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从市区穿过田野通到师大的公路，都快变成街道了。校园四周，也冒出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很快地就有人在雨舍附近丈量土地，钉下写着数字的木椿。远处拖拉机和推土机的轰鸣越来越近，包围圈收缩得越来越快。我和小雨，都想换个地方。

不计较工作的性质，能生活就行。不计较学校的大小，能教书就行。选择的条件只有两个，安全，风景好。这两样，现在一个都没了。

我们想过，待高林上了大学，到某个深山古庙里去当文物保管员。我在敦煌待过，小雨在首都博物馆待过，熟悉那套业务，也喜欢那些东西。我们想过，到某个自然保护区，去当个森林看守人。屋外的大树上，做个小望亭。打听过峨眉山下的乐山师专、洞庭湖边的岳阳师专，和九寨沟里的阿坝师专。很想在那种地方教书，人事必定稀少。不管待遇怎样，风景是最大的财富。

先后跟着两个学生，分别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丹景山上，曾有一座千年古寺。毁于文革，正在重建。方丈济尘法师年逾九十，是著名的高僧。那真是崇山峻岭。不过随着人口爆炸，它已被农村包围，山下村落繁密。山门前有一个彭县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处长是复员军人，带着我们看山。浩荡山风里，指给我们看这里那里石头上新刻的字，“通幽”、“旷观”……之类，都有门或窗那么大，十分触目。他说，都是“名人题字”。县上要在这里开发旅游点，正在进行文化建设。回到管理处，拿出特大斗笔，要我也写了两个，说是要刻在某处。

充当“名人”完毕，我要求拜谒济尘法师。他说没问题，说着就派人去叫。我说别别别，人家是长老呢。他说没问题，老头子能跑。我说别别别，我们去就是了。那里是工地。新庙即将落成，钢筋水泥廊柱，不复丛林风貌。长老自工地出，合掌相迎。手上有石灰和泥土，鞋袜和灰色僧服上也有。晒得很黑，貌如老农。但动静有古风，法相庄严。

一起到工棚坐下，他擦汗毕，用草帽扇风。处长说，来，同客人照个相。刚摆好姿势，处长说，呔，穿上袈裟照呀。我挡住长老，说别别别，就这样，这样很好。长老站定，看了看处长。处长说，去，快去穿呀。长老匆匆而去，处长说，你们看，像个九十多岁的人么？又说，他会气功，可以发气弄弯竹子，等会儿我叫他表演给你们看看。我说别别别，算了算了。

青城山在都江堰，相传汉末张道陵创道教于此。山有道观，幸免劫火。建筑群落高下有致，依崇山，临奔河，人工自然浑然一体，旋律感很强。主殿堂为木结构，重檐九脊。斗拱钩心，飞檐斗角，雄伟壮观。屋顶有庑殿、卷棚、息山、硬山、悬山、攒尖多种，脊上皆塑有鸱吻、天马、仙鱼、麒麟之类，光怪陆离。我和小雨远望近观，叹为观止。惜乎地近成都，白天游人如织，无复方外清寂。

道长包志清，是赫赫有名的全真重镇，也九十多岁了。长身白眉，黑巾黑袍，茶室对饮，清气袭人。我说庙好。他摇头，说庙是空的。干部们大的大拿，小的小拿，连文革都没弄掉的东西，现在也没了。他说庙是出家人的家，如果让出家人自己管，东西拿来拿去都在家里，想丢也丢不了。他一再上书，要求政府归还庙产，没人答理。领导上陪外国人来参观，当面对他很恭敬，外国人一走就训他，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殿没扫净，都是丢了党和国家的脸……

说着门帘子一掀，进来个中年男人，风衣披在肩上，如同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握手说欢迎。道长说，这是我们领导。我问领导，是统战部的吗？他说不是，是文教局的，文物处处长某某某。见我不解，补充说，统战部宗教处管人，我们管庙——庙是个文物嘛。然后带我们去养颐殿吃饭，席上说，他原先在县剧团演杨子荣，剧团解散后到文物处。顺便收集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文物，想请我们到灌县城里他家看看，帮筛拣一下。他说他有个很“前卫”的想法，将来要建立一个私人博物馆……

我们虽迟钝，到底还是明白了。真要当上文物保管员，顶头上司就是这些人。高僧大德有人管，看山护林更有人管。教书也一样，地方越偏僻，学校越闭塞，越是不安全。往那些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钻。还不如京畿沿海一带比较开放的地区，大城市名牌大学，信息流通、众目睽睽、当权者鬼祟起来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反而安全些。

正好南京大学副教授赵宪章来访，说南大中文系要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需要一个博士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南大管文科的副校长董健，和中文系系主任许志英都希望我能去担任，问我可愿意。

南大在市中心，没有自然风景。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和小雨商量，还是安全第一。决定接受。

在收到董健先生和许志英先生的正式邀请信以后，我向苏恒先生、王钧能先生和袁正才先生请辞。在川师五年，备受保护。当我被非法剥夺了出国讲学的权利时，他们都曾帮我争取。事虽不成，好意铭心。提出要走，我很抱歉。他们表示理解，还说要是那边也这样，欢迎你再回来。

不久，南大派了赵宪章和校人事处处长樊道恒两个，来帮我们办手续和搬家。我们一家三口，从此告别了雨舍。

五

走以前，又去了一趟青城山。参观一个制药厂的熊胆工场。

工场在一处悬岩削壁的瀑布对面，林深石黑，水声隆隆，都在高山的阴影中。一道阳光透过瀑布冲出的雾气，映照出一弯彩虹，更使我惊讶莫名。时值严冬，却有繁花几树，如碧桃，映着阳光，特别地新鲜明亮。数声好鸟不知处，一股子仙家的祥和。

工场是一栋苔封藓蚀、爬满青藤的铁皮大屋，里面阴暗潮湿空气。挤着一长排一长排生锈的铁笼，每个笼中躺着一只熊。供定期抽取胆汁之用。笼很低小，熊在其中不能站立，不能转身，只能定向躺着。脏得分不出黑熊棕熊和灰熊。笼子下面绿苔污垢的水泥槽中，积秽熏人。我们和记者们及有关领导十几个人喧哗着拥进去，熊们都毫无反应。要不是肚皮一起一伏，真看不出还是活的。

我无法知道，它们还有没有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但是我突然有了。独自溜出大屋，在水边石头上坐了很久，直觉得毛骨悚然。

