职务。详情不得而知。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家里到处是尘土，有一种四壁萧条的感觉。何风仙卧病在床。她告诉我老韩病得很重，住在医院里已经很久了。在医院又脏又乱的普通病房里，我看到苍白清瘦、略带浮肿的他。我进门时，他正倚枕望着窗外寸草不生的小院子出神。那孤独者寡合的神色里，有一种困顿倔强的意味。

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写一本论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的书。他给学生开了一门讲解这本书的选修课，在下台前也已经讲授了一段时间，很受欢迎。讲稿可以作为这本书的提纲。我劝他先沉住气，把病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说：“不，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眼神中仍然闪烁着第一次说这话时的那份执着和坚毅。

后来我先是被赶出北京，后又被赶出兰州，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深感不安。写了几封信去劝阻，也没有回信。看来他确实是豁出去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把书写出来，是不会回头了。一直在为他担忧，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叠字迹工整的书稿，要我给写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着。资料丰富，逻辑严谨，结构紧密，观点鲜明，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我真是欣喜欲狂！虽然我并不完全同煮他的观点，我觉得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而缺乏必要的荒谬意识。因此也就没有能现实地追溯我们民族灾难的真正根源，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作了许多正本清源的论述。但是在正本清源的意义上，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的确为填补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这一巨大空白，提供了一个能够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

仅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好在代价没有白付，此书毕竟已经问世。它将会激发起新一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

注：此文首见一九年《书林》第一期

得福

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社会上发毛像热，的标准像供不应求。最是礼堂、门厅用的那种特大号，根本买不到。校方应外单位的要求，派我去给画放大的标准像。单位很多，各式各样。有机关、学校、厂、矿、农场，甚至驻军部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治县。答应了这个就得答应那个。我从这个单位转到那个单位，除了领工资，难得回干校。

这是“革命任务”，没有报酬，不过是换了一个劳动项目而已。但做这件事，对我有好处。那时除了本单位的工资或工分，谁都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有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在文革初期工资被降了三级，几年来每月只五十二元人民币。上有老母下有幼女，钱不够用，无法可想。出去画毛像，各单位都要好吃好住招待，可以省下每个月的二十多元饭钱和近三十斤粮票。等于每个月增加了半倍工资。不，那时粮油肉糖都是定量供应，数量很少，有钱没票也买不到。如果把饭菜的质量算在里面，应该说是工资的几倍了。加之出差在外，得以避免政治学习、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苦楚，还可以在招待所里秘密地写点文章，不必担心有人看到打小报告。两次家破人亡，十年颠沛流离，我还从没有这么样感到安全和自由过。

为了延长受益的时间，我努力延长画像的时间。以前没画过毛像，起初要打格子。两公尺高的一幅，得画一个星期。慢慢画，可延长到十天。后来画多了，画熟了手，就不用打格子了。再后来甚至不用起稿，可以油彩直接上布。只要一天，一个冷血杀手笑眯眯的胖脸就出来了。但我分两次画，也还是第十天完成。这中间时间就很多了，我用来写作。算是从被别人占有的生命中，偷回来了那么一点点。

十天画像，加上事先采购材料，木匠做框子，纽布、打底，事后单位头儿过目，加工、验收，大抵每到一处，消消停停，一个月左右交差。没人计算快慢，只要画得像，画得笑，画得红，像发高烧，就都满意。就这样，我像个打短工的油漆匠，走遍了那一带几乎所有的地方。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画毛像，我是永远没有机会进去的。比方说野战军八四七、一坦克师、原子弹基地金塔。虽然没接触到什么机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生活，同工人、农民、厂矿职员、机关干部、军官、士兵、藏人、回人、哈萨克人和蒙古族人交朋友，可以知道许多事情，得到许多启发，学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想和看，文章也可以写得好一点儿。

为了给母亲和孩子们寄钱，我大抵每个月都要回干校一趟，领取这个月的工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香烟票……以及有时增补的什么什么票。除工资是人民币可以全国流通外，所有这些票券，包括一年一次的布票和棉花票，都由各地发放和控制，只能在本地使用。我不用，干校的同学好友都来要。不过是一些过了限期就作废的小纸片。凭它去买东西时，还得另付现钱。尽管如此，由于匮乏，它们成了珍奇。大家因争夺而失和的事也都有过。而我，居然可以不要、给人。说起来，也算是一一大家如是说——享了他老人家的福了。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三年间我画了将近三十幅毛像，留下一份惭愧。同时写了几篇文章，吐出了胸中的块垒。无意中也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献礼。我在七八年和七九年发表的那批文章，包括《异化现象近观》，就是那时候写的。每当和朋友们谈起写作这批文章的充裕时间和独处的机会，都来自画毛像，我总要补充一句：真的是享了他老人家的福了。

注：此文见《今天》二〇〇年第四期

唱歌

我听力很差，因此和音乐无缘。依稀感觉到一点，倒如勃拉姆斯的田园气息，华格纳的英雄气息，或者瞎子阿炳和其他江湖艺人的忧伤和悲凉，虽然也很享受，但总如雾里看花，所得甚微；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爬在墙头，远望着美丽的花园而不能进去游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五七年以后，花园也没了，“叩寂寞以求音”，也就只有唱歌了。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大家都说，我是左嗓子。左嗓子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估摸着可能是发音器官的某种缺陷。我说话没问题，但只要一唱歌，别人就会说我是左嗓子，难听死了。

但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年，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常想，到暴政垮台的那一天，没有比唱这几句歌，更能表达我们的情感了一一可惜我不会唱。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之好，我非常之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有时堵得慌，只能呼喊几声。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野兽能听懂，我的呼喊别人莫名其妙。

“文革”中，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么的就唱起来了。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慢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边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嘛？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另一边地里是考古组的史苇湘，他应声说再唱下去他也要告饶了。

那以后，我没再唱歌。文革后我到大学里教书，到社科院做研究，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一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先关在娃娃桥监狱，后转移到四川省看守所，都是同刑事犯关在一起。没有书，没有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包括唱歌。但犯人们藏有扑克象棋之类，时或偷着玩一下。有时候，也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相逢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行的歌，更没听过。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做的，有个电影里面用过。狱方的麦克风里，有时也播放。不外是思亲、悔过一路，文诌诌、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

风凄凄，雨绵绵，

我手把铁栏望外面。

外面的生活多美好，

何日重返我家园。

啊，秋梨沟哪，沙松岗！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监狱中每个号子，都是一个小小的阶级社会，一个袖珍版弱肉强食的张力结构。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怪异，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到人们在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鸣。可惜我嗓子左在里面，没法参加进去。

在南京娃娃桥，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四川省看守所的设备，似乎要现代化一点儿。每个监房都带着一个小天井。天井上空，天花板似的，罩着一层钢筋水泥格子网。格子的再上面，天井和监房之间，有一条空中走廊，通向所有监房的上空，是武装警察巡逻的路线。他们从上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余。但是他们看见犯人，犯人也就看见了他们。如想犯禁，看他们一走，就可以犯得比较安心。哪怕放声歌唱几句，也无妨。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我们可以进去享受一下新鲜空气。晴天的中午，还可以享受一下透过数百个碗口般大小的洞孔洒落进来的阳光。只可惜在成都，阴天多晴天少，常常地，我仰望着镶嵌在深灰色格子里的浅灰色亮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天空的高远。格子下除了四面高墙，和四四方方一块水泥地面，别无他物。除了我，别的犯人都不爱在里面久留。

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五步一拐弯，五步一拐弯，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平米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娱体育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不知道怎么的，这忽儿又冒了出来。还有：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正在消逝

光明的路在前头

也是那时曾唱，忘记了又记起来了。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举行“向请罪”仪式时唱的《牛鬼蛇神歌》。好在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往往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就称之为歌唱吧）。一阵歌唱以后，会感到一阵轻松，好像心里的痛苦也唱掉了许多。

不管多熟的歌，在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送，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

越过平原，越过高山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唱着这支歌，从小监狱望大监狱，从四堵大墙内看中国，看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看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抽象的地图获得了活生生的血肉之气。也许这是一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认知、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动态结构出现异常，发声的人似乎不是在歌唱，而是乘着声音的翅膀，用残损的双手抚摸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夸张点儿说，这是一场歇斯底里小发作。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久之这种小小的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声音越大，还不由得想多唱几句。有时时机掌握不好，格子的上方会有警察俯身向下发问：刚才是谁在唱歌？如果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一问就会有许多人争相出来检举揭发。八十年代末这种情况少了，警察没人答理，也就走了。但次数一多，各监房都有的广播喇叭里就会发出警告，再唱就要查处。确实不能再唱了。

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别人只能看见我右手的五个指头，依次一张一合划动，没有声音。

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九年第四期

杏花春雨江南

一

一九六九年，酒泉地区革委会要筹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一批人，到酒泉去，其中也有我。我是“揪斗人员”，揪斗后工资降了三级，但没戴“份子”帽子，还算“人民”，得以前往。

我在酒泉时，妻子李慈林被下放农村，带着两岁的女儿高林，到沙漠边缘的郭家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里没有电话，邮递员也很少去。如要寄个信，买点东西，或者看个病，得跑很远的路到公社去。孩子小，她体弱多病，又怀着身孕，我在酒泉，很不放心。

不到半年，一九七〇年春天，接获病危通知。搭汽车到安西，再由安西到敦煌，已是第三天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赶到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四小队她的小屋时，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陪伴了几天，也只能就地埋葬。那年，她二十五岁。腹中胎儿，八个多月。

她的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好一会儿。我确切地知道，她爱我们，相信人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

小小新坟，怵目惊心，告诉我人死如灯灭，告诉我从此她不再存在。

从那时起，我放弃了原本不多的一点点唯灵论的幻想，不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鬼”这样东西。

我必须把孩子带到酒泉。公社干部不给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说小孩长大了回来是个劳动力，要防止劳动力流失。我据理力争，费了很多的口舌，才办成了。

在酒泉，我边赶任务，边带孩子。任务是突击任务，常加夜班。卧铺开在工作室里，灯火通明。孩子睡不好觉，有时半夜里醒来，发现没我，就哭着起来寻找。

展览完了，我被安排到五七干校劳动，但行政、工资、户口、粮食关系，都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里给我寄每月的工资和粮票，但并不按时。

在食物凭票限量供应，除了《毛选》毛语录无书可看的那时，干校里同样艰难。孩子营养不足，没有玩具糖果，没有玩伴，更无儿童读物可看，只能在工余给她编点故事讲讲，画点连环画看看。时间有限，供不应求。我常把她带到工地，让她在附近地里自玩。有时风大，或者路远，她就得留在家里，独自在寸草不生，尘土飞扬的大院里，东站站，西看看。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望见，路边有她小小的身影，垂着手，仰着头，一动不动，在沉沉暮色里，朝队伍的方向眺望。