几年后，我从监狱里出来，下决心逃离了中国。

在地球的另一边，有时候读到关于亚洲价值、或者稳定优先的种种高谈雄辩，就不免要想到那栋铁皮大屋，那些熊们，依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悚然中，总要想到雨舍，那栋在忧患危殆之中给了我们许多慰藉和喜悦的窳yu败老屋。听说它已经被拆掉了，那一带，早已经矗起了繁密的楼群。

苏恒先生

万万想不到，苏恒先生会要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份惊奇，是我最强烈的人生体验之一。

先生出生于川西平原偏僻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家。能进城上大学，得益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成为一个有信念的员，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脉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读书刻苦用功，做学问踏实严谨，讲课改作业一丝不苟，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名教授，不是偶然的。

先生个儿不高，瘦弱文静。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在中文系当系主任。川师是老学校，中文系是大系，有不少著名的老教授，学术底子雄厚，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也多，尖锐复杂。先生领袖群伦，沉着稳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履险如夷。组织信任，人缘又好，加之学问素养众望所归，当上系主任，也不是偶然的。

先生治文艺理论，用马列毛观点处理文艺问题。理论框架虽小，学问知识渊博，纵横古今，无一字无来处。资料翔实，逻辑严密，如同带着枷锁跳舞，沉重中愈见出功力。从年轻时写到六十五岁退休，著作等身，从未受到过批判，更不是偶然的。

在那非常时代，只有平安是福。先生可谓福人。这福，来自他的清醒和稳健。我在南京大学之前，曾在川师五年，备受先生关爱。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都无微不至。我思想过激，他担忧受怕，常劝我注意安全。同时又很体谅，给化解了不少批评和指控。我系狱期间，小雨得到他很多帮助。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铭心。但为人处事，总也学不到他的境界。被逮捕监禁，逃亡海外，也只能说性格就是命运。

在海外听说，先生得了失语症，说不出话来。看过许多中西名医，也曾上网求诊，都无效。漂泊天涯，爱莫能助，只有空着急。转眼八年，先生病还没好，已经七十多岁。上个月底，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近年写了一些诗，朋友们力劝他出版。大诗人石天河先生主编此书，问我可不可以给写个序。还没来得及回信，又接到责任编辑的信，催序。

先生写诗，我很困惑。先生是理性的，而诗是感性的。先生清醒冷静实际，而诗有梦幻的成分。先生遵循逻辑，而诗在逻辑之外。何况先生年事已高，而诗是青年的艺术。所谓的诗人气质，那种异乎常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常常会随着那个多梦的年龄消失。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说自己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龚自珍也是，中年已怯才情减。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梦想着“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时候，才五十岁左右。那些由于习惯到老还在写诗的人，大都把诗变成了哲理。哲理可以为文，但不可以为诗。以文为诗者众，我想先生也是。但是一个员，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哲理，能变成怎样的诗呢？总不至于是“东风催，战鼓擂”吧？我又想，也许是律诗和绝句，玩儿千仄对偶的吧？能从中获得乐趣，有益健康就好，我赞成。然则，那又何必出版？谁会要看？这个序言，又能说些什么？

困惑中收到诗稿。只看了几首，我就明白，我想错了，全都想错了。意外地，我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和那从不高声说话，镇定自信安样从容的苏恒完全不同的苏恒。这个陌生的苏恒瑟瑟地颤栗着，几几乎缩成了一个点儿，发出恐怖的绝叫：

有很多很多的眼睛

从不同的方位盯着我

不分白天黑夜

形成浑浊的漩涡

我的心被扔进漩涡

瞬息就不见了

假如把它找回来

痛苦比眼睛更多

心被扔进漩涡，瞬间变成了眼睛，自己也盯上了自己。那一片歧路的风景，颇像达利画的《内战》，胳膊揪住大腿，牙齿咬着耳朵。在那种状态下，他当然不能写诗。内战的时期很长，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没有诗。现在他既老且病，但却找回了那失落的自我。于是“痛苦比眼睛更多”，成了他激情和灵感的源泉。

也许直白了一点，也许传统了一点。但我所受到的震憾，不亚于读卡夫卡的《地洞》。我相信，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的时候，原始意象中必然也漫天世界重叠着无数的眼睛，就像先生在那个人们互相窥探、互相监视，互相督促改造的人间天堂里所意象到的。

从这些诗句，我想到了他那些论著。周延得天衣无缝，不怕你深文周纳。当其写作，他活脱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动物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里，冷峻地和意象地，审视着这个奇怪。

没有人看得见。他自己也看不见。意象的能力是一种感性动力，属于深层心理，属于无意识的世界。不借思维，不通过语言的中介，跨越逻辑公式的平面，更不受意识形态的钳制。它的表现，常常连本人都意想不到。是那些“忧来无方，人莫知之”的东西；是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是那些闪烁明灭重叠交加有如水上星光的东西；是那些固执地静静地漂浮着而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是那些骚动不安时隐时现似乎留下什么又使我们惘然若失，所谓“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的东西。

先生不是反叛者，不是异议人士。相反，他是一个真诚的员，对那个政权感情深厚。他不是要反对什么，见证什么，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目的，没有理由。那些在理性框架内禁锢了一辈子，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无名痛感和无名苦感，互相推挤、涌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写。这样，他无心地撞上了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人觉醒的契机，以及他怎样地找回了心。总之他终于感到了痛苦，带着荒诞和幽默，逃进了诗。痛苦是一潭深渊，但诗人力求进入。因为那不能进入的状况，也像是一潭深渊。一方面，痛苦愈甚则水的张力愈大，力求把他推开。但是那另一潭深渊中的恐惧和惶惑也是一种强劲的张力，力求把他推入。这种在两者之间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在《遗嘱》、《困惑》、《嘴》和其他一些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同一种内在逃亡的足音。同样急促，同样没有出路。例如：

嘴

声音的枪口

装着各种子弹

我倒下了

血肉化为泥土

白骨还在阵痛

坟前缀满鲜花

是谁送的

我仍然害怕

当但丁看到地狱里鬼魂们互相撕扯互相咬啃的情景，恐怖得发抖，失去了观察者的冷静。假如他看到，咬死鬼魂的鬼魂们怎样地带着悲哀的表情，庄严肃穆地为被咬死者送上一束束洁白的鲜花，又当如何！苏恒之所以比但丁看得更深，是因为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不是见证历史，他自己就是历史。

历史和历史的见证都不是诗。诗是一种心灵的悸动，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也起搏于时代的重心，不由自主。是深层历史学转化为深层心理学，以致一个人的灵魂能摇撼另一个人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假如有一个人读了苏诗感到恐惧、悲哀，或者羞耻，那并不是诗人的过错。你不能因此指责他搞政治，或者想改造世界。恰恰相反，他没这个心。

党员、系主任、理论家的苏恒，必然和诗人苏恒相克。这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矛盾。思想，尤其是理论，都具有结构性。加上意识形态的框架，就会凝固成监禁自我的牢狱。诗人的自我愈是强大，他那个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黑暗世界愈是深邃广袤，他要求突破这个牢狱的感性动力也就愈活跃。不知不觉地，也许是偶然地，这种动力和结构，或者说力和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点燃了他的激情和灵感。以致他，在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我仍然相信，诗是青年的艺术。诗人苏恒的年龄，只能从他复归自我的时候算起。理论家的苏恒是失掉了自我的苏恒，六十多年（童年除外）生活在别处，等于没有生活。所以当他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像小孩子的哭叫。只是想要哭叫，没有别的目的。

在听惯了自由世界的靡靡之音，正在为人类精神生态的一般规律所困惑的时候，看到这些诗，看到一个衰病老人，在没有出路的处境中突然焕发出如此强大的青春活力，雄词脱手坚如铸，谐语生花粲欲飞，不由得既惊且喜。但是惊喜之余，终不免一丝凄凉。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呐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呐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

我想他们即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呐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刺刀都压不住，还会在乎奚落？

回到零度

一

初到南大，热闹了一阵。分到房子前，住在校招待所。校长曲钦岳先生盛宴接风，几位副校长和中文系正副主任也都来了。除董健先生和许志英先生以外，都是第一次见面。话题轻松。坐在我旁边的人事副校长许庭官先生说，长江的鱼，以鲥鱼为最名贵。一斤要一百二十多元，还买不到。其次是刀鱼，再其次是扁鱼。我小时候爱吃鳜鱼，问他鳜鱼算第几等。他说鳜鱼嘛，只能算是大路货啦。

接下来是中文系一些老师的家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别是一位教苏联美学的凌姓教师的家宴，那份热情，那份丰盛，真使我汗颜。

暂时没事做。让我来，是要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设点有许多条件，除了所谓“学术带头人”、所谓“博导”的个人条件，还有学校整体的条件，教学班子里每个人的条件。要添一大堆申报表，技术繁琐，我都不懂。这些事，系里都做了。我除了在填好的表上签字，就是收拾分配给我的屋子。

南大在市中心，四面都是大街。屋在一栋新盖的家属楼里，三室一厅，窗临小巷，对面是楼。凭窗下看，行人熙攘。抬头是无数晒着或没晒着衣服的竹竿，搭在两楼之间堆满杂物的阳台上。“十里长街市井连”，是我最怕的那种环境。但生活、工作都很方便。南京住房紧张，南大尤甚。许多老师排队多年，还在等。新来乍到能有此屋，已是极大的照顾，还能再说什么？

暑假里，把孩子送到高淳姐姐家，和小雨两个，吃食堂，开地铺，起早摸黑收拾。南京夏天很热，尚未通水电的新屋，像烤箱。我们安了炉灶，装了淋浴器。买了木料，请木匠打了全套家具。根据房子的结构，自己设计书架，与墙同高同宽，成了房子的一部分。自己油漆，满身砂纸打下的漆灰，顺着汗淌，如同泥浆。那个苦呀，回头后怕。

白天来访者多，没处坐，站着说话。系里很关心，帮了不少忙。董健家在隔壁，许志英也住得很近，常来问问需要什么。特别是赵宪章，三天两头跑，送这送那。有一次他给办了个煤气本，拉来一罐煤气，特沉重，扛着爬上三楼，累得直喘。我们过意不去，想将来给他送一幅好画，表示我们的感谢。到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基本上收拾就绪。放下窗帘，不看外面的丑陋，小环境也还可以。

记得从前在西北，有一次到酒泉钢铁厂位在戈壁滩上的工人住宅区去。一排排蜂窝般密集的低矮土屋，蒙着冰雪尘沙，远望与戈壁同色，仿佛溶解在浩瀚无边的荒寒死寂中。但走进小屋里面，家家画报糊墙炉火通红，盆栽花草欣欣向荣五彩缤纷。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进门如同梦幻。不由得为渺小生命抗拒宇宙洪荒的大勇，和人为了活得稍微像个人样而不顾一切的固执所震撼。现在我发现，酒钢工人们的那份勇敢和固执，我们也有。

但是，还没来得及在家里做一顿饭吃，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见《铁窗百日》）。警察搜查屋里，翻得一塌糊涂。后来我被押解成都。小雨为便于探监，从南京赶到成都，这房子就没人住了。

二

从一九年九月九日，到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夕，我在牢里关了一百三十八天。之前的“收审证”上，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七个字。之后的“释放证”上，写着“审查完毕予以释放”八个字。整个事件，莫名其妙。

非常时期，最见人心。小雨独自一人，身体又极单薄，大灾难中得到很多帮助。在南京，得以把紧要材料，锁进中文系办公室保险柜里。到成都，得以重回川师大艺术系教课，并住进依然空置的雨舍旧居……所有这些方便，都来自珍贵的情谊。她在北京的母亲，每天给她写一封长信，更是她极需的精神支持……雨舍近邻廖加宁、吴丽君夫妇，对她关心帮助无微不至，我们感念至今。当然，老熟人躲着走的更多。“上面”也一直没有批准小雨探监的要求。我一出狱，她就病倒了，几乎死去。经空军医院几度抢救，终于脱险，但康复缓慢。

这期间，赵宪章、许志英、董健来了不少信。南大监委主任欧磊和中文系总支书记朱家维两位，两次到成都看我。据说对于我的“问题”，国家教委比公安部门更“左”。在一次“全国高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李铁映讲话，说像高尔泰那样的人，还几个学校争着要，说明高校的思想工作，已混乱到何等地步。副主任何东昌当场命令南大党委书记韩星臣赶走我。南大在同警方联系以后，写了一份材料上报教委，说高尔泰并未犯法，而且工作需要，没有不用的理由。教委不理。后来韩书记、曲校长一行北上，见了何东昌。何态度粗暴，打断他们的陈述，说：那也不行！

我的办案警察中，有位李奇明先生，出狱后成了朋友，劝我留在成都。说，你留在成都，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得上忙。要看病，可以帮找好医院、好医生。女儿的工作，也可以帮安排得好些。那段日子，我和小雨都在画画。他说你们要是想专门画画，也可以调到画院。这当然比到南大要好。起码可以脱离教委的控制。原以为京畿沿海一带比较开放，安全系数大些。既然不是那样，我想不如留下。