慈林死后一年，一九七一年舂夏之交，我请准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三岁多的高林，挤了五天四夜的火车和汽车，回到阔别九年的故乡——江苏南部的高淳县淳溪镇。

正是江南好风景，桃红柳绿，布谷声声。

二

十四年前，父亲死于反右，家中一直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人。二姐也在五七年划为右派，被学校开除回家，和母亲同打零工。给寄宿生洗衣被，给水产公司剖鱼，给工程队当小工……什么活都干。六四年婚后，生一子一女，也都和母亲同住。姐夫陶玉忠在南京长江航运局开轮船，一年到头以船为家。文革中，二姐又被揪斗。抄家，游街，监禁，刑讯。军管会没收了我家三间住宅，老小四人，被赶到两间老朽破败的杂物间里居住。

这些情况，我在外部不大清楚，想象得比实际上更坏。五八年以来，她们曾对我长期隐瞒父亲惨死的消息，我直到六二年回家才知道真相。所以这次回家，心里忐忑不安，真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家乡变化很大。从小桥到襟湖桥的居民区，开辟出一条汽车路，刚好从我们家院子里通过，被没收的住宅和残余的杂物间，在两边把路紧紧夹住。要不是二姐到车站迎接我们，远远地指点给我们看，我真已认不出来，那就是我童年时代熟悉的家。低矮老屋，小窗里依旧映着柔和的灯光，我望着，感动得不得了，告诉高林，那就是我们的家。

久别重逢，皆大欢喜。但每个人都想到了，那个此时本应在场的缺席者一一高林的母亲。当母亲蹲下身，抓住孩子的两手，连声说给嬷嬷看看的时候，我看见二姐偷偷地拭泪。当二姐拉着孩子，给她介绍哥哥姐姐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偷偷拭泪。慈林是北方人，生前梦想之一，就是看看江南。现在我们来了，却没有她。

我环顾四周，屋里东西虽然破旧，都收拾得清洁整齐，透着一股子温暖舒适之气。所有的东西——码在床头的几只纸箱啦，排在墙根的一列腌菜坛啦，悬挂在屋顶上高高低低的许多竹篮啦，蚊帐被褥和孩子们衣服上补得很仔细的补丁啦，……都好像一本本打开的书，我在里面可以读到，这些年亲人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读这历史，我想到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赶了五天路，早巳很困，到家却没了睡意。孩子们睡着以后，我们还在说话，一直说到鸡鸣。母亲和二姐，都劝我在家乡找个对象，成个家，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在外面可以轻装奋斗，孩子吃穿上学也不用发愁。还可以每年有个探亲假，回来大家都见见面。

我说能这样当然很好，只是勉强不得。第一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二就是有，像我这样，一没钱二没地位，连个安全都谈不上，谁敢嫁？她们说那不一定，这种事全靠缘分，无缘对面不见，有缘千里相逢，你倘愿意试试，倒也有个人在，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叫樊继卿，人材很好，手艺也很好，只是因为阶级出身不好，母亲坐过牢，三十岁了还没谈对象。她父亲死得早，现在也是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时家里电灯坏了，请她来帮修理一下，从没耽搁过。来了不多说话，只是笑笑，文雅沉静，招人喜欢。

这个人，我有印象。小时候上学，几乎每天都要从她家开的中药店门前经过，有时会在店里看到她。觉得那黑糊糊背景上纤细白晰的形象很好看。十多年来，那形象有时会在记忆中浮现，像淡淡的光斑。“深宵灯火儿时影”，此时倍觉清亮。

何不谈谈看？我想。

三

她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三岁左右吧，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她和她母亲陈氏两个人，和一份厚实的产业。其中包括乡下的土地，很多房屋，和一家大药店，叫存仁堂，颇有名气。记得我小时候，上学路上，要经过一条深长的小巷，叫陈家巷，半边房屋全是她家的。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那是隔墙在泡药。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颇宏阔，往里望去，深暗如庙堂，人影幢幢。

她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卿字，一位老先生给她取名字，就叫她继卿，取其继承父业之意。作为这份家业的唯一继承人，她的童年是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的，颇任性。院里都是石板铺地，没树没草，只有一排一排的大缸，有的泡着药材，有的装着清水准备泡药。她无可游戏，常翻弄屋里一排一排药柜上无数的抽屉。有时从厨房拣几条小活鱼，养在一个缸里，那缸就谁也不敢动用了。有一次缸非用不可，而她又硬是不许，大家没法，买了一玻璃缸金鱼来要求交换，好言好语相劝，她才松口。大家过了关，如释重负。这些人都是店里的职工，对“小老板”好的不得了。她告诉我，记得有一次吃中午饭时，一位账房先生（当时叫朝奉）夹着一筷子菜，滴汤滴水地，半弯着腰，从前面店堂屋，穿过几个院子，一直走到她们的住处，给她吃。

一九四九年后，政府没收了她家的全部财产，并把她的母亲关进监狱，只留了一间半厨房给她，每月几元生活费，让她自己管自己。那时她十一岁。

离开了学校，要学的东西反而更多。买米买菜、挑水生火、洗衣叠被，都是很难的功课。最难的是锅台对她太高，得站在小凳子上，才能够着炒菜做饭，同时还要控制灶膛里的柴火。她没哭，也没向任何人告帮，吃了几个月的焦糊夹生饭以后，居然都能对付了。没事时东站站、西看看，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想妈妈。以前听过不少鬼故事，黑夜里睡觉一直很害怕，总要关紧门窗，塞紧蚊帐，生怕有什么妖怪来抓。

她母亲坐了一年牢，身体很坏，视力锐减，被释放回家。财产生计全无，和她同住。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赚一点钱，供她上学。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母亲守一阵摊子，换母亲回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从前家里亲亲热热的常客，这些年都绝迹了。有好几次，她在路上同那位夹菜给她吃的账房先生迎面相遇，那人见了她，就像没看见一样。

那是大动荡的年代，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不得安生。由于是专政对象，不得参加群众运动，她们母女两个，生活反而相对地平静。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村教小学。校舍简陋，学生无多。但她语文、数学、常识都教，也很忙。每个星期六卞午，她都要赶上二十几里路，进城去看她的母亲。和母亲过一晚上，星期天下午再赶回来。连年饥荒，物资匮乏，有什么好吃的，她们各自都要留着，团聚的时候再吃。那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不管天气多坏，她都绝不放弃，雨季里常常卷起裤腿，赤着脚，打着伞，在乡间小路上同风雨和泥泞搏斗，到家时半身湿透。

一直想调回淳溪镇，互相有个照顾，苦于没有门路。她有个同学好友叫苏福美，后来嫁给了淳溪公社（实际上就是镇政府）一位党委办公室秘书，在那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得以回城，并被安排到县农机厂，跟电工班班长邢东泳当学徒，学电工。不久就成了正式工人。

一九七一年我带着高林回淳溪镇探亲时，她就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和她母亲一起，过着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家虽狭小破旧，收拾得一尘不染。

环顾四周，我又想起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里，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四

从前的淳溪镇，只有一个中学一个小学。镇上的人，凡上过学的，都是同学。我因为留过两次级，同班同学比别人多两倍。樊继卿的师傅邢东泳，本来比我低两班，初中二年级也赶上来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那种哗啦哗啦的大个儿，心地善良。别人都歧视和欺负我这个留级生，他不。他好像没心眼，看不出差异，照样同我有说有笑。别人提醒他我是留级生，他就说留级生怎么啦？人家爱留，你管得着么？

二十多年了，他还是那样。在通街都向反革命右派吐唾沫的那时，他每次遇见二姐，都要叫一声高老师，声震四方。有时候从自行车上下来，问问我在外面的情况，也不怕别人看见。叫他小心些，他说那有什么，我是工人我怕谁？领导阶级的一员，不找你的麻烦就该请请我了，还来找我的麻烦？

这次二姐就去找他，请他把我介绍给樊继卿，他满口答应。当天下班后，就来看我。二十多年没见，依稀还似当时，见了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猛捶我的胸脯，瞪着眼冲着我的脸大喊大叫，就像是老朋友萍水他乡。依旧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长满胡荏的大方脸上，透出一股子肝胆相照之气。

说到樊继卿，他亟口称赞，说她聪明能干，许多活不用教只要看看就会做了。正派本分，上班在厂里下班在家里别处哪儿也不去。孝顺母亲，衣着朴素吃苦耐劳拿的钱一分不少全给母亲。他说我不是替她吹，我说话凭良心。当然了，话说回来，她优点多，缺点也不少。性格孤僻，脾气倔，又特任性。说了什么，你得依她。有时候她想要什么不说，考脑筋，你没猜到，她就生气。都是小时候惯坏的。独苗子惯宝宝，都这样。

记得巴尔扎克说过，娶妻不可娶独养女儿。我有点发怵，没说话，我得想想。

他又说，看不惯的人，她就一年到头都不说一句话，天天在一起上班，路上碰到了，就像没看见，你说怪不怪。有些事怪得离谱，不近人情。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方说，县革委会潘主任的老婆是我徒弟，上次我住院，他来看我，一进门满屋子人都站起来了，就她坐着不动，弄得场面很尴尬。都看她，她还是不起来。人家到底是一县之主，你站起来一下费你什么事呢，偏不动，你说怪不怪？

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我气得骂了她一顿，叫她以后别这么没大没小的。她还顶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人家再大是个人，我再小也是个人，我干嘛？还说我要磕头鞠躬的我就不是个人，这不是连我都骂在里面了吗？说到这里，他直摇头。

我很感兴趣，再问后来呢，他说后来我告给她妈去了，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办什么事都得靠个人缘，你要摆架子也得有点本钱，一没钱二没地位，三还阶级出身不好，自己端着，谁买你那个账。你端着，吃亏的是自己。这些年厂里评功、摆好、评奖、调资、分房，都没她的份，吃的亏大大的！我这个师傅也帮不上忙，我说活该。

我很惊讶，想不到在这个社会里，居然还有这种自尊自爱，不亢不卑，蔑视权贵，绝世而独立的人物，很佩服也很喜欢。而且，我想，她对她的母亲那么好，对我母亲自然也会很好，这样的人，哪里找去。我下决心追求她，请老同学一定帮忙。他说介绍你们见面没问题，谈得成谈不成不敢担保。