南大中文系柳副主任来访，说，许志英老师让我来看望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回南大。南大有自己的人事权，不必教委批准。我们会坚持到底，让你一定放心。许老师怕的，是你自己动摇了，不来了，那就麻烦大了。早就听说，许志英原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革时两派斗争，他是一派的军师，以料事如神著称。果然料事如神，知道我想不去了。不去有何麻烦，我不知道。但是话说到这份儿上，不去就不仗义了。而且，还得再搬家。想想还是去吧。辜负了李奇明先生的好意，感到十分抱歉。

李说，我没什么，我只怕那边的保证靠不住，结果麻烦大了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

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回了南大。路上绕道北京，看望小雨的母亲时，一位我所敬重的诗人约我们和王若水夫妇一同到他家吃饭。谈起南大的事，教我别看简单了。他听知情人、一位杨姓翻译家的妹妹说，南大很复杂，到底会怎样很难说，多一个思想准备比较好。我说那边的几个头儿都是自己人，起码有什么事，不会被蒙在鼓里。是他们一再要求我去的，总会有个底线。诗人说，但愿是那样吧。

三

到南京，正雨雪霏霏。公共汽车都湿漉漉的。无数微明的雨伞，在黄昏的街灯下游移碰撞。小巷依旧，楼道上没遇见一个人。屋里到处是灰土。空气阴冷，被褥潮湿，雨夹雪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对面楼照进来的灯光，在墙头地面和天花板上，交织着一些菱形光斑。

没有开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我说，终于回来了，却没有到家的感觉。

小雨说，我也是。

去中文系报到，许志英说，坐了那么多天火车，先在家休息休息。

据说雪天易晴。这次竟一连下了十几天。有时大风大雪，白茫茫一片，有时又变成雨，把积雪化为泥水。我从前的老师、年近八十的许汝祉先生顶风冒雪，步行来看我们，使我们惶恐之至。和小雨送他回家时，巷道里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连忙收伞靠边，贴墙而站。到跟前才看清，是上次宴席上十分健谈的人事副校长。呼啦一下子就过去了，车轱辘溅起一片水花。

回来十几天了，上次常来看望的几个负责人，一个都没来。连赵宪章都没来过。那位教苏联美学的凌姓教师倒是来了。进门没说话，点了个头，就径自穿过客厅，进入这个房间那个房间，上下四边看。我很惊讶，问他想干什么。他解释说，是来看房子的，此外无话。同时，我们寄存在系上一位同事家的一卷画，取回来后，发现少了好几幅……看来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从上次柳副主任去成都，至今已七个多月。这期间肯定发生了什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想去拜访一下那位翻译家的妹妹，了解一下情况。再一想已无必要：反正是要走的，一走，就什么复杂都没了，何必多此一举。

四

捉放一场，如同儿戏。但生活的根基，已经连根拔起。我们准备走路。先回四川，再想办法。几个青年教师都反对就这样走掉，说起码得要求赔偿损失。当时民告官是一种时尚，法院虽不会受理，但可以扩大影响。我草拟了个控告国家教委的诉状，愈写愈觉得没意思，像政治表演。四十年来家国，多少血泪消磨。还来算这么点儿小账，岂不是自我嘲弄？

附近的鼓楼商场，可以买到上好的绿茶，和极新鲜的椰丝面包。我和小雨常常在黄昏时分，顶风冒雪，买点儿回来享受一下。那种烧水泡茶关门听雨的感觉，后来竟常常怀念。

十几天后，中文系来了一辆轿车。许志英、赵宪章、系办公室主任三个人请我们吃饭。席上，从秦淮河的污染，夫子庙的重建，说到宁海路自由市场能买到什么鱼什么菜之类，直到杯盘狼藉，我以为他们要下一次再说的时候，许志英提到了“国家教委那个事情”，说，“我们一直顶着，现在看来，怎么也顶不住了。只能等几年以后，形势好转了，再接你们回来。”

我笑笑，没说什么，等着通知收回住房。但是那次没说。几天后，赵宪章来，说，这些家具，都是现打的，出不了门，系里可以帮你卖，请你说个价钱。我说，你们看着办吧。

又是搬家。可怜小雨，身体不好，跟着我穷折腾。

欧磊先生和朱家维先生听说我们要走，一同来看我们。进门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这种事情，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们听了，很感动：南大终于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艰难时世，有这么一句，也就够了。

铁窗百日

一、动物凶猛

据说大难将至，必有先兆。但没有任何预感，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年，我和小雨刚从四川师范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学校给的房子，在校园后门外一栋新盖的楼房里。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打制家具收拾房子。那天（九月九日）刚收拾完，中午再到学校食堂凑合一顿，晚上就要在家里吃了。小雨已经到宁海路自由市场，买来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群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

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

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

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

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

副校长董健家同我们隔壁，时值中午，他正在家，她立即就可以找到。但吉普戛然而止。两个便衣跳下车，跑回去，把她也带了上来。

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开路。后面又跟上来两辆。这些车，停在鼓楼二条巷头尾已经几天。我们每次见了，都没往心里去。

想到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里，那些被大型食肉兽叼住了，或者被蚁群压住了的小动物蹬脚扭腰都无效、终于放弃挣扎、听任处置的形象。

此时此地，我感到变成了它们。

二、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世界

南京我熟悉。但车子七里拐弯一阵，竟不知身在何处。

不久，停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小雨被带进一个房间，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几十把折叠椅，有的靠桌有的靠墙。墙上除像外，挂满锦旗和奖状：“爱民如子”、“爱民模范”、“英勇机智”、“金猴奋起干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新旧程度不等，从烟熏八烂到金光闪闪，现出长的历史。

于是我知道了，绑架我的一群，不是绑匪，而是公安。

门外面坐着个武警，没精打采的。屋里没人。我把暖瓶碗筷放在桌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摸了一下各个口袋。裤袋里有几块钱，十几张南大的饭票，还有一封朋友杨乃桥邀我们到他家小住的信。刚来得及把姓名地址撕下扯碎，和信揉成一团，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便衣的，我曾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条子，要我签字。我把纸团塞进口袋，掏了一阵，说，我没带笔。他说，这不是笔么。

条子叫“收容审查证”。“理由”栏里，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几个字。下面盖着公安局的红章子。我签了字。公安局、党或者政府，绑架、收审或者逮捕，这些不同的名词所指谓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东西，也无须向谁证明。理由证书云云，有没有都一个样，不签何如？

他们拿走条子，顺手也带走了暖瓶碗筷。进来两个武警，把我带向另一辆吉普。

我的家属呢？我问。

上车！一个武警回答。

我的家属呢？我大声问。

他俩把我架起来，塞进后座，坐在我的两边，一言不发。

等了一会儿，那似曾相识的便衣也来了，坐在前座。上车前戴着墨镜。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人在南大校园里见过，不止一次，就戴着这副墨镜。

车子左拐右拐，穿过大街小巷。我咳出一口痰来，掏出碎纸团，吐在其中。一个武警把车窗摇下一些，让我丢了出去。

不久，来到另一个机关大院。空寂无人，四围一式三层的灰色楼房，挡住了视线。他们领我穿过一条有两道由武警开关的铁门的走廊，来到一个门厅。门的一边，有一个曲尺形水泥柜台，柜台里面有一个门，也漆成水泥一样的灰色。此外什么都没，除了墙壁就是地面，除了灰色还是灰色。

这种景观，我还不曾见过。

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后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话，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烤，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墙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很多的院子，很多的门，但是没有人。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个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烁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儿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儿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象。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什么身分？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么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噎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么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着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约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的三十公分。铺板油光铮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晦暗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着。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头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cui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

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四、大墙下的第一夜

一个小时以前还在家中，和小雨商量晚饭怎么做。突然这样了，简直没法子相信。不知道瘦弱单纯一味生活在童话世界的小雨，怎能够独自面对这不可思议的变故？

毫无疑问，这是监狱。对面水泥墙上，斑斑驳驳的污迹水痕如同虎狼鬼怪和变了形的人类肢体。我听到了咆哮、惨叫和沉重的喘息。好像在我的四周，又好像在我的内心。若远，若近。若有，若无。

坐了不知多久，突然监门开了。有人递进两个桶，旋即门又关上，砰地一声巨响。有人传过来一份饭菜，我胡乱吃了。然后按照同伴们的指令，把十几份碗筷洗净，大铺擦净，大铺下面的水泥地擦净，茅坑冲净，又回到自己的角落坐定。

大家睡下时，我也和衣睡下，不久就睡着了。刚睡着，就被什么东西突然惊醒。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监狱里，和衣睡在地板上。有点儿感到奇怪。当头亮着，号子里彻夜不灭的电灯。

外面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铁窗飘雨进来，上边的单衣湿透，很冷。下面的地板硌着骨头，很痛。我想，不知道小雨，她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头对墙脚对脚睡成两排的人们，由于房不够宽，交叉的脚互相碰撞，睡熟了就变成横七竖八。从一些张开的嘴里，发出浑浊的呻吟，或者野兽呼噜一般的鼾声。不知谁在磨牙，格格之声，如六角碾子滚过麻石胡同。那个长脸本来是睡在最外边的，不知怎么地被挤到里边来了。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线，眉头紧紧皱着，好像在忍受什么痛楚，以为他没睡着。观察良久，才确信他是在熟睡之中。

我睡不着，辗转反侧。忽然发现，在墙角的缝隙中，有一种很小很小的蚂蚁在活动。洞口是在离地板的七十公分高的墙上，它们在把一些从地板缝中拾来的食物弄进去。队伍拉得很长很长，都隐在地板缝中，从睡着的人身下穿过去，找不到尾。

半粒米饭：就得十来个蚂蚁才抬得动。往垂直的墙上抬，真不容易。有时抬到五六十公分的高度了，突然又落到地板上。我吃一惊，它们倒不在乎。随之掉下的蚂蚁重新把它抬起，没有随之掉下的蚂蚁又折回地面，再帮着抬。有时如是者数次。由于蚂蚁很小，反复一次要很长的时间。但它们不急不忙，也不惮往返。那么认真，那么从容，那么没有时间观念和前功尽弃的观念，那么视鼾声和风雨的喧嚣于无物。

看着它们，好像自己也成了它们之中的一员，感觉好多了。

五、天宝桥

雨，一连下了几天。这天是星期日，只有两顿饭。下午饭后，雨下得更大了。屋里黑得像夜，蓝幽幽的微光里，十几个光头的人靠墙坐着，影影幢幢。我蜷缩在墙角，窥看着这怪异的景观。

入狱已经几天，仍然感到怪异。焦灼也一如当初，如同新鲜的创伤。

突然，顶棚上的电灯亮了。那暗淡的橙黄色的光线之中，似乎有某种善意的和温情的东西，它稀释和冲淡了恶意的蓝色幽暗，但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慰藉。

突然，天宝桥，那个眉清目秀、臂膀上刺着这三个字的人，弹簧似地跳到潮湿的地板中央，把一叠扑克牌左右一晃，说，你们，不管哪个，随便在这里面抽上一张牌去，我能知道，你手里是一张什么牌。几个人抽也行，我能知道谁手里是一张什么牌。

几个人冲上去，争着要抽牌。

别抢，天宝桥说，一个一个来。然后他闭上眼睛。等大家抽过了，他仍闭着眼睛，说，刘飞黑桃三，虾子红方块老开，大宝梅花五，阿焦黑桃、黑桃、黑桃一一家公……大家亮出牌，一张都没说错。

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之后，他又掏出一枚一分钱的镍币，给每个人看了，走到墙跟前，说，你们注意看着，我要把这个，按到墙壁里面去。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镍币，用它的侧面在水泥墙面上按了一下，缩回来，再按一下，又缩回来，如是者数次，终于将镍币插了进去。手里空了，用拇指在***处揉了几下，墙面复完好如初。

又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大家争着去看那墙面，毫无痕迹。他说，钢蹦儿在墙里头，你们让开，我可以把它再拍出来。然后在墙上拍了几下，镍币就出来了，的嗒一声掉落在铺板上，转了一个小小的半圆。

大家都很兴奋，要求他再做一遍。他又做了一遍，不肯再做了。

我因为坐在墙角，从里朝外看，看见他第三次缩手时，将镍币快速贴在耳后。第四次出手已是空手，按下去的是无物。当人们惊讶时，他已从耳后取下镍币夹在手指缝里，拍打墙壁时就掉下来了。

同时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个笑容。

但扑克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开始琢磨起来。

同时我发现，不知不觉地，自己的思想也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关心起不相干的事情来了。

为了这个，我感谢“天宝桥”，这个胳膊上有刺青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他给大家的快乐，实在是一宗恩惠。

他叫李宝祥，因偷窃房管所长家里的云烟二十八条，判了三年半，已经坐了将近三年。那剃着光头、因多年不见阳光而极其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勃勃生机。眼睛明亮，表情生动，说话时手势快速而优美。