五

她和她的母亲，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谈。谨守着古老的传统，她们把元配和续弦之间的区别，等同于妻和妾的区别。她母亲甚至责怪邢东泳，说他把我这样的人介绍给她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直到假期将满之前，老邢才说服她们，带我到她们家见了一面。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围着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很好的绿茶，有一种温馨之感，倒也不觉得这间半老屋，有多么的狭小阴暗。我没说什么，她也没说什么。老邢给她母亲说些厂里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坐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她圆脸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服，敦厚朴实，清新文静，很可爱。第二天老邢告知，她对我印象也很好，看得出来非常满意。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她母亲不喜欢你，说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不许她再同你往来。

我请他帮我约她出来，单独谈谈。在我回西北的前几天，她瞒着母亲，在城外湖边同我见了几次面，都谈得很愉快。她主要是谈她的身世，我也谈了我的经历。话语由于被对方关注地倾听，和同情地理解，成为大快乐。

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她没受过多少数育，但是天赋和气质都极好，表达能力很强，信写得特有深度。我至今确信，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她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流离中我曾看到，许多天才没没无闻甚至死于非命，许多低能的小人却享有显赫的声名，对此已不再那么扼腕掀心。我想，对于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来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胜似寻求公平。

我们在通信中约定，一九七二年春天结婚。考虑到两家阶级地位近似，家乡地方小是非多，为避免节外生枝，她通过好友开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证明她愿意同我结婚。寄到酒泉，让我先在酒泉办好登记手续，拿到了结婚证书，再回高淳探亲。

这种说一不二，快刀斩乱麻的性格，使我更加倾心。但是她一直未能说服她的母亲。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到高淳时，老人家不知道我们已成法定夫妻，仍不许她同我往来。

为等待老人改变态度，我不得不仍然住在我母亲那边。两次写信到干校续假，从四月一直等到六月。

这期间我们发生了第一次争吵。她告诉我，苏福美和她的丈夫，那位公社党委秘书，也反对她同我结婚。说出身不好是她的不利条件，嫁给出身好的人就打了减号，嫁给党员干部就减得没了。嫁给出身不好的人就是打了加号，嫁给右派反革命就一辈子完了。现在结婚证都领了，他们迟早会知道，得去打个招呼，解释一下，不然的话，他们会生气的。

我说没这个必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用不着向任何人作解释。她说不，毕竟是朋友。我说互相理解才是朋友，不理解就不是朋友了。她说不，他们毕竟有恩于我，那阵子我被弄到乡下，我妈一个人在城里没人管，没他们的帮助，我回得来吗？还有，他们说那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好。我说既然是为你好，你照着办就是了。她听了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发现你这个人很横，一点道理不讲。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傍晚，在湖边见到她，她还是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告诉我已经带着茶叶点心到苏福美家去过，已解释过了，他们也谅解了。

我说我明白了，我的愿望和要求，对于你来说都不在话下。她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愿望和要求，要看你对不对。

我没说话。她又说，把我们当朋友看待的人，毕竟太少了，要知道爱惜人家的好意。

我问她是怎么解释的。她说，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我的条件不许可我做到那样，只能这样。我说只能降低条件，是吗？她说说话归说话，事实归事实，你别混在一起挑字眼儿。我说你说过你爱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告诉他们？她说那等于白说。

我说懂不懂是他们的问题，说不说是你的问题。她说我的什么问题？我说你想过没有，你的解释，还有他们的谅解，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她又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下决心同你结合，倒反而是侮辱了你吗？！

我没说话。停了一会儿，她说，你这个人真怪，想到哪头去了？又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真不明白，你这些想头是哪里来的？我说，是头脑里面来的。

沉默了很长一会儿，望着芦苇那边的帆影，好像自言自语般地，她说，有些时候，我想过，人的头脑，很像是电工板。我没听懂，问什么电工板？她说，就说像收音机吧，不同型号的收音机，有不同的线路图。在不同的线路图里，电流总是在不同的线上走。苏福美他们那个国家里的人，思想都离不开她们那条线：我妈那个国家里的人，思想都离不开她那条线：你们这个国家里的人是另外一条线。连同样一句话，叫不同国家里的人来说，意思都不同，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又办不到，非得缠成一个团不可，你说难不难？做人太难了！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说话。斜月苍茫，苇风萧索，露水越来越重。

坐了一会儿，也就各自起来，往回走，一路无话。

六

她母亲终于答应女儿同我结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继卿天天上班，没可能同时照顾两个老人，没可能到“那边”去，得我到“这边”来。第二，前高晚低，后娘难当，高林得送回敦煌，由外祖父母抚养。

母亲有二姐照顾，又在一个镇上，来回很方便，我到“这边”来住不成问题。可高林不能送回敦煌。我说，要是你们不希望她留在高淳，我可以自己带在身边，她们同意了。

但是，我的母亲和二姐都不同意，她们说孩子跟着我太苦了，我带着孩子也太苦了，不如交给她们。家里哥哥姐姐都差不多大小，玩起来有个伴。大人在外面赤膊打拚，也不背包袱。

这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只是不知道，继卿她们会怎么想。二姐自告奋勇，到樊家力争，说孩子给我，算我的。我只有两个孩子，加一个三个不算多。去了回来，高兴地说，没问题了。

母亲听了，连声念佛。

各种困难，总算都解决了。但时间已经拖得太长，准备的一点儿钱，也用得所剩无几。和继卿商量，是不是操办得尽量简单一些。我说结婚证已经领了，礼仪不过是个形式，是不是干脆免了？她说不，要是一点不办，人家都会瞧不起我们。我说本来就没瞧得起，做什么人家都不会说你好。还不如好待自己，任由别人去说。她说不办就是好待自己吗？别人越是瞧不起我们，我们越是要活得像模像样，这才是好待自己。要是一点儿不办，你一走了之，我在这里得受。

没法子，去请教邢东泳，他说你们带上结婚证，到南京去住几天，回来就说旅行结婚去了，漂亮得很，谁想指手划脚，也找不出碴儿来说。他说他认识南京一家旅社的革委会主任，可以给我们写个介绍信，请他安牌个好一点的房间。事到临头，也只好如此。

“火炬”旅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条杂乱的小巷里，两旁大都是灰色的老瓦屋平房，上半截板墙油漆剥落，下半截砖墙长满绿苔，即使在大晴天，青石板路面上也总是覆满着滑溜溜脏兮兮的黑褐色泥浆，走进去有股子忧郁之气。再走进阴暗有霉味的旅社，忧郁之气就更浓重了。

我们房间外面，是一个小天井，大夏天很热，环绕天井的统铺客房大都开着门窗，各个房间里人们叨着香烟聊天打扑克喝酒看报纸的镜头，一览无余。双人房的窗帘，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滚滚而入的暑气烟气酒气汗气和各种声音。隔壁有个男人唱“沙家滨”，逼细了喉咙学阿庆嫂，字正腔圆。

房间不到十平方，墙上贴着一幅毛像两幅毛语录，还有一张“旅客须知”，均已陈旧。她在床沿上坐下，脸色阴郁，眼睛直勾勾盯着前面灰糊糊的墙面，不说话。我觉得很惭愧，有种负罪感，建议出去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好一些的旅馆。她不回答，也不动，很久才起来洗脸梳头，出去吃晚饭。

第二天起来，我想带她去中山陵玩玩，她说，你带我？你带我不合适，还是我带你去吧。

一路上上车下车，我们都没交谈，在陵园里那些风景如画的山路上，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默默地走。我沉不住气了，问你怎么啦？她停了一会儿，说，我在想，你这个人可能有点傻，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有二十年了吧？以为你有点本事，哪知道是个书呆子。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说你是书呆子是往好里想，要不是书呆子，那就是个大坏蛋，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到底是个什么，我得小心着点。我一头雾水，要她说明白一点。她说，我不会说的，有些事，说穿了就没意思了，你自己想去吧。我无从想起，也就不想了。玩得没趣，吃得也没味，不到天黑就回旅社了。

第三天，在长江大桥顶层的人行道上，她说她要带我去看她的两家亲戚，我很高兴。我说我们是不是也该去看看陶玉忠？她闪电般看了我一眼，迅速地说，看他干嘛，我跟他没关系。停了一会儿，我还没来得及走出懵懂，她提高声音又快速地说，不恰不恰不恰！不恰势头！还想要我去看那种人，太过分了。

以前在小南湖边，她曾经给我说过，陶从小没爹没娘，在街上到处流浪。又脏又痞，后来学会了帮人弄船，有口饭吃了，也还是没个人样，满嘴脏话粗话，在码头上围着人家女人打转。我问她是看见的还是听说的，她说是听人家说的，本来也没人提他，你姐跟他结婚的那阵子，通街都在议论，说你姐一辈子挑来挑去，最后挑了个泼皮。

我那时听了，没往心里去，想不到她这么认真。就说，码头闲话，有多少真的？就算真的，也过去了，不管怎样他是我姐夫，看在我姐面上，还是去看他一下吧。

看你姐面上？为什么要看她面上？，她吼道，她给了我什么面子？！

我吃了一惊，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她说，就算你是个书呆子，不懂事，她该不是吧？她但凡有一点点看得起我，这么大的事，她哪里会一点点准备都不做。我说，是我的事，本该我做的。她说这些年你把挣的钱都给她了，弄得自己一点点积蓄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置不起，要紧关头了不闻不问，她好意思！凭什么我倒反而要给她面子？！

我说我姐没收入，有两个孩子，我妈靠她照顾，现在又加上高林。她说你怎么不提姓陶的了，陶家有陶家的进账，姓陶的孩子有姓陶的养，用得着你去养吗？

我告诉她我妈我姐都很喜欢她，一直都对我说她怎么怎么好，对于我能够同她结婚，都非常高兴非常重视，只是没想那么多。她说这还用想吗？这不是个想不想的问题，这是个看得起人看不起人的问题。我说我也没想，并不等于我不爱你不尊敬你，我说婚姻的基础是感情，有感情就有一切，没感情就没有一切，礼仪不过是个形式，做给别人看的，我们没有必要讨好群众，我们不是生活在别人眼中，用不着用别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她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回答说走吧，别在这里花里胡哨神经兮兮的了。我想说服她，继续往下说，我越说，她越生气。她生气我着急，越急越说，火上加油。直到又吵一架。