六、消解悖论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子。这个或者那个日子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以前的日子不算日子，只是一个等待。“不算数”是一个悖论。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体断开了，成了生命体的对立面，生命体所承受的一种压力。压力下岁月在流失，精力在耗去，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刻者不知何处去，悖论犹锁壁间尘。不知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我们中没人刻字，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灯光照亮的夜，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警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日三餐，顿顿米饭。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萝卜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着，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公安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着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撒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公安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遗。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着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着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着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警察，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警察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看生满脓疮的屁股，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着恶臭，相帮着掰开他的肛门，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

七、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唯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来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字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着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分，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着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他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么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八、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下，盘腿，闭目，舌抵上颚，双手手心朝上拇指相对，放在腿上。但心里很乱，无法从现实中超脱，不能放松入静，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耗损。虚火上炎，积聚起一股子邪气。那天我就这么坐着，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同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见《留级》）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哪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么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累己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摞搪瓷饭盆，咣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着眼睛，跌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么，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砰地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忽然想到，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

九、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是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

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一副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儿叫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凤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眼泪汪汪妹妹你想我我知道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后有铁窗铁门外面几道岗坐在大铺上心把外面想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东游西荡没人挡”……有诸内而形诸外，不做弄什么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么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刺。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纹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伯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以致她上吊自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

十、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大家的自己人的身分出来劝阻，左遮右档，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是那个睡相很苦的长脸。他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警察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儿红。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么，起什么腻！他是个体户，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警察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份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回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了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

十一、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了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送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送到了别处——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一一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刑警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后……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刑警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第三矮疤脸……无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净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

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吼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

“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地好。

十几天以后，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公安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咣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

十二、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唇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宫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属姓名地址，说词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雁，这事要紧么？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像是警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蜡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训呀！”“可得”二字，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么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

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地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

十三、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分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分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得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分，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就是大学生。

那个警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像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排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遗。

进入天井以后，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手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后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六十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那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

十四、一堂晨课

三个新同伴，都是干部子弟。某公安局长的儿子；某供销总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乐山市某首长的儿子。后者叫刘钧，交通大学汽车机械系学生，自称学运领袖，是假的，他因“”而来。但他自称有“内线”可用，是真的。他和狱警王超（就是像黄鼠狼的那位），混成了哥们很铁。他们到这里，都有一两年了。同所有的文武公安、老号子、炊事班都混得很熟，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同他们“串通案情”，他们就已经称我高老师了。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这个监狱的情况。四川省看守所，是个老监狱，对外叫文庙西街十六号。当年胡风，还有谁谁谁，都是关在这里的。那道从机关大院到监狱大院的铁门，除了狱方的管教干警，任何人，包括上级派来的办案人员，都不得出入。武警总队派来巡逻的武警，只能在空中走廊巡逻，不允许进入监狱。你如果在下面骂他，他除了向领导报告，没法子拿你怎样。就像是动物园里的游客，没法子拿动物怎样。

各排监房，建筑结构一样，但是待遇不同。最前面那一排，每间关十七八个人，开地铺。粮食标准是二、三、二。就是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很挤很饿，互相关系紧张。另一排关的人略少，粮食标准略高，还有再高一点的，总之分几个档次。我们这排，是三、五、四，每周有两次肉菜，有床，允许抽烟。这是劳改队的标准，对于待审囚犯，如我们、算是优待。还有一排房，是已经判刑的犯人的监房。一般刑期较长的送劳改队，较短的就留在看守所。大院里浇花剪草打扫清洁、伙房里做饭送饭的都是那些人，比我们惬意多了。更惬意的监房，在最后面一排，吃香喝辣，像宾馆一样。还有电视看。那是为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这阵子空着。

狱方的管教干警只负看守和监管的责任，不管案情。每人早上来开门，让我们可以到天井里转转，算是放风，晚上锁上。天井通向大院的门，是日夜锁着的。你有什么申诉或交代的材料，都可以在开关门时递交，由他们转给办案警察。他们虽不办案、但牢里是他们的天下，想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坏起来比如调个小号，比打一顿还难受。好起来比如王超就可以带刘钧出去，到机关大院自己的宿舍喝酒，每次都带回来好几本《法制文学》，偷盗抢劫强奸杀人，好看得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他们，我学到很多东西。没有调查研究，估计不是编造。这最后一点（警察和犯人是哥们），最使我吃惊。我想，这大概就是物理学上所谓的“熵增”，一种“组织解体”的现象。但是这种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具有相同基因的组织——黑社会的形成。政府的“反腐”，其实就是反熵，具有保命的性质。保不住就过继给黑社会，族谱不会中断。

一天，我半夜里醒来。一个执勤的武装警察，正好从上面走过。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问，几点了？他一言不发，伸出三个指头。我说三点了？他点了一下头，又朝下一指。我说三点半？他又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黎明时分，他往回走。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说，谢谢。他大声问，什么？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时间。他又大声问，什么？

这时那三个都醒了。一个说，没什么，要烟么？说着在床上站起来，抛上一根烟去，刚好到他的脚下。他两头一望，拾起烟，笑了笑，走了。

原来这是另一个武警，不是三点半时经过的那个。

他一走，三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开导我。他们说，犯人是不允许知道时间的，也是不允许同巡逻的武警说话的。你夜里问时间，人家告诉了你，本来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你刚才那么一下，不光是暴露了白己，也害了那个警察。要是这个警察向上级报告，那个警察就要倒霉了，你也逃不掉。以后谁还敢同我们说话呢？

我们给了这个警察一支烟，他要了，也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个事不能让那个人知道，那个事不能让这个人知道。在外面不也是这样吗？这是你运气好，碰上个愣头青，要是碰上个精明的、你试试看。

这些武警，大都是农村里新来的，年龄都小。要是在外面遇见我们，大人说叫叔叔，他就会叫一声叔叔。给支烟，关系就搞好了。关系搞好了，什么事都方便。比如我们大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这是不允许的。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要认真起来，一是一二是二，你吃得消吗？

给烟不给烟，也得看个对象和场合。给错了，人家不接，白你一眼算是好的。问你什么意思，叫你少来这一套，歪起来说你腐蚀干警，你怎么着？

愈是有关系，愈是要装作没关系，关系才能维持。你这样，等于逼着人家管你。要管你还不容易吗？

我唯唯，谨受教。

十五、旧时月色

监狱的夜，特别漫长。白天本来就阴暗，虽然有个天井，但是墙太高。顶上又盖着钢筋水泥的格子，光线不足，日照率很低。即使正午，也只在南墙上洒下一些细长的光斑，不久就没了。特别是在成都，晴天少阴天多，经常濛濛细雨。格子上长着苔藓，时或落下水滴。墙根下苔藓更厚，联成绿色一片。晴天是苹果绿色，雨天翠绿色。