这期间照了些照片，洗出来如仇人相见，看了吓一跳，都撕掉了。

七

回西北后，我每星期三四次，骑着自行车到酒泉城里给她寄信。每封信七、八页十来页，都挂号。她很少回信，回信也很简短。

我要求她请探亲假到西北来看看，好好谈谈，消除误会，也商量商量将来怎么办。那时五七干校的人际关系，比社会上的要好得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无宿怨成见，又都各有各的“问题”，谁也歧视不了谁，相处得不是那么艰难，有时还颇愉快。和我同住一室的额登格勒，原是蒙族亲王，额济纳旗旗长，很和善很有教养。听我说想让妻子来探亲，立即设法搬住别处，好让我收拾布置房间。

我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平整了地面，糊了顶棚，刷白了墙壁，把公家的床铺桌椅和面盆架子都油漆一新。到资料室借了个书架，放上我所有的书，还在墙上钉了两张希什金油画的印刷品……叮叮几个月下来，才像了个样子。如果她希望，来了还可以补办一个结婚典礼，干校学员中好事者很多，证婚入主婚人男傧相女傧相甚至乐器手应有尽有，也用不着办酒席，只要买包水果糖散散，会议室里热闹得很。

但她没有来。

我用两个纸箱，把所有我珍爱的书全部装起来寄给了她。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契柯夫，也有老子、庄子和李、杜、苏、辛的集子，甚至还有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颠沛流离几十年，我别无长物，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富。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它们对于我的价值，一定会感动和高兴。我相信以她的聪明，读这些书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以后在一起还可以讨论讨论。寄这些书邮费二十多元，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花得高兴。

收到书，她给我回了个信，告诉我没时间看，以后别寄了。第二年回去探亲，发现那些书塞在床下，日久生霉，有些粘连了，有些借给别人，没要回来，丢了。

她不是存心的，只是忽略了，正如许多她所珍视的东西，我也忽略了。

翻检那些书，里面有两本《美学问题讨论集》。其中有我的《论美》和《论美感的绝对性》两文。我找了出来，请她看看。

她说，算了，我没心情看。

我没说话。她又说，我不用看就知道，那些文章不怎么样。文章是人写的，我只要看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了。身边小事你都弄不清楚，怎么反而到有本事说出个大道理来？我就不信。

我没说话，望着她的脸，突然感到它陌生而又遥远。

我知道，她不是存心要侮辱我。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天籁。我在想，人，有可能同一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共同生活吗？人，有可能爱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吗？

我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不，可，能！

八

女儿高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和解与幸福的希望。那年我回到淳溪镇，看到孩子是那么可爱那么文静，相信她必然会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心灵交通的桥梁。

继卿带这孩子，也真是不容易。外婆眼睛看不见，放在家里不放心，她到厂里上班，都要抱着孩子去。每天步行来回十几里路，风雨寒暑，从不稍懈。孩子也乖，母亲做工时，她在旁边不吵不闹，躺在襁褓里吮手指，自得其乐。

我有在干校带高林的经验，知道其中的甘苦。很感动，也很感激。我探亲假期，她照常上班，清早就抱着孩子走了。工人请假要扣工资，也难怪。但我还是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抱着孩子送你一程可以吗？她说不，路上都是厂里的人，别让人看笑话。知道她说一不二，我也不坚持，每天她走后，就到我母亲那边过一整天。晚上她下班了，我再回去。

她知道我对她的不请假很恼火，但不在乎。我知道她对我的成天往“那边”跑很恼火，也不在乎。晚上见了，都不快乐。

那天我回来晚了，她们在等我吃晚饭，饭菜摆在桌上，都凉了。她郁积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进门她就问我，还把这个家当个家不？究竟家在那边还是这边？

我不知该说什么，没开口。厚着脸皮过去，坐到饭桌边。

她母亲在摇摇篮，她在封煤炉，没有人坐到饭桌上来，我一个人坐着，又不能独吃，很尴尬，百静中只听到灯火的阴影里，摇篮在咯隆咚咯隆咚地闷响。

越坐越难受，我说，结婚几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是个有家的人。

她说我知道你，你就是不把人当人。

我说家里没人，当什么人？晚上有人了，我就来了。

她说不要脸不要脸，越说越不要脸了。人家玩女人给钱，你呢，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不置，结婚以后白吃人家的白暍人家的，还要把人家不当人。你说你有一点点良心么。

我给她的钱，的确太少了。降三级后我每月的工资是52元，给母亲，高林，高筠各寄十元，剩余的刚够吃饭。我心算了一下，小孩子一个月十块钱不够用，探亲假回来一个月，在她家吃饭的钱也全是她开销，她骂得有理。理穷辞拙，加上惭愧，我就缄默。

孩子在摇篮里哭。她抱起孩子，一面拍，一面说，我不是嫌你没钱，嫌你没钱不会嫁给你。但你把家不当个家，还要自己的孩子不抚养，反而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那就太怪了。以前你一个人，爱怎么怪你怪去，那是你的事。现在拖家带口的，就是害人了。我不能由着你们这么害下去，我得想想办法。

她母亲催我们吃饭，我哪里还吃得下？孩子在她怀里又睡着了，背向我，小小的、粉红色的脚掌微微地一动一动。我心里直犯愁，不禁要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保证下一代将来的幸福，他有权利生孩子吗？

把孩子放回摇篮，她似乎平静些了。好像是回答我心里的问题似的，她说，一个人家没有个男孩子不行，我们还得再生一个。

我一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现在家里人多了，再生一个就更多了。这边住不下，我们得回家去住。

我很惊讶，说，这不是家吗？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妈的房子，我们的家不在桥头那边吗？

我真的不知道，根本没朝那方面想过。我说那边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们去怎么挤得下？

她说你姐一家在这里没户口，他们的户口在秦溪，秦溪大队给了他们房子，他们不是没处去，他们可以到那边去。

我说那不是农村里了吗？她说农村里怎么啦？农民都别活啦？

我说二姐被下放农村，是受的政治迫害，能顶住就该顶住。不然，孩子们去了上不到学，将来都没前途。她说不，那是陶家的困难，应该由姓陶的去解决，不应当转嫁给高家。

我说现在是解决不了，她是我姐姐，哪能不管。

她说你管了你姐姐，管我了吗？！

我一下噎住了，答不上来。她没再说话，又听到摇篮的有节奏的闷响。

我告诉她交通局说那房子妨碍交通，早就在逼着拆迁了。她说她知道，那时候再说那时候的话。我这才明白，她要的不是房子，她要的是“家”。

我劝她和她母亲一起，跟我到西北去。我说我在那里，熟人多些，你有这样的技术，去了找个好些的工作也不难。我说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在家乡最受欺侮，在外面五湖四海，回旋的余地要大的多，起码比在家乡要好混得多。

她说不，太远了。

我说你们在这里，又靠近些什么呀？

她也一下子噎住了，答不上来。

九

我回西北后，她仍坚持到“那边”去住，经常前往吵闹，要二姐离开。这个情况，她信上没提，二姐的信上也没提，我在外面完全不知道。

那年下车伊始，看到骇异的一幕：桥头汽车路上拥挤着一大堆人，堵塞了家门，堵塞了交通，被阻的汽车喇叭山响，灰尘滚滚，怀着身孕的她，在人群中朝着门内连声叫喊：谁家的媳妇不准进门呀！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冲进人群不顾一切地把她拉回了家一一北门口她母亲那边的家。

她激动得直喘气，不停地哭，洗了脸又哭。我给她说，那两间房子老得都快倒了，修都修不好了，靠汽车路又那么近，车过去直抖动，尘灰涌进屋里，直呛人，小孩子进出也不安全，交通局早晚要来拆，还不知道能住到哪天，不值当你去要了，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先凑合着过一过，将来再想办法。她不答，直哭。

待她们睡下，我披上衣服，穿过深夜的街巷，来到城南桥头。小屋里，孩子们都睡着了，母亲和二姐坐在灯下抹眼泪。

我还没吃晚饭，二姐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说，要不是为了照顾母亲，和三个孩子能够上学，她实在不愿意赖在这里吃灰，乡下空气好，粮食蔬菜都新鲜，只要做，队里多少总有点工分，强过在这里白吃。

母亲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把被县革委会霸占的那三间房子要回来，有房子住就没话说了。

我说那个房子，就别想了，现在不是说理的时候，高淳更不是说理的地方。孩子不上学，老人没人管，当然也不行，还是我回去同继卿商量商量，让她暂先在那边凑合一下，缓上几年再说。

第二天晚上，她收工回来，心情似乎好些了。我小心试探，立即碰了钉子。她说这么掺和在一起，算个什么正式人家。我说家庭是靠感情来维持的，有感情，住在山洞里山洞里就是家，住在草窝里草窝就是家。没感情高楼大厦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什么正式不正式都谈不上。

她说你两头有感情两头是家，三头有感情三头是家是吧？我说性质不同，再次劝她同我到西北去。她断然拒绝，说，你要我给你姐让路是吧，没门！

二姐也不让她，说房子是我妈的不是你的，你没照顾过一天妈，也没上过一次爸的坟，现在妈还没死，怎么就来夺屋？任凭她叫骂，只是不走。

她破釜沉舟，使出了一件必胜的法宝：提醒二姐别忘了自己是右派分子，已经下放农村。赖在城里不去，是抗拒劳动，抗拒改造。当黑人黑产，是违反政策。

二姐一下子没词了。但还是赖着不走。

几天后来了个居委会主任，一个臂缠红袖章的小脚老太婆，气势昂昂，如大首长，说我们是忙了些，顾不过来，阶级敌人就想钻空子，那就不行，告诉你们，办不到。如此云云，重复几次，屋里屋外看了看，走了，临走时说，这次是来打个招呼，再不走就不客气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位派出所的女民警，颇有礼貌，还同我握手，说她叫张红，说你们家的事，我们只有调解的权，没别的权。但是黑人黑尸，不能不管。然后转向二姐，说你来看你母亲，不是不可以，但要报个临时户口，这有规定。谁家来了客人，哪天来哪天走，都要到派出所申报备案，这条规定，你该知道。你报了么？没报，就算你不知道，不追究了，但要再住下去，那就不行！

到这份儿上，我同樊已没话可说。只要我一开口，她就说到公检法说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者的同一，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真理。面对这一真理，什么都不用说了。

那天我不知怎么的忽然来了灵感，在她又提到公检法时，回答说，“你们家也是公检法的老朋友了，热门熟路的嘛”。

她正在给孩子补衣服，把针线放到膝上，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正色说，你是说我妈坐过牢是吧，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我妈没有做过坏事。