早晨来得特迟、黄昏来得特早，晚饭后天就黑了，灯就亮了。从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锁上了。没有了徘徊的余地，又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在床上躺下。

这时大约七点，一直要躺到明天早上七点。看头上彻夜不灭的电灯，照着光秃秃的四堵高墙，以及墙高头巡逻走廊的铁栏，全都是直线。刚硬、粗糙、阴冷、绝缘。看着看着神经就不知不觉地紧绷，直到也成了直线。直线与直线共振，弓弦一般颤抖。

很难入睡。睡睡醒醒，醒时常会看到，在灯的上方，有巡逻的武警走过。小时候在山村的祠堂里上学，好几次看到头顶的大梁上，有黄鼠狼悄无声息地滑过。那个早已忘却的记忆，忽又浮上心头。意象在迷糊恍惚中重叠，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幸运的是，成都，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常要停电。白天停电，我们不知道。如果在夜里，那盏永远不灭的可恶可恨的电灯就灭了，刹那间一片漆黑，冉冉地呈现出一个透明的、温柔的夜。紧张的神经随之松弛，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如同在遥远的童年，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紧接着，岗楼上自动发电的探照灯开始扫描。偶尔有光束从檐下的铁栏窜进，闪电似地滑过墙壁，留下更深的黑暗，短暂而又惊惶。黑暗中可以听到武警们喀喀喀喀的脚步声，在各处走廊上急促地响。经过我们的监房时，就会有手电筒的光束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掠过，也短暂而又惊惶。但，那是他们的惊惶。

感谢上苍，停电是经常的。这个四十年和平建设的可爱成果，像一条柔软的大毯，时不时会把我们包裹。

那天夜里我睡着了，梦见被狗群追逐，逃进一栋老屋，耸身一跳抓住大梁吊在了空中。狗群水一般涌进来布满地面，一律抬着头望我，没有声音。突然大梁喀喀喀喀发响，把我吓醒了。正停电，武警的皮鞋踩过空中走廊的木板，正发出同样的声响。我喘着气，心猛跳，喉干舌燥，很久都无法平静。

忽然看到，屋檐下那一角有灯的时候看不到的天空中，一痕微月静悄悄、怯生生地躲在云层和铁格子的后面，好像害怕这建筑物的狰狞似的，偷偷地向我致意。我无论怎么改变角度，都看不到它的全部，它因此显得遥远而又深邃。等到眼睛习惯了黑暗，我发现狭小的斗室里已经充满着它淡淡的清辉。细碎模糊的光斑，洒满了我的床铺，也洒在其他囚犯熟睡的脸上，那么温柔，那么安详。

它照过我童年的家园和故乡的湖山。在大西北辽阔的荒原上，抚慰过我创痛酷烈的心灵。它曾经伴随我和小雨，走过遥远而又迷茫的道路。无数次在我们家的床头徘徊，投下图案一般的树影，有时是摇曳不定的树影……我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它了。而现在，它仍然那么圆润，那么柔和，那么清新，那么纯粹。好像代表那失去的一切，人间的温暖和梦幻，世界的广阔和美丽，到这孤立绝缘的墓窟，来看望我。

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然滑过墙壁。那是探照灯，我失去视力。空中走廊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杂沓而急促。几支手电同时照下来，一阵摇晃。旁边的谁呻吟了一下，翻了个身，咕噜了一句什么，那是梦呓。

等到我恢复视力，再看月亮的时候，它已经更深地躲到铁格子后面去了，但仍徘徊不去，好像不放心我们似的。

须臾，来电了，刚硬阴冷粗糙绝缘的四壁无情地合围过来，直线的张力结构又把我嵌入其中。

回首那一角天空，唯有昏黄的灯光，在黑色底子上划出一条一条垂直的铁栏。

十六、唱歌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阵子，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好，我很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别的野兽能懂，我的号叫，没人能懂。

文革中我在敦煌，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么地就唱起来了：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是小时候唱过的歌。

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慢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片地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嘛？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

他说的那片地，是考古组的史苇湘在翻，他应声说，别拿走，别拿走，再唱下去，我要用它自杀。

那以后，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狱中没书没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犯人们有时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大约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传的歌，没有听过：风凄凄雨绵绵我手把铁栏望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何日重返我家园啊，秋梨沟哪，沙松岗……。文绉绉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合做的，有个电影里用过。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

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是在南京监狱里。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荒唐，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人们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鸣。

在南京，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这里的设备，比较现代化：武警在上面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遗。但是他们看见我们，我们也就看见了他们。没有他们的时候，可以唱得比较安心。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七步一拐弯，七步一拐弩，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平方公尺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

不知道怎么地，这忽儿又冒了出来。

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向请罪”的仪式上唱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称为歌唱吧），唱起来会轻松许多。

痛苦是一种毒素，唱歌有排毒的作用。

不管多熟的歌，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送，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

越过平原，越过高山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大墙，飞越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就像用残损的双手，抚摸着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这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这种认知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机制出现异常，无异歇斯底里。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渐渐地这种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被巡逻的警察撞见的次数也越多，终于麦克风里发出了警告：高声喧哗是违犯监规。再不停止就要查处了！

不能出声唱，就在心里唱。别人能看见我右手的五个指头，依次在一张一合地摇动，没有声音：

嚼碎仇，嚼碎恨

嚼碎仇恨强咽下

仇恨人心要发芽

这是样板戏，以前从未唱过，不知怎么地也唱起来了。

歌的本性，是要朝外散发的。倒灌进去，反而更加难受，还不如沉默。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

十七、看神仙

天井通向监狱大院的门上，有一个送饭的小方孔，约莫三十二开书本大小。有一块小木门，闩头在外面。大门和小门之间，有缝隙。眼睛贴着缝，可以望见外面。外面是一条狭长的花圃。花圃的那边，将近十公尺外，是另一排监房的后墙。从缝中看不到墙的高处和低处，这头和那头。但可以看到花圃里较高枝头的花。大都是极普通的花，菊花、月季、秋海棠之类。下雨天花枝低垂，看不到多少。晴天花好时，我常脸贴着门缝，看那些开在水泥墙背景上的深秋残花。辛稼轩诗“残花怅惘近人开”，写的是田园景色。这里是监狱，院里常空无一人。花所近者，唯我而已。