我说你有意见吗？对党不满了是吧？

她也没词了。语塞须臾，突然大吼：不要脸，不要脸，说这种话，欺负孤儿寡妇，真是不要脸！喘了几口气，平静些了，压低了声音，又说，想出这句话来，你很得意是吧？亏你说得出口！有种你同公检法讲理去，别跟在里面欺负孤儿寡妇，你说你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么？像么？像么？像么？！

我舔了舔上嘴唇，咽了口吐沫。一时答不上来。

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贱到这种程度，说出那么些丢脸的话来。本想针锋相对说一句：不跟党走跟谁走？惭愧得说不出来，话到嘴边又憋了一阵，又觉得深深受了侮辱，愤怒地吼道，“到底是谁欺负谁”！？

十

二姐无法再待下去，非到农村去不可了。依靠她照顾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不得不跟着同去。离开淳溪镇，大家都很悲伤，母亲舍不得这两间老屋，说人一走，交通局就要来拆。我说拆了好，不拆不得安生。

不等交通局来，自己动手把它拆了。

这是丧失理智的行为。拆房后材料无处堆放，日晒雨淋，东家拾西家拣，大人偷小孩抢，很快就只剩下一摊子断砖朽木残瓦。为此，我把自己累得不行，把母亲苦得不行，把樊继卿气得不行。没有人不说我愚蠢，没有人不说我是个败家子，我也认了。

秦溪是一个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只有几栋瓦房，大多是一式的土墙草屋。二姐下放到此，队里把原先放舴艋用的一栋草屋给了她。虽然简陋，却在村外水边的芦苇丛中。四周几棵老杨柳树，疏密有致。透过摇曳的枝影，可以看到防波堤那边或明或暗的湖面，野趣横生。被乱得焦头烂额的我，一到这里，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相信母亲在这里，也一定会过得很好。

国家规定居民凭户口本在所属辖区购粮，母亲的户口和高林的临时户口在淳溪镇，换了地方没粮吃。我回西北后，二姐每个月要拿着母亲的户口本，走十六里路，到淳溪镇粮站，按定量买两个人的四十多斤米，四两食油，再到煤建公司购买每个月配给的蜂窝煤，约八、九十来块。为了省钱，不叫船，借一辆板车沿着堤岸自己拉回去，来回三十乡里。加上排队等候的时间，起早摸黑得一整天。第二天归还板车，还得再跑一趟。队里给她的是稻子，挑到公社加工厂舂成米，来回又得十几里地。

为了三个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又不得不到淳溪河对岸靠近襟湖桥的门头圩村，租了农民家里的一问草屋给孩子们住。月租二十元。县交通局为拆那两间老房，只给了二百元“拆迁费”，不够一年的房租。二姐这头要照顾孩子们，那头要照顾母亲，不得不更频繁地两头奔跑。江南多雨，一场大雨过后，湖堤上的泥泞很多天都不得干，刚干不久又下雨了。打着伞，挑着担子，俯仰摇晃，十几里地至少得走两个小时。

孩子们上学，也要走很远的路。早上出门，带上中午饭菜，晚上放学，五六点钟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热饭。每个星期六下午，一同到秦溪去看祖母，风雨无阻。高林最小，跟着跑，常滑倒，有好几次，到家时像个泥人。

最苦的是母亲。年逾七十五，身体又不好，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地方，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从门外到水边，约十几码，是一个斜坡，有苇荏处扎脚，没苇荏处滑溜。虽然我临走前用石板做了几级台阶，日久生苔，仍很难走。每天，她颤巍巍拄着藤杖，到水边淘米、洗菜、唤鸭，都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是黑夜里起夜，更加小心，生怕摔倒了，起不来，没人扶。

母亲信佛，没事时，就念经，为我们祈祷。养了一只狗，一只猫，一群鸡鸭。狗叫阿年，母亲说，它听得懂话，她常和它说话。二姐每隔两三天去一次，做些老人不能做的事情。把水缸挑满，把马桶倒净，从阁楼上取下烧饭用的稻草，放在灶门口，到自留地锄草施肥并带回够两三天吃的新鲜蔬菜，放在水缸边……匆匆做完就又得匆匆赶到孩子们那边。只有到了星期六，三个孩子和二姐同来，在这里过一夜，才是大家快乐的时光。孩子们也都盼望这一天，因为祖母早就准备了他们爱吃的东西，等他们来吃。他们还可以在平旷的湖岸上奔跑追逐，大呼小叫。

这期间，继卿在城里，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女孩一一高山。

十一

这以后几年的探亲假期，我都在这里陪伴母亲。长期以来，我一直严重失眠，但不知怎么的，只要一到这里，晚上就能睡着。探亲假满离去，立即旧病复发，吃药打针都不见效。这很奇怪！我从未听说也从未在书上读到，别人有过同样的经验。

在敦煌当牛鬼蛇神时，学会了做泥瓦工和简单的木工，给小屋修修墙壁，补补门窗，也是一大乐趣。我加固了水槛，沿台阶安了一排扶手，甚至还做了一个水泥小桌，在老杨柳树的下面。以前寄给继卿的那些书，也都拿到这里，想重读一遍，忙得都没顾上。有空时，宁肯坐着望呆，看水面白鸟翻飞，听芦苇的萧萧。有时风起雨来，湖上白浪滔天，就会想起辛稼轩的诗句：“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想到“吾庐”也就想到“家”，想到樊继卿和孩子们，想到结婚多年，从未觉得自己是个有家的人。所谓家，它和周围世界的区别，无非也就是一个内和外的区别。人生如战场，如果遍体鳞伤，日暮归来，不能卸下盔甲，放松休息一下，还要全副披挂继续战斗，那么内和外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

无家可归的感觉，伴随着焦虑和不安，呈现出强悍的战斗者心灵虚弱的一面。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二姐他们来得早。我带着高林往回走，去看她的两个妹妹。心中暗暗希望，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继卿她会有某种负罪感，过意不去，那时我就可以表示谅解，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临走时母亲嘱咐，把两个孩子，带来给嬷嬷看。

我不知道“妹妹”一词，在孩子的心灵中，有多么神圣美好，高林特高兴特认真。我们走得慢，不觉天黑下来。一路上蛙声似万鼓，流萤飞百草。她捉了两只萤火虫，准备送给妹妹，一人一个。她说她们在城里，一定看不到。萤火虫不听话，老是从她的手指缝里往外爬，她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它们管住。我建议她请我代管，她不肯。

我提着一篮鸡蛋，拿着两本自编自画的连环书，一只电动的打鼓小熊，和一只自制的玩具帆船，没法子抱她，一路上，看着八岁的她，那么虔诚，那么专注，那么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两只乱爬的萤火虫，居然一直走到城里，我很感动。

进门没人说话，摇篮在响，只有高筠欢天喜地的，咚咚咚跑过来迎接我们。高林向她张开合着的两手，献出那两颗淡蓝色一亮一亮的小星星。

高筠惊喜得同时张大了眼睛和嘴巴，伸手就来拿。

“不许碰”！继卿吼道，“当心爬进耳朵鼻子孔里去”！

我一惊，有一种撞在铜墙铁壁上面的感觉。

叫高林到门口外面把两只萤火虫放了。自己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一杯小油灯。踢翻了才发现，地上有许多小油灯。

这些灯，是樊继卿给李慈林点的。不知道听信了什么人的妄言，她相信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于我的前妻阴魂不散，嫉妒她同我结婚，从中作祟所致。焚香祈祷，点七盏灯，连续七天七夜，保持不灭，可以禳解。踢翻一盏，前功尽弃，她恨恨不已。

我觉得这种荒诞做法，对于善良温厚的李慈林，是一种无端的侮辱，也很气愤。知道她不会理解我的气愤，知道说出这种气愤只会激怒她，我也就不说了。我想毕竟，这里面还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愿望，强烈真诚令人感动。决心好好同她谈谈。就说，事情闹到这么个地步，难道你真的一点点都没觉得，这里面自己也有责任吗？

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她说，斩钉截铁义正词严，我只要下决心同你结合，我就对得起你了。

我说，假如有一位公主，爱上了皇宫里的一个仆人，跟他私奔，躲到民间，他们可能很幸福。但如果她在私奔以后，把仆人还是当仆人看待，居高临下，认为他因此亏欠了她什么，永远也偿还不清，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她说有什么你直说，别这么花里胡哨七里拐弯。

我说假如你一定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离婚。

她说离婚？你以为你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别人不是个人，一切都由着你是吧？有本事你到公检法告去，我奉陪到底。

她母亲从不介入争论，这时插进来说，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讲。这么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的，到底为的什么？心肝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一把锄头，吊在胸门里头吊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灵气了，怎么就这样的一窍不通？

我想过，要通就得变，她是不会变的。我自问能变吗？也不能！抛弃我视为神圣的一切，也就是抛弃我的自我。假如她所爱的不是我的真我，而是她所想象出来的我，假如我得变成那另一个人才能得到她的爱，那样的爱还值得为它抛弃什么吗？

这是简单不过的问题。晚上睡不着，一直在想它，就像拧一个松了的螺丝钉，来回转圈子。饭食不消化，塞在胃里胀痛。第二天一早，她找了几片胃宁给我吃，说你放心，你不会死的，好人不常在，大坏活千年。你息天把要成精。说着用暖瓶里的开水泡了一碗剩饭，匆匆吃完就上班去了。她们厂里两周休息一天，这个星期日不放假。我追出去，问她能不能带高筠高山到乡下玩几天？她说不行，你带不好。

那天上午，同三个孩子在城边的小树林子里玩了半天。她们平时不去，一切都很新鲜，小草，小虫，野花，圆石头，无不引起惊喜。高林把电动打鼓的小熊藏在丛莽中，让那两个循声去找。每次发现，都高兴得大叫。

她们也会使我惊讶。高山问我，晚上睡一觉，今天就没了，哪里去了？我说变成昨天了。她没明白，思索的样子。又问，又有个今天哪里来的？我说明天变来的。她又问明天哪里来的？我无法回答。一个四岁的孩子，提出如此抽象的问题，我只有惊讶。惊讶之余，又深深忧虑，因为这种天赋潜能，如果得不到培养，很容易消失。

带着这忧虑，下午我就走了。先把高林送到门头圩村，兀自又回到秦溪。一路上，我都在想，怎么办？穿不过的铜墙铁壁，为什么定要面对？背转身就是出路，为什么不可以选择？

我告诉母亲我想离婚，母亲反对。她说她对我们怎么样都不怪事，只要对你好就行了，人都是这样的。我说她对我也不好，她看不起我。

母亲说，嫁都嫁给你了，还看不起你吗！人家一生一世顶大一桩事就是嫁给你，还看不起你吗，有什么你让一步，怎么就不可以？好男不和女斗，斗赢了也算不得好汉。没完没了，反而小气。我说让步让到这个水角落芦草窝里来了，还不够么？母亲说，你这是气话，气话越说越气。

已经这样了，就别说了。你也将心比心，帮人家想想，她们也很苦很难，你要是她，你怎么想？

我知道她很苦很难，特别是这次去，更强烈地感觉到贫困的景象。高淳医院在她们门前造了一栋大楼，离门只三码，完全挡住了阳光。她们家和那一带许多人家，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都湮没在阴影中。她咬紧牙关把高筠送到幼儿园，把高山带到工厂，让孩子们得以享受阳光。我很感激，也很尊敬。

但我还是想离婚。她是伟大的母亲，也是可怕的妻子。对于她来说，我的爱好，愿望，信念，价值观，总之我所珍视的一切，包括被人尊重的需要，包括那从童年时代起就在灾难深重的家族的历史中形成的对亲人的爱，统统都不在话下。我成了一个工具，一个生存条件，太可怕了。

无法和母亲沟通，只能沉默。母亲常常陪着我沉默，一坐就是很久，心事满腹的样子。温馨的空气里，又渗杂着苦味的忧伤。

十二

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派我再当一次好人。“平反”，“恢复名誉”、“归队”。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

带着可以让母亲惊喜的好消息回去探亲，我很高兴。车到淳溪镇那天，大风大雨。再到秦溪还要走十六里路，二姐劝我在门头圩过一夜，晴了再走，我不听，赤脚打伞上了湖堤。风雨之狂，泥泞之深，出乎意外。湖上白茫茫一片，浪打堤岸，时或飞溅到身上。前方的路。隐没在云雾中。向着云雾，我轻声说：妈妈，我回来了。

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天。七十八岁的母亲，还能把桌椅搬出搬进，只要不下雨，她总要搬两把竹椅，提一个煤炉，放在老柳树下我做的那个水泥桌旁，烧茶暍。茶叶是大姐从山乡送来的新采毛尖，条索紧秀，白毫满披，水清味浓，喝一口很苦，久之回味甘甜。烈日如火，浓密的柳荫下，吹拂着来自远水的凉风，带着荷叶的清香和菱花的微腥，闻着闻着就想沉沉入睡。我们常这样静静地坐着，偶尔说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比方说某一天阿年的表现之类。而阿年总是躺在母亲的脚边，在听到它的名字的时候，抬起头摇几下尾巴。

那是火红的年代。我走遍农村、学校、厂矿、部队、机关，到处都感觉到同一种紧张。人们相煎相迫，活得很潦草也很疲累。从那股炽流***来，面对这份清寂，这份祥和，我沁心透脾感动莫名。说给母亲，她说你这是三天新鲜。你从小没常心，时间一长就会烦。

我问是不是你已经烦了？她说不，她很安心。

我说那年搬家，你舍不得离开老屋，还哭了呢。她说那房子是破，是吵，是灰多，住惯了，也一样安心。人活在世界上，凡事要随缘。随缘就心安。这是菩萨保佑，让我做不动了还有吃有穿有住，有儿子女儿孝顺，还有那么多小孩子叫我喜欢，我感激都感激不完，还能不安心么，这世道年年是凶年，我在家里天天念经天天为你祈祷，知道有菩萨保佑，你在外面我也放心。你大难不死，那么多关口都过来了，都是菩萨保佑，你要知道感恩。

我想说，还有没过来的，我爸，高林她妈，都没过来。怕伤了母亲的心，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母亲好像听到了我的心声，接着说，你爸去的早，也是好事，不去要吃更大的苦，下来那些年更惨，更惹急。人算不如天算，也是菩萨保佑。

怀着对暴政的刻骨仇恨，我无法接受母亲这来自信仰的睿智。不过，有时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无道理。相信在无序的表象背后，冥冥中自有一种安排，心境自然安宁。这份安宁，也确实是，佛陀的无住无相布施。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也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远村的小屋。

翌年，一九七九年，二姐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允许回淳溪镇重新教书，恢复工资，工龄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给了一张“三十年工龄老教师”的“光荣证”，但二十一年的工资不再补发，非法没收的房屋也要不回来。

她任教的西舍小学，给了一间单人宿舍，两头隔壁都是教室，门外是操场。她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还有一只狗一只猫回到城里，统统住在那一间房里，里头拥挤得不得了，外头吵闹得不得了。

不久，母亲就在那间房里，与世长辞了。

接着那只狗和那只猫也都相继失踪。其时我在北京，接到电报赶到母亲床前，她刚刚停止呼吸。看到她面容宁静和平，稍感慰藉。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做到，在母亲生前，把高筠、高山带去给她看看，让孩子叫一声嬷嬷。

十三

这场离婚官司，整整打了七年。

当然，首先想协商解决。当了二十几年的“阶级敌人”，习惯性地，怕同“公检法”打交道，总想避开法院，结束互相折磨。但是不行。年复一年，她总是说，有理你到公检法说去。我说协商解决最简单，最体面，双方损失最少，对孩子们心理上的伤害也最小，为什么不？她说我没问题要解决，你有你找公检法。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动荡，充满着变革复新的希望，心情很激动也很振奋。有太多的东西要看要想要写，有太多的事要应付，没时间也没心情去打离婚官司，事情就拖下了。似乎噩梦也会风干，干缩成一个小点，只偶尔深夜醒来，锥子般刺你几下。平时感觉不到，也就把它忘了。

那时我在北京，建外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为要给孩子们寄钱，同她还有些联系。她来信很简短，有时称“老高同志”，有时没任何称呼，也没有签名，一张白头收条。同事们看了，无不叹息。

室主任齐一建议我把这些信保存着，说将来打离婚官司有用。那时我正同齐一合作，写一本《美学十讲》。他是哲学所党组书记兼副所长、美学室主任，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同他联名出书，有助于改变我的异端形象，扩大我的观点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成了朋友。

他私下里常骂毛公，我很欣赏。对他也无保留，甚至告诉他，我保存着，十多年来秘密写作的许多字纸，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说那太危险了，万一出个偶然事故，不得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纪平代为保管。当然我很愿意，也很感激。但合作没有成功。他是大忙人，写书的事只我一个人干。一个人干也没什么，投入更多的时间就是了，我也愿意。问题是，他怕“犯错误”，要求我把书写成没有观点倾向的纯知识性读物，我写出来的十五万字反映出我的观点，他通不过，要我一改再改。我实在受不了了，要求他自己动手。他不肯，暗示我如果这本书出不来，我就得走人。我情绪失控，说他不学无术剥削别人欺世盗名，闹翻了。

古话说利刀割体创犹合，言语伤人恨不消，我算是领教了。几句话结下的仇恨之深，出乎意表。他到中宣部理论局控告我坚持反动立场，宣传反动理论。在我被赶出社科院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以后，还追到兰大组织座谈会，发动对我的揭发批判。这件事，朋友们都批评我太任性，我认了。性格就是命运，也是自作自受。所幸他的夫人和女儿都知道此事，很同情我，那批命运攸关的秘密手稿很安全。是他推荐给纪平的，没有纪平的协作，他没法用它整我。

当初我没想到，这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一位陌生的女孩子。后来更没想到，弱小的她，居然有这么强大的保护力量。爱情是不知不觉地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直到临走前不久，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下决心，同樊继卿开诚布公谈一次，告诉她我已别有所爱，请求她放了我。我说本来就没在一起，你有我没我都一样。以后我照样会给孩子们寄钱，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你成全了我们，我们对你的感激将是永远的。她还是那句话，你找公检法去。

回来我写了一份诉状，寄到高淳县法院，提出离婚诉求。理由是没有感情，我有家等于无家。

十四

法院受理此案，轰动高淳县城。平时规规矩矩的市民们突然兴奋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高淳出了个陈世美，刚翻身当了教授，就不认贫贱之妻。我几乎要“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了。

在法庭上，她表示坚决不离，一口咬定我们感情很好，毫无矛盾，只因我地位变了，有了第三者，喜新厌旧，才变了心。我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一贯正派诚实，从来不说假话的她，怎么一下子连当初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实都不承认？这不是她的风格。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都是农机厂的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恩爱夫妻反对离婚。我感到奇怪，这些年来厂里调资分房，名额都给了工龄比她短、技术比她差，但有背景有门路的人，全厂没一个人出来替她打抱不平。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慷慨陈辞的侠义之士？这不是高淳的民俗。

更奇怪的是，新华社派来了个记者叫王孔诚，名义上是采访此案，实际上是来整我。给樊继卿出主意，给群众做工作，给法院施加压力，反对判离。无冕王到小县城，土皇帝毕恭毕敬。县委书记邢华平下令法院不得判离。这个人我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这样？

法院院长黄振华亲自主理此案，组织了一个包括民庭庭长在内的合议庭，倒也真想依法办事。他们都是本地人，知道我们结婚以来一直吵架，也知道证人们都在作伪证。但是迫于各种压力，不敢判离，一直拖着。每年一次，通知我开庭日期，我请假到高淳去出一次庭，双方重复一遍说过的话，这样一拖就是五年。

这五年，也是我政治麻烦很多的五年。由于发表了一些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我成为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的重点之一。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出书。已经出版的《论美》一书，也被毁版。兰州大学要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并作检讨。我拒绝检讨，也拒绝运动过后复课，离开兰州到了成都，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校党委派了两个人，中文系总支书记夏甲太和法律系教师张星，负责了解此案。

他们访问了许多人，包括新华社记者王孔诚。从王那里了解到，齐一曾找他长谈。诉讼期间齐一也曾四次“出差”南京，约樊长谈，并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指控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份指控我乱搞男女关系。后者题为《一个灵魂丑恶的美学家》，说我讲的是人道主义，干的是兽道主义，打着审美的旗号，做着丑恶的勾当。署名竟然是“樊继卿”。此外还有一封同样内容由樊署名的控告信，分别寄给了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兰州大学校长聂大江，和甘肃省委书记刘冰。

法院一直不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存在。得到这些文件以后，黄院长、冯庭长和一个记录员到北京分别访问了齐一、纪平、还有其他有关的人，回来即作出了离婚判决。对方上诉到南京市中级法院，并征集到百多人签名要求推翻原判。这样又拖了一年。一九八七年，中院判决维持原判，准予离婚。