从门缝里朝外望，要注意后面的动静。巡逻的武警走过时，有的不管你，有的会在上面喊一声，“喂，干什么？”我说看花，有的就算了，继续走路，有的会说，不许看，也是例行公事。你离开一下，他走了再看，也没什么。本来么，只有花草，看看何妨。

偶有两三个园丁，来除草松土喷洒农药修剪枝叶。园丁是已判刑的犯人，他们能走出监房，享受阳光和风，与花木为伍，我很羡慕。欧阳修说，“人在舟中便是仙”，我说不，人在外面便是仙。

不知道他们都犯了些什么事，看他们无忧无虑的劲儿，我想起八三年“严打”时被杀的那几十万青年（现在己没人提到他们了），大都在绑赴刑场时满不在乎。枪决前还要玩一场争夺较大坟坑的游戏。那份超脱，庄子难比。我想。如果他们屑于写作，说不定已经有了一个另类的《死屋手记》：没有生命意识，没有宗教情绪，也没有存在主义。

那天，他们打开送饭的小方孔，把一根橡皮管子伸了进来，大声命令我们把它接在天井里的水龙头上。我知道，这是浇冬水。机会难得，接好龙头，我立即跑到门前，脸贴着水管，从开着的小方孔往外看。

三个神仙坐在地上，吸烟聊天，带着泥士的铁锹，随意地横在脚前。风把他们吐出的烟丝吹乱，飘向四面八方，如同仙气。

他们中的一个，看见了洞口里的我，立即厉声喝道，不许看！

喝罢盯住洞口，见我没走，更厉声地又喝。

接着跑过来，从外面贴看门洞，问我是不是不要命了，怎么敢破坏监规？忘了是社会渣滓了吗？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了吗？……如是训斥约半分钟，直到上面有武警经过，命令他不许高声喧哗，才停止，并走开。

据说在奥斯威辛和特莱勃林卡，也有些人养成了模仿盖世太保的习惯，被称为心理异化。我以前写东西曾经引用。现在看来，这主要不是异化，而是人性。武警不激动，因为他是办事。神仙激动，因为他要做人。就像矮子见了比自己更矮的人，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高大。

尘心一动，神仙就下凡了。

十八、学政治

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不论是关在里面的，还是放在外面的，天天都要“政治学习”。后来减少到每周两次，再后来两次也逐渐流于形式。到八十年代末叶，好像已名存实亡。在南京监狱，没遇见“学习”，在这里，四个多月里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学习的国庆讲话。监狱大院里和每个监房墙上，都有麦克风。平时哑着，蛛网尘封。偶尔会响动一下，一阵噪音过后，警告个什么，通知个什么。国庆节那天，广播讲话毕，狱方通知学习。讨论题是：一、为什么说中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二、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三、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但通知后，没有具体安排。此事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两个月后一天晚上，管教来锁二门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学习材料，和一个记录本，叫学习讨论，讨论题和上次的一样。说每个人必须发言，发言必须记录，记录必须上缴。材料是复印的，从版式看，来自《人民日报》。题目叫《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署名卢之超。翌日早上，典狱长在麦克风里训话，要我们这些社会渣滓人民敌人加强政治学习。说这次要反复学习十天。

学习形式不用教：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讨论。四十年来，里外都是如此。一想到十天动弹不得，我就发愁。但两天后，麦克风又响了：叫打扫卫生，蛛网要清除，地面要冲洗，青苔要剥刮净。打扫后管教们来检查，说牙刷牙膏碗筷面盆都要放整齐。晚上来锁门时，叫我们明天起来，一切要保持原样。次日来开门时，叫把被子折叠整齐。吃过早饭又来看，告知马上有首长来视察，叫我们坐端正，学习文件要拿在手上，边念边听边看。

我们照办了几遍，还没人来，就坐着等，突然间一个管教从空中走廊匆匆跑来，朝下面急促地说，来了来了，快！于是刘钧拿起学习材料念起来；我们捧起学习材料听起来。几个穿黄呢子警服的老头子，后面跟着一大群，缓缓从上面走过。过完了，放下材料，瘦子两臂高举伸了个懒腰：说：啊啊啊！胖子说，轻声点儿，还没走远哩。

十九、学武术

我们监房里，有一本字典，刘钧的。我没事拿来翻翻，很有益。

平生爱看书。不是求学，只图快乐。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杂七杂八。日积月累，居然有了一点儿知识，一点儿想法。写下来，也就有了一点儿文章。文章里有些字，我会用不会念。常借其半边或者三分之一读音，如“愎”念“复”，“矗”念“直”，方便实用。但我只要开口，就难免白字。生逢祸从口出之秋，平时三缄其口，得以遮丑。后来上了讲台，就只有尽量利用黑板了一一倒也顶事。

在时间太多的压力下，我把这本字典反复通读了几遍。这件在外面绝对不会做的事，确实弥补了不少自己的缺陷，多方面的缺陷。

儿时父亲教习书法，识甲骨，辨钟鼎，认狂草，我都怕怕。后来上美术院校，只教西洋画，这条线就断了。这次读字典，把所有文字的偏旁、部首分类归纳，找出其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等古今通假转变的法则，再联系儿时所摹碑帖，所读书论、知撰者每属通人，体制每兼众有，点划其来有自，豁然贯通。知学书必至此，方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免作寻章摘句老雕虫。故态复萌，又有了写字的兴趣。

请同监帮忙，让送饭的弄来一支旧毛笔。洗净了，蘸着清水，在墙上苔痕不到处，写起吴昌硕半临半创的石鼓文来。任性而为，未终篇变成了狂草，怀素的那种（见《画事琐记》）。狂不几天，毛笔秃光，恨恨而止。但我因此发现，可以用用圆珠笔，在纸上写狂草，以记事。同伴警察都不识，以为我是练书法，我因此得以，积累了一点儿《铁窗百日》。

刘钧提出，要向我学习书法。此人与我，平时相处得不坏。但从他的铁哥们王超对我的态度，我知道他恨我。这也难怪，他一直自称学生须袖。我来自学校，了解学运，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他不是了。我没说我知道，但他知道我知道，也知道人家都知道了，后来才说了真话。尽管无心，总是伤害，他有理由恨我。我劝他别学书法，学了没用。毛笔又不方便。何况文字改革以后，从左到右横排的简体宇，已经不适宜用毛笔书写了。我说的是好话。

他说，你现在用圆珠笔，不是照样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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