十五

七年是长，但是，能用七年的时间结束这场灾难，我仍然感激命运。

记得七年中有一次，同事曹万生告诉我，报上说除非双方一致同意，不得离婚。我大吃一惊，恐慌莫名，急问哪天的报，他说是听李万福说的。时已深夜十一点半，不顾礼仪，赶到李老师家打听。旋又到资料室管理员李霞家敲门，叫醒她（连声说对不起）拿了钥匙，同曹万生一起，到资料室急急翻报。到凌晨两点多找到了，知道了那只是关于“协商离婚”的法律常识，婚姻法没有修改，才放下心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给曹说，要不，那真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但是有某条法律，不等于这条法律会被执行。我的朋友、中文系系主任苏恒离婚，官司打了十八年。我的另一个朋友，作家高晓声，缠讼八年判决不离，只能就那样了。同他们比，我真感激命运。

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和樊继卿的婚姻长达十五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应该是十五个月。除去打离婚官司前后的分居，实际上是七个月。七个月中她几乎每天上班，下班才见面。见面后争吵不息，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

为了在黑暗年代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欢乐时光，我仍然对她心存感激。她聪明能干，勤劳本分，虽贫贱而自尊自爱，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很可敬。但是她不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事事反着干，互相成为地狱，十五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比她要幸运得多。置身在激流漩涡之中，惊弦雁避，骇浪船还，事事都可以分心。用我的笔，与暴政斗争，纵然艰难险阻，纵然被群犬追逐，也时时能体验到，或一种生之美丽。而她，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重复着同一种机械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生意，婚姻和家庭成了唯一的寄托，对那种连我都难以忍受的局面，自然会倍觉苦痛。离婚，更是重大的不幸。

我曾自问，对于她的不幸，我有多少责任？这个问题常常变为：假如我牺牲自己，不离婚，她会幸福吗？这个问题又变为：离婚前她幸福吗？想着想着，当时那种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孤独感、失落感和噩梦一般的荒诞感就都会重新来到心头。

离婚后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她没再结婚，生活与从前大致相同。也像她的母亲，全部心思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为了孩子，我希望能同她做个朋友，保持联系。但是没有可能。两块电工板，两种线路图，怎么的也无法沟通。

孩子跟着母亲，我无法影响她们。但是她们大起来，却又气质精神和我相同：喜欢诗，喜欢画，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抽象地思维，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高筠选择了美术专业，高山选择了文学。去年她们看了霍金的《时间简史》。针对时间箭头来自熵潮的涨落，现有的文明和宇宙终将消失的说法，来信说，她们“相信信念和爱可以支撑一切，并由此看到一种神性的存在”。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绪，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我很喜欢。

去年六月，高筠在南艺听了一位留美学人关于华人在美国处境的报告，来信写道：“……他谈得很中庸，但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在那边奋斗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整个地必须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健康，过得是不是快乐，如果不是这样，我和高山都很愿意你能回来。”知道孩子们在远远地关注着我的命运，我很感动。

看这些信，我又想到了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关于人的本质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也是现代美学的中心问题。

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所以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美则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难深入。

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重门深锁的禁区，以至于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本文的写作，是为寻找出发点面蜍的一个初步的努力，只谈了一个人的本质问题，即便如此也还是感到题目太大。“茫茫大海与无齐，无限行程望欲迷”。不知一叶蓬舟，能得几许？

一

我们关于“本质”的理论，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它是我们把一事物与一切其他事物及其有机整体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方法。宇宙本体是一个有机的和生态的过程，一股生生不息的永恒之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方法，则所有的事物在其终极的意义上将合而为一，而在现象上的多样性将不可理解。

分开来看，一事物、一过程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是有区别的，但不是独立的。

所谓“本质”，是指一件事物或一个过程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其有机整体中有别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的内在基本特征。所以要确定一中物一过程的本质，只有把它放在与他事物、他过程的整体关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例如生物的本质是相对于无生物而言的，它必须以无生物为对象，与无生物作比较，才能确定。人的本质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而言的，它必须以动物为对象，与动物作比较，才能确定。

所以关于本质的规定性，不仅来自人类具体地考察各别事物的需要，也来自人类整体地认识世界的需要。孤立的、单独的事物是没有本质的。孤立的、单独的个人也是没有本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叫“无对象的本质是非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怎样超越出动物界，人就怎样进入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本质。

所以马克思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这种提法，同现在在我国学术讨论中所通用的“共同人性”这一提法，有重大区别。我们所谓的“共同人性”，是同人的“阶级性”相对而言的。后者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和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人的属性；而前者则是指这种“阶级地”不同的人们之间相同和共有的东西，即人的自然本性。而无论是后者，还是前者，都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后者是指人和差异而不是指人和动物的差异。在历史和社会之中，人和人的这种相同之处，只能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如食欲、之类生物学上的本能，而这些本能，是动物也有的。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有所不同，实际上殊路同归。说人的思想行为是由他的阶级利益所决定，实际上也就是说追求利益的本能是一切人共同的本能，也是人性论。二者的差异仅仅在于，一是指具体的人性，一是指抽象的人性；一是指人性在不同社会必然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异化形态，一是指产生这一切社会必然性及其异化形态的同一个自然必然性。归根结底，二者并不矛盾。人类之划分为不同阶级，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在么衣制出现以前漫长的原始社会，和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后的漫长的社会，都是没有阶级的人类社会，那时没有阶级性，不等于没有人性。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

所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人的本质。把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社会必然性的盲目。把共同人性当作人的本质是对于自然必然性的盲目。而归根结底。所谓“社会必然性”，例如经济必然性，不过是社会中的自然而已。盲目（无意识、不自觉）是动物的特点。这两种对于必然性的盲目，具有同一种动物的性质。正如在原始自然中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在社会的自然中，人也具有自己的动物性。例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君君臣臣”被看作和“父父子子”一样的自然现象，人类社会就象自然界生出狼和羊，或者蜂王、雄蜂和工蜂那样直接生出王公、贵州和奴隶。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

当然，“人类动物学”不完全等于动物的动物学。它经过了人类异化劳动的一系列中介，如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中介环节，打乱了原来的自然秩序，呈现出一种错杂的状态。例如，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是工蜂杀死雄蜂，而在人类社会，则是雄蜂杀死工蜂，即不劳而获者杀死劳动者一一用工作把他们折磨死。这种情况不同于自然界，但同样“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

把人性或人性的某种异化形态（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无异于把动物学当作入学。在这个领域内寻找人的本质，那就一一借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一一象易l生笔下的人物培尔。金特在剥洋葱皮；他剥了又剥，除了皮还是皮，终于没有得到“洋葱本身”。对人人办语言和行为，用政治经济学的、或者心理分析学的术语作出解释是容易的。例如，数学家们早已在证明，心灵不过是无数复杂反应的总和，它接受信息并进行处理，以维持机体的稳态；而对于生物学家，人脑也象其他生理器官一样，不过是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存，在进货过程中形成一种特殊工具而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则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他们的阶级利益作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假如社会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人的心灵，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都可以在这些特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序的联合国吧操纵，那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奇怪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就变成机器，或者不寄托了动物了。而这也就是说，当洋葱皮剥完时，“洋葱本身”也没有了。这种结果一定会使得拉。美特利在九泉之下高兴得眉开眼笑的。

受客观必然性——无论是生理必然性还是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是动物的属性。人对于必然性的盲目是它的动物性的表现，是朦昧远古自然状态在社会和历史中的遗物。这种情况把人和大自然结为一体，而使他消失在太古时期的背景之中。“人的本质”。所以“人的本质”是和人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把握和驾驭分不开的。人类史表明，人类离动物界愈远，他的活动就愈带有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因而是主动能动的特征。“他的政党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而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

“共同人性”是变化的，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本性。这种自我改变，即自我创造的本质是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则是不变的。所以共同人性不等于人的本质。对于“共同人性”的论证，不能代替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证。至多，共同人性只能算是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即人的本质的第一个层次。

二

意识是劳动和社会的产物。劳动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

我们通常把劳动理解为“干活”，理解为狭隘的物质生产，理解为维持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按照这种理解，劳动不是人的本质。因为动物也能这样“劳动”（例如野兽觅食，蜘蛛结网，蚂蚁、蜜蜂、海狸构筑巢穴）。并且正是这样的劳动，把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天天这样为维持一已怕生存而不断“干活”的人们，事实上已经和动物没有区别了。这是对“人”的否定而不是对“人”的肯定。马克思指出：“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的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劳动”这一概念具有深广的实践意义，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干活”等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很明显，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只有作为人类目的树立和目的实现之间的中间环节，即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的”劳动。只有在这样的劳动中，才存在着人的一整个族类生活的共同特征。这种劳动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这种创造常常表现为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它代复一代地进行，形成文化，形成复杂的精神文明。这样一来，各个具体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不仅是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存在，而且是这种精神文明的存在，是这种精神文明的现实的生成。

这个生成过程，不仅表现为劳动转化为创造，转化为爱情，感觉转化为审美，本能转化为道德，而且表现为感性材料转化为语言文字符号，以及符号的符号一一信息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能动的、反思的精神结构——文化心理结构。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观念地存在着”的蜂房，正是观念地存在于这个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个蜂房的由观念的精神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实体，只有通过“劳动”这一中间五一节才能够实现。所以劳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主动能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和在其中不断递变的一切社会关系，不过是这个实践活动及其后果的总和而己。

这样一种持久的、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当然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完成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生活在一起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进行生产，人类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至于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和他的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有机地密切联系着的。

条件、方式、目的等等及其组合，是一些能动的因素。所以历史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发展途径，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历史看作单一的历史，看作由一个点出发向着另一个点前进的历史，因此也很难说什么方式和目的的是历史的方式和目的。不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则是历史进步的普遍形式。这种形式恰恰是人类主动性、能动性的现实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又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就直接把劳动包括在这个总和之中了。

基础不等于上层建筑，人的本质的基础不等于人的本质。这是因为它的“总和”并不是各个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指一种包括文化心理结构在内的主动能动的整体结构，即人的主体性。它是一个乘积，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相加之和。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和社会性还不直接等于人的本质，而只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以往的哲学给人的本质所下的定义，在最深刻的情况下也只是达到这个层次。而只要达到了这个层次，一种定义也就能标导出一种社会的特征。例如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这标志出欧罗巴的古代的特征；孔子以有仁、义、礼、智为人，这标志着亚细亚的古代的特征；弗兰克林把人看作“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这标志着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征。

但是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正如我们不能在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个人身上寻找人的本质，我们也不能在一种从个人抽象出来，只得个人相对立的所谓“社会”中去寻找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在这种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

三

所以人的本质的第三个层次是人的世界。即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同他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看法相一致的。人的世界并不是历史运动的力场，不是在人之外的盛装人类的容器，它本身就是人的表现，人的活动及其后果的总和，亦即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对象。

动物的需要是动物行为的动力。动物至多只能利用自然环境。它适应环境变化的手段则依靠进化，依靠进化来修补它们的生理器官，改进它们的本能。它们没有自我意识，不能把自己作为对象。所以世界对于它们也不是对象。它们是自然本身的一个自在的部分，没有从自然背景中脱离出来。人和动物不同，他在自然材料面前是一个对立的力量，是一个把自然作为客体加以改造的主体。他运转他方面的自然力，手臂和腿，头和手，来把自然材料加工改造，转化成一种对他有用的形式。于是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一一“生产的骨胳与肌肉系统”。他用这个人工的活动器官，不仅延长了自己的四肢，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大脑（人工智能，“思考”信息咨询中心系统等）。于是人在加工发行自然的同时，不仅创造了一个与他自己相适应的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与他所创造的世界相适应的新的自我，即包函着继承和扬弃了全部历史成果的、作为创造者的自我。

于是主体性这一概念，也就获得了自由的含意。所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找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其所以是心理学，就因为它作为人的创造物，和人类进行创造的人工器官，是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由的现实的证明。工业如此，人的一切其他创造物、宗教、艺术、法律、政治经济结构等等及其总和，莫不如此。人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感情和他和理性，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外在于他的世界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东西。他和这个世界都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产物。他作为主体拥有这个世界，并参加在这个世界之中，被这个世界所创造，也创造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直观自身”。

在创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中，人类作为主体通过掌握必然性而获得自由，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包括劳动劳动工具（或者说人工器官）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标志着他的自由和存在和发展。从石矛、石斧到用牛犁地、用马拉车，从拖拉机、火车头到航天工业和巨型符号控制器，这一劳动工具即人工器官的发展史，形象地反映出入的自由的发展史。因为生产力的程度，不仅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即人类从自然办获得解放的程度，而且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即人类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获得解放的程度。当然这二者并不是平衡的（例如工业发达的国家未必是政治进步的国家），甚至常常是有矛盾的，但它们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并且总是这种矛盾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在这全过程中，劳动工具作为生产力的基因，它的状况是时代的象征，也是照耀历史前进的火炬。

“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因此，正是通过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产。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公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这里所说的“化分为二”，可以理解为人把自己化分为主体和客体。客体是主体的客体，即对象是主体的对象（对象如果没有主体，就会失去对象性而不成其为对象）。这种分化是人确立自己的本质一一主体性的、自由的证明。主体感到没有外在于自身的他物，世界之对于人成为客体和对象，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现实的证明。

诚然，马克思也说过，不仅主体可以为自己创造客体，客体也可以为自己创造主体。一种被客体所创造的主体可能是自由的吗？但是，所谓客体创造主体，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创造个人（正如同主体创造客体是个人参与创造历史）；是逻辑、认识结构转化为感生存在，亦即历史的东西转化为个人的东西。一句话，所谓客体创造主体，是客体转体为主体，被主体所“吸收”。这种“吸收”是主体创造客体的“再生产”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东西通过劳动实践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转化为客观世界。而这个客观世界作为历史的既成事实，又影响和铸造着当时和后来的无数的个人。所以达个过程中物质的东西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而且是精神的东西，是“客观地揭开了的人的心理学”。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工业的历史，而且适用于美与艺术。美之所以能影响欣赏者的思想感情（即客体创造主体），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物，一个人的主体性的表现。

“人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主体性结构，一个能动地结晶了、物化了的主体性结构。正因为如此，客观的自然界对于人才成了属人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物化。也只有作为人的物化，世界对于人才成为对象，人对于世界才成为主体。才有可能“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的丰富性，包括文化心理结构的丰富性，才有可能如此感性而又如此生动地呈现出入的本质的丰富性。

四

把人的劳动、人的社会性、人和人的世界的统一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尺是人的类的特性”。“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自由”一词，在这里可以直接理解为人类活动的万能性。马克思有时也用“万能”这一提法来代替“自由”的提法。例如《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写道：“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这是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之所以懂得并实现这一切，是由于他们在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认识了客观必然性，驾驭了客观规律的缘故。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

人类对必然性的认识是他们从必然性的制约下自为地获得解放的前提。认识是主观的东西，它通过劳动实践转化为客观的东西。于是意识获得了物质的实体。客观的事物成为人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的“总和”创造人，也就是所谓客体创造主体，即历史创造个人。于是人对世界的实践的改造，也就成为人类对于自己的意识的一个超越，即他的自我超越。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表现为实践对于意识的超越。这样的一个超越过程，也就是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创造自己的过程。于是人类对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认识，由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变成了意识的自由。意识的自由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历史、即人的生成。

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必然性的对立物，而是一种被认识和超越了必然性。在这里必然性不是它自身，而是自由的媒介，是自由过程中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在这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同自在和自为的关系相对应的：人作为自为的实体才成了自由的实体，而这个过程的开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自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人曾经是动物，与大自然结为一体，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不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象进行加工改造的时候开始的。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超越了环境的束缚，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把自己当作自由的主体加以解放的时候开始的。当人不是盲目地受环境和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是作为能驾驭自然性以改造环境的主体而出现的时候，人才成其为人，人的历史才成为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的部分。

以劳动工具的发展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自由的发展。所以生产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等人与人的关系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的精神结构即文化心理结构，随着这种发展而不断地改组，就形成历史的变迁。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宗教、艺术、哲学和政治经济制度等等都无非是作为腐朽的人类在实现他的自我，即争取自由、进步的道路上留下的足印罢了。这些足印是凌乱的、尺疑的、非线性的、迂回曲折的，但始终是向着自由前进的。

历史是沧海桑田，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历史之路完全是人类自己走出来的。从这条漫长而又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无穷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将来的社会的必然发展，重叠、交叉而又曲折地呈现出一种人类不彻底解放的实现，也就是这个过程的必然归宿。从归宿的意义上来说，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类现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终点。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即是它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

当然，所谓“终点”，是相对于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而言的。由于人的彻底解放提供了世界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那种写在历史最后一页上的永恒的社会形态是永远不会出现的。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所谓的“终点”，实际上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真正起点。马克思把迄今为止的，存在着分工、私有制和阶级，以及政党、军队和国家等等阶级斗争工具的全部历史，称之为人类史的“史前史”。他指出，史前史的结束，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因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又指出，那时候，“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所以那时候，所谓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自由人的公社”。

马克思对于人类过去和将来历史的这各确切而又具体的描述，正是建立在他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要作出这样确切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五

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思想，在哲学史的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探索过。如果说，佛教哲学中关于“解脱”的思想和中国道家关于“逍遥”的思想还没有直接明确地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的话（其实已经有某种间接模缚的联系了），那么古希腊人关于人是微观宇宙和人是万物尺度的观点，则无疑是一种人的哲学，包含着对人的本质的初步认识。在中世纪，奥古斯丁关于“从现实的我出发而转到真实的你”的思想，在神学的外衣下仍然透露出某种对于人的本质的哲学认识。后来新教思想家路德和加尔文关于信徒对自己的信念个人自己负责的思想，则不仅在理论上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而且赋予这种认识以某种实践意义了（当然是在宗教的错误前提之下的）。

笛卡儿把自由意志同纯理性的必然性加以区分，斯宾诺莎则强调二者的内在联系，强调理性与意志的统一。二人貌似不同，但在肯定人是认识的主体，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这一点上则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看法中包含着他们不自觉地作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结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是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自由而积极的活动。这一结论为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提供了营养。后者都把对必然性的认识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条件。

关于自由与必然统一的思想，在康德那里被表述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通过论证这种统一，康德宣称，人既是悟性的拥有者和受人支配的现象世界的立法者，又是纯粹理性和意志的拥有者，以及自由和价值的道德世界的立法者。他用这种抽象思辨的形式，间接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对人的否定和奴役。但是由于他把对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二元论式地加以割裂，这种批判的力量减弱了。费希特在否定了这个与主体及其活动相对立的自在之物的同时，提出了自我与非我对立的理论。非我是由自我设定与创造的。自我设定自身，然后据以设定其余的一切一一非我。非我包括形形色色的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这一切在费希特那里不是从“绝对主体”引申出来的。而在谢林那里，则是从“绝对观念”引申出来的。至此，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很接近于直接断言人的本质是自由了。

但是在马克思以前，除克尔凯郭尔以外（他对马克思没有多少影响），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最为明确和圆满的还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得以存在。人是唯一有思想（精神）的动物，所以只有人才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但是，这一正确的命运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具有完全唯心主义的内容。黑格尔无视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人的现实的实践作用，而用客观观念的发展来说明历史例如他说，由于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所以他们便成为“没有自由的奴隶”。又如他说奴隶制度的基础是“人类还没有取得他的自由的意识，因而降为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这种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做法，与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味等用人性来说明历史的做法，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反过来说，观念和人性也是用历史来说明的。不论在他们的宏伟的菱中有多少天才的闪光，他们的主要目的——为政治找到坚固的科学基础——都没有达到。特别是黑格尔，他由于把人变成逻辑过程的一个片段而从历史哲学中既取消了政治，也取消了人。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作为对神学的扬弃，都是把自己的体系，建立在它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它们从种种不同的理解之中引伸出种种不同宗教、政治的、伦理的、法律的、美学的观念，然后又拜倒在这些观念之下，成为这些观念的奴隶，这种情况应当彻底改变。自从马克思批判了那一切，把“人”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指出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人的自由即人的本质的证明；指出现实的人类世界，包括各种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属人的”自然界，都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表现，在历史中形成和历史地发展着的，人应当而且能够从这一切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起，以往那些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都过时了，都不值得我们再去一一深入探讨了。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吸取了他的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一正确的例题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入之所以失掉自由，不是因为他没有自由意识，而是“迫于历史过程的力量”。因为人是族类的存在物，是“人的世界，是国家、社会”，个人的族类本质只能体现在他和族类的统一之中，亦即只能体现在他和外间世界的统一之中。一个脱离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一个和外间世界相矛盾相对立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必然性，个人和世界、和社会的矛盾和对立是不可能避免的。正是这种矛盾和对立反过来夺去了人的自由。等到人通过实践认识了这种必然性，并且能驾驭它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不仅超越了世界而且超越了他的自我，而从束缚他的客观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进入新的历史行程了。这个过程正是人的现实的生成过程。人为了征服自然而创造了社会关系即人的世界，社会作为人的创造物而和人相对立，表示着人的族类的自我分裂。如果把历史社会关系从人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如黑格尔），或者把入从历史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如费尔巴哈），就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